赵刚︱西方的毕昇：活字印刷术来自他重返上流社会的雄心

众所周知，毕昇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近百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印刷史乃至中国文化科技史的重要一章。不过，毕昇虽然是热门题目，提及者和讨论者都甚多，但是，就浅见所及，有些基本问题似乎常常为人忽略。例如，他的发明为何没有对当时的印刷业产生影响？他和后世类似的发明（木活字、铜活字）为何在中国始终时出时缀，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增长的产业？讨论这些问题比起阐发毕昇发明的伟大意义，显然是不甚过瘾。不过，它们毕竟是中国印刷发展历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章。

最近，笔者有机会看到美国历史学者约翰·曼（John Man）的《古腾堡：一个人如何用文字重造世界》（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MJF books, 2002）对西方一个毕昇式人物的研究，以为他的研究对我们讨论上述问题不无启发，特以曼书的有关成果为基础 （本文有关古腾堡的论述，都本自曼书），草此小文，求教于方家。

我们对中国的毕昇自然是如数家珍，但是，未必有多少人注意到西方也有位毕昇式的人物——古腾堡。古腾堡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祖师爷，出生于今天德国敏茨城一个富裕但日渐败落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发明是在十五世纪中叶，当然要比中国的毕昇晚数百年。他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对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不过，他的发明生涯以悲剧告终。他雄心勃勃，试图通过新的发明出人头地。让人扼腕的是，他呕心沥血的发明，最终没有带来他渴求的财富和地位，反而使他债台高筑，被迫用自己的发明抵债。十五世纪下半叶，当整个欧洲都在为他发明而激动时，他本人却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幸运的是，在他去世前，人们逐步认识到他的发明的价值。敏茨——他家乡的市政府因感念他的伟大发明而发给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使他得以安度晚年。

古腾堡和毕昇有一点非常相似，都是籍籍无名之士。毕昇如果没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一段记载，其发明恐怕早已为历史淹没。古腾堡及其发明，虽然一问世就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但他本人甚少为同时代人所注意。时至今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年。现在古腾堡的生年，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末才忽然注意到古腾堡及其文化贡献的人为纪念他方便而根据他生平建构出来（说杜撰也未尝不可）的（详参曼28页）。在此之前，不少学者甚至指责他的活字印刷术实际上是剽窃他人，真正的发明者是一位荷兰犹太裔工匠。这个错误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纠正过来，曼在他的书中对此也有所分析驳正。十九世纪以后，古腾堡发明的价值才逐步为西方学者所注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对外行来说过于专门、艰深，让人望而生畏，反倒成为人们，特别是没有知识背景的读者了解那位西方“毕昇”的障碍。

不过，这个障碍随着约翰·曼的古腾堡传记的问世几乎消失。曼精通科学史，又长于德国研究，还是西方语言历史研究的专家。他在完成这本篇幅不大的传记之前，写过一部有关西方字母起源的著作。有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学术背景、准备和积累，他的古腾堡研究自然能举重若轻，用明快清畅的语言，把一个很易于成文晦涩的题目写得有声有色，让任何一位没有欧洲史或科学史背景的读者都能和他一道，重返生机勃勃而又动荡不安的十五世纪中欧，回溯古腾堡和他灿烂而坎坷的发明历程。

这本古腾堡传记篇幅不过三百页，字数不到十万字，曼仍然下了十足的史料功夫。他在书中不仅细心入微地考证古腾堡家族的来龙去脉，古家在敏茨的政治社会地位，甚至连古家的房产来历、位置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非常钦佩古腾堡的发明天才和组织能力。他认为，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以及他以此出版的第一部活字版的圣经，就其技术水准、版面设计、字形编排等方面而言，远超出活字印刷术在初始阶段应有的水平，是需要高度有效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杰作，没有杰出的组织才能，没有非凡的技术天赋和直觉，没有对完美质量的痴迷和执着，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曼并没有像诸多发明家传记作家那样，把自己的传主塑造成一位伟光正、高大全的科学圣人。相反，他把古腾堡当作一位有天赋的普通人来写。在他看来，古腾堡天才横溢的发明来自他那颗不甘心于下层，试图靠发明重返上流社会的雄心。这种雄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五世纪上半叶敏茨经济形势和他家庭变故的产物。

如前所述，古腾堡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敏茨市政府领到一份年俸。除此之外，他的名下没有其他收入，他也没有可承继的财产，而且，他母亲是一个小店主，这个身份意味着年轻的古腾堡失去了晋升为敏茨市上层贵族的资格，自然也无法指靠贵族身份和特权来安排自己的未来。到了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敏茨市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市政府几近破产。这时的古腾堡刚完成大学学业，他满腹学问，但两手空空，已经无法在这个城市安安稳稳地生活下来。他无可奈何，只能选择离开，到不远的斯特拉斯堡寻求新的赚钱机会。

按照曼的研究，古腾堡在新地方不仅站住了脚，还积攒了一笔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制造镜子的作坊。他所经营的这个作坊为他日后的印刷发明提供了急需的启动资金，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易言之，古腾堡后来的发明固然伟大，但当初的动机不过是青春年少试图改变命运、放手一搏的激情。当然，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更多的细节。

