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六龙图》超三亿元在纽约成交，晚清时流散海外

纽约当地时间3月15日晚七点，纽约笼罩在暴风雪肆虐之中，备受瞩目的“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在佳士得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总部开槌。31件拍品均来自日本藤田美术馆，此前曾备受关注的乾隆《石渠宝笈》著录古画陈容《六龙图》以4350万美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落槌，加佣金4896.75万美元（约合3.38亿人民币）。佳士得方面未透露电话竞拍藏家身份。

出自宋代画家陈容（活跃于十三世纪）之手的《六龙图》是最惹人瞩目的拍品之一。包巾内上题记：陈容六龙图真迹上等。本件拍品估价 USD 1,200,000-1,800,000，以100万美元起拍，直接被加到1000万美元，竞争最终在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的电话委托和场内一位男士中展开，在长达16分钟多激烈争夺后，最终以4350 万美元（约合3亿人民币）落槌，加佣金4896.75万美元（约合3.38亿人民币）。

藤田美术馆珍藏中包括多幅宋元时期的重要书画，其中有六幅精美手卷，据卷上的藏家钤印和仔细记下中国皇室珍藏的殿堂级目录——《石渠宝笈》的纪录，证明手卷原属乾隆皇帝(1711-1799)所有。

据悉，此六件《石渠宝笈》著录的精美古画总成交合计约人民币8.54亿元（含佣金）。其中，陈容《六龙图》成交价4896.75万美元，赵令穰《鹅群图》成交价2712.75万美元，（传）李公麟《便桥会盟图》成交价1760.75万美元，韩干《马性图》成交价1704.75万美元，王冕《雪梅图》成交价864.75万美元，赵孟頫《洗马图》成交价450.35万美元，共计约1.23亿美元，合人民币约8.54亿元。

“宗器宝绘——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总成交额达2.62亿美元（约合18.16亿人民币），价格成交率为94%，2件拍品流拍。

另据artnet新闻报道：英国传奇中国古董商埃斯卡纳齐、日本龙泉堂社长茧山顺吉、古道美术宋涛、台湾藏家曹兴诚、香港藏家张宗宪、山西藏家赵心、龙美术馆馆长王薇等均现身拍场。官方虽未透露电话竞拍的藏家，但据可靠消息，29件拍品大部分悉数回归国内。

［延伸阅读］

藤田美术馆藏《石渠宝笈》古画六卷 皇室鉴藏书画几经聚散又将何去何从？

文／张子宁

中国皇室鉴藏书画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晚也可追溯到西元四世纪的东晋内府珍藏。书画的聚散，历来在改朝换代之际，沦丧销毁令人希嘘；然而天下承平既久，物又聚于所好蔚为大观。如此不断轮替千馀年之久，至清乾隆时期有《石渠宝笈》之编纂，皇室书画鉴藏遂达于巅峰！再逾百馀年，辛亥革命成功，年底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久居天津，出生于醇王府的末代皇帝溥仪年仅六岁。次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小恭亲王溥伟为助溥仪复辟筹集军饷，将除书画以外的大多数古玩器物于三月间卖给了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这位创立山中商会的古董商，又于次年1913在纽约举行恭王府文物拍卖会，其图录共收文物536件；同年3月5至6日在伦敦举行的恭王府文物拍卖图录则共收211件，目录首页下还特别注明“来自北京道光皇帝后代的恭亲王溥伟” 。

1915年2月22日，醇王府管事张彬舫（即大管事张文治）将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续篇传为唐、宋、元的六卷古画卖与山中商会，并立字据（见附图）。山中商会的总部设在大坂，不知何时，又将此六卷古画卖与大坂的藤田家族。藤田美术馆的收藏始于藤田传三郎（1841-1912），他过世后藏品传给两国儿子，财团法人藤田美术馆于1951年设立，1954年正式开馆。出版于1983年的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第三卷日本篇I 博物馆，收录藤田美术馆唐、五代、宋、元、明、清画36件 (JM 14)，其中即包括这六卷中的韩干、赵令穰、陈容三卷；1998年出版的《日本所在中国绘画目录》续编，则又收入传为李公麟的《九歌图》一卷（编号513）。有趣的是，醇王府卖与山中商会的六卷古画中，赵令穰、王冕、陈容、李公麟四卷均钤有“恭亲王印” ，但这方印和常见的皇六子奕訢所用的不同，或为小恭亲王溥伟之印？恭亲王府所藏书画不乏名品，如晋陆机《平复帖