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大选背后的文化认同危机

3月15日， 荷兰迎来了投票日。欧洲大选年的“第一枪”已经打响，人们希望此次大选结果能够帮助预测极右势力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走向。自由党（PVV）领导人，也是该党的唯一一名党员维尔德斯因其反穆斯林言论被各大媒体誉为“荷兰特朗普”。荷兰首相、中右派自民党（VVD）领导人吕特为争取选票也向极右势力靠拢。他在公开信中对难民说：“要么乖，要么滚”，一系列排他的言论让人们觉得摸不着头脑，宣扬开放、自由的荷兰在大选期间好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在“荷兰特朗普”的问题上，笔者采访了当地的几位选民，他们表示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类比，其他人则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维尔德斯和特朗普的行为很像，他们都喜欢把话说得很脏。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只有在穆斯林的议题上他们观点一致。”极右翼的夸张言论实际上打开了从九十年代以来就被禁止讨论的话题，种族问题是其中之一。“需要有人出来说说话，只要他不当首相就行。”尽管维尔德斯和他的右翼言论有着极高的曝光率，在荷兰小镇莱顿，我们看到选民真正关注的往往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些议题被媒体忽视，却非常重要。

环保、教育以及大选中的文化认同

3月15日早晨10点，我们跟随荷兰莱顿大学文学研究专业硕士Laura Op De Beke来到她所在的投票点。Laura问笔者刚才的采访情况，笔者告诉她大部分人都还算热情，也有少数人表示要保密。“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她说，“如果你觉得说出你支持的党派都很尴尬，那么你就不该选它。为什么对自己的选择没自信？”这是Laura第四次参与投票，之前的三次，一次在荷兰，一次在比利时，一次在英国。“在国外也可以投票，但你要主动申请。我父母住在比利时，他们在上周寄出了选票。”

Laura今年把票投给了绿色左翼（Groen Links）。这个党派将绿色政治与左翼理想相结合，主要议题包括保护生态和动物，强调自由平等。作为一名素食主义者，Laura说她在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犹豫。GL的原则和她的身份、信念是契合的，为这个政党投票就像是认同自己。在如今的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素食主义的理念，掌控环保话语权的党派也会因此越来越受欢迎。

荷兰大选将全国统一为一个大选区，没有特别代表某一选区利益的议员为该选区的人民说话，但这并不影响选举资源的投放。在莱顿，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四处可见“民主66”（D66）的宣传广告。D66成立于1966年，政策较为开放、激进，一贯主张公投、同性婚姻和安乐死。在教育方面，D66主张政府加大教育支出，提高教育体制管理者的竞争力。在莱顿民俗志博物馆(Museum Volkenkunde)门前，我们采访到一位支持D66的选民，他说：“D66的议题中，我最关注的是教育，因为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

D66对于教育的关注可以说和莱顿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非常契合。据说在1574年，威廉王子为表彰莱顿市民在反抗西班牙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给了莱顿人民两个选择：免税，或是建立一所大学。莱顿人民认为税收政策可能随时取消，但大学却能够绵延百年，因此才有了莱顿大学。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教育仍是这个城市市民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这次选举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追问“后真相”：自由的荷兰将何去何从

在投票日前一天，占总选民人数百分之三十的未决定选民众仍在观望。由于议会准入门槛低，荷兰的小党派如同雨后春笋般在这个多雨的国度纷纷涌出。代表动物利益的动物党，反对过度知识产权的海盗党，捍卫老人利益的长老党，可以说反映出了荷兰民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面对着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少荷兰选民们也开始向网络上的政治坐标测试求助，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个理性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自由党PVV只有一页纸的党章成为一个噱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讨好着习惯于碎片阅读的读者和具有选择恐惧症的选民。

在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政治浪潮中，“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语成了各大媒体的掌中宝。牛津词典将其选为代表2016这一整年的年度热词(word of the year)。“后真相”的意思是在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言论鼓吹之下，事实和证据的作用越来越弱，真相退到后台，成为次要的概念。此次荷兰大选可以说是“后真相政治”的亲儿子，从英美两国“继承”了反穆斯林和脱离欧洲一体化两大特色。如果说“后真相政治”传达出了一种捉摸不透的恐惧，那么消除恐惧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追问它的意义。

“后真相”这一意思的最初使用是在1992年，塞尔维亚裔美国作家Steve Tesich在国家民族政坛杂志（The Nation）上发表文章《一个说谎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ies）。在这篇文章中，“后真相”与“政治”连缀起来,成为对政府失信的描述。然而，Tesich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是控诉从水门事件到海湾战争的美国政府，更是警醒纵容政客撒谎的美国人民。在他对美国人民的批判中，很容易看到反抗极权主义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影子。这位犹太裔的女哲学家（尽管她本人会反对这样的标签）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告诉人们，不反抗就等于犯罪。

如今，“后真相”在西方媒体的笔下不仅是当下政治形势的代名词，更是对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描摹。2004年，美国作家Ralph Keyes出版了《后真相时代》一书。在他看来，失信不是政客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撒谎，并且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撒谎，但我们不愿意承认撒谎。我们说这不是谎言，这是“诗意的真实”（poetic truth），是扩张的现实（augmented reality）。我们说这不是谎言，是基于事实的信息（fact-based information），是创新的夸大（creative enhancement）。

总结起来，所谓“后真相”的时代问题就是信任危机和理性危机的同谋。在此次荷兰大选中，对于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想象似乎已经过时。投票前未决定选民的踟蹰，既是谨慎行使投票权的表现，也是认同危机的反映。向来以自由、包容、开放闻名的荷兰人，在欧洲一体化和难民等问题上的退却与迟疑，是不是“多元文化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声音？曾经那个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软毒品合法化的荷兰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聚集着世界各国游客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将以这“自由的红灯”作为警示。这是一场大选，但这也许不仅关乎政治。但愿在大选的风波退去之后，莱顿人民不会忘记四百年前那个要大学不要免税的选择。找回教育，找回文化，找回身份认同。

今天的我们已经从“后真相政治”滑向了“后真相时代”了吗？在这场信任危机、理性危机之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怎样相信他人，更重要的或许是，怎样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