古腾堡印刷术的关键之一是金属活字的制造。按照曼的研究，金属活字制造在十五世纪欧洲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工作。别的不说，仅是在一个个切面非常小的铅合金块上刻上各种类型的字母，彼此还得大小厚薄一致，没有高超娴熟的技术是无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掌握的。

古腾堡是如何发明这项技术呢？在曼看来，他家的职业传统——铸币业为他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货币的铸造在十五世纪仍然是手工进行的。据现代专家的解释，就是在几毫米方寸的坚硬的金属板上“像在冰冻的黄油上一样雕刻各种纹饰、字母”。按照曼的说法，铸造货币时的纹饰雕刻，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中国人在米粒上面微雕。古腾堡的家乡敏茨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蒙德手里获取了制造帝国货币的特权。铸币业因而成为该市的一个产业。古腾堡的父亲和叔父都是铸币业的同人，他的同学中也有喜好铸币业的。他对货币铸造的过程从青少年时代就已经非常熟悉。铸币和活字制造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一块几毫米大小的金属板上镂刻文字。因此，古腾堡既然熟悉铸币技术，触类旁通，发明金属活字制造方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了资金和技术，古腾堡要想扩大生意，就需要有销售对路的书籍。许多近代早期欧洲的著作，一谈到思想文化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这种说法自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不过，它们也夸大了新思潮在当日初兴时的影响。这些新思潮在后世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实在是一个谜。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固然是改变人类世界观的革命性理论，但据今人的研究，这部书初印本不过一百五六十册而已，可见读者之少、市场之小。因此，古腾堡的印刷术虽然是技术史上的伟大变革，他用以印制的书籍却非常传统：圣经。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按照曼的说法，文化和精神纽带仍然是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每一个教士、每一所寺院都需要圣经。但当时的圣经都是手抄本，在手抄过程中，书手的知识水平和理解程度的差异容易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错误，造成不应有的误读，最终影响基督教内在的凝聚力。这些问题随着印刷本圣经的出现会大幅度减少。神职人员自然欢迎印刷本圣经的出版。而且，神职人员是古腾堡时代欧洲最有文化同时又最富裕的社会阶层，也为圣经这样的书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古腾堡试图以出版圣经为切入点壮大他的印刷生意，确实是有商业眼光的选择。

不过，圣经的出版既造就了他在印刷史上的显赫地位，又毁灭了他的印刷事业。根据曼的研究，古腾堡在出版圣经前，还出版过别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无论在规模还是成本上，都无法和圣经相比。印刷本圣经多达一千余页，它的出版自然需要在资金、人力、物力上投入更多，而这些是古腾堡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他不得不向敏茨的富商福斯特借贷。福斯特在古腾堡回敏茨开印刷厂时，已经投入一笔巨款。但是三年过后，福斯特发现他并未收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古腾堡要求更多的贷款和投入。福斯特虽有些不满，但担心前功尽弃，还是提供了新的贷款。古利用这些资金在1455年完成了圣经的印制。按曼的估算，这部书如果全部顺利售出，古腾堡可以从中得到两千古尔丹的利润。但是，精明的福斯特先下手了。他到法院起诉古腾堡，要求他立即偿还所欠的全部贷款。古腾堡拿不出这笔钱，法院下令用古工厂的产品、技术等抵债。古把一生的精力投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圣经的出版，最后却被迫从自己工厂净身出户。他接受判决，再也未从这次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不过，他仍然参与了此后一些书籍的出版。他在印刷业上的贡献至少为自己的家乡敏茨所理解。1465年，家乡给他一笔丰厚的、无需纳税的退休金，其中包括一千公斤小麦和一千公升葡萄酒，数量之大，足供一个家庭之需。三年后的1468年，他去世了。

曼在讨论古腾堡时，并没有忘记古的东亚同行，并就东亚为何没有产生类似的发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汉字数量庞大，活字造字成本高昂，西方文字就几十个字母，造字成本低廉。应该说，曼的问题和他给出的答案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没有商榷的空间。俄语也只有几十个字母，但是，有研究指出，雕版印刷在俄国一直沿续到十八世纪。汉字数量几近庞大，但是，在近代印刷术传入后，印刷成本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高昂，影响国人的接受。另一方面，在古腾堡之前，东亚虽然制造出铜活字，但是它们确实没有广泛流行，取代雕版印刷。在清朝雍正年间，清廷也制造出一套铜活字刊印《古今图书集成》，但该书出版之后，这套铜活字就为人冷落，后据说为乾隆下令制成铜钱贡献清朝的金融事业。不过，乾隆的决定其实已经道出金属活字在东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金属的缺乏。

在东亚印刷史上，金属活字的大规模制造和使用，除个别案例外（如明代无锡华燧）主要是由国家主持的。根源就是中国的铜铅等金属资源有限，这有限的资源，当时为国家垄断用于更重要的货币制造，自然不可能大量用于图书出版。而且，相对于金属为主的活字印刷的昂贵成本，以木材为主的雕版印刷无论就低廉的成本，还是方便的取材、便捷的修补，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自然是前者无法取代的。至于木活字和毕昇发明的泥活字，诚如许多研究所述，因材质限制，极易损耗，更是无法和雕版印刷竞争。毕昇的发明既然无法取代雕版印刷术，自然不为世人所重，不管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如何超前，它落寞的命运也是无可避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