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歌剧院乐团能靠临时工吗？

最近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看《纳布科》重演版，幕间休息时我的同伴问：“为什么伦敦就不能这样？”他指的是：演出没有能吸引报纸头条的大牌，没有大惊小怪，没有媒体包围，只有扎扎实实的精彩演出。而这样的演出是维也纳的常规。

我对同伴说，听，听那第一个音。开头的和弦如晨雾在夏日的湖畔上方升起，浸染万物，色彩柔和，令人无法自拔。每一场演出的这头一个音都定下基调，仿佛在向我们保证，无论发生什么，卓越的演奏永远是头等大事。乐团是歌剧院的质量坚兵。

不用管谁在指挥，不用管一场重演的短暂排练是否有三分之一的乐手缺席，不用管一两个歌手是否不在状态，这支乐团会将歌剧安全地带向落幕时刻。在掌声未息时，乐手们会站起身，跟邻座握手，然后赶最后一班车回家，知道明早九点至少半数还是要来排练。

150人的大乐队，每晚上场的乐手可能都不一样，但其音色始终如一。一个糟糕的指挥可能会搞乱速度，但无法影响音色。当三分之二的歌剧院乐手作为维也纳爱乐乐团巡演日本的日子里（维也纳爱乐乐团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共生关系——译注），剩下的乐手会与各声部首席的徒弟同台演出，徒弟们都盼着有朝一日能坐上首席的位子，尤其卖力，坐在观众席的你根本听不出与平日有何不同。相比大牌歌星或导演，一个世界级歌剧院的基石是乐队和合唱队，而这正是伦敦一直没想明白的地方。

英国歌剧院管理的第一条法则是：削减薪水开支。最近几年，皇家歌剧院乐团的乐手数量已经被减到了维也纳的一半，接着乐评人注意到了音质滑坡，歌剧院被迫进行了调整。现在官网上有名有姓的乐手是一百位，用不着人力资源专业知识你也知道这根本不足以覆盖正常的缺席——休假、病假、产假和学术假。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靠的是临时工。随便哪天下午下班时分你去皇家歌剧院的乐手出入口溜达一圈，就会看到临时工乐手进进出出，拿着伦敦最高的排练费，但对歌剧院毫无忠诚。反过来说也一样，皇家歌剧院依赖临时工的言外之意是：它并不以为乐团是核心。

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态度就更差了。在上一任管理层，歌剧院乐团被减到了室内乐的规模，只有五十人左右。现在回到了七十人，但要演瓦格纳或大部分现代歌剧都不够。于是英国国家歌剧院只能去雇皇家歌剧院看不上的临时工。

结果一听便知。皇家歌剧院或国家歌剧院的乐团偶尔也能超常发挥，但常常去就会听到各种音不准节奏不稳的小毛病。当人们开始听到大毛病时，走进剧场必带的“暂停怀疑”便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他们对本应得到的世界级歌剧演出的确信。

这并不是莫测高深之事。詹姆斯·列文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当了41年音乐总监，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打造了一支常任的、自豪的、高薪的乐团，乐手们为观众演出时拿出的是同行比试的全力以赴。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有附属的音乐学院培养下一代乐手，其音乐总监里卡多·夏伊在带团巡演时自豪地称之为“斯卡拉爱乐”。那种团队精神、那种昂扬自信是给歌剧院带来持之以恒的高水准演出的动力。

伦敦拒绝去理解这一原则，不光是因为预算的压力。其根源是阶级问题。在维也纳，一个爱乐乐团的成员有社会地位。声部首席或是乐队首席在咖啡馆得到的礼遇近乎盲从。人满为患的Sacher’s咖啡馆总会为一个爱乐乐手找到座位（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奥地利共和国要求维也纳爱乐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出。乐团是国家的顶级资源。

伦敦的歌剧院在银行家和大老板手里，加上一些有地的贵族后裔作为点缀。这些董事认为乐团和合唱团就是提供服务的合同工，想炒就炒。要说乐队池里的乐手比歌剧明星更重要，这在看重奖金文化的伦敦简直是痴人说梦。没有尊重，信心自然沉底。乐手不会全力以赴，这就是为什么伦敦比不上维也纳。

这并不是说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一切都像Sachertorte（Sacher’s咖啡馆里的招牌巧克力蛋糕——译注）那样甜蜜完美。文化部长Thomas Drozda决定插手国家歌剧院的管理事务。Drozda之前是城堡剧院的高管，他告诉国家歌剧院的头Dominique Meyer2020年下台，换上索尼唱片的老板Bogdan Roscic，此人并无歌剧演出的经验。Meyer是个亲切的法国阿尔萨斯人，在过去十年里致力于推动维也纳爱乐的性别平等，并有98.7%票房销售的优异成绩。Roscic则极为好斗，已经摆出要缩减常演曲目的架势，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裁人。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其前途披上了多瑙河那打漩的泥泞的真实颜色。爱乐乐团相信他们最终能够克服困难保持辉煌。我们只能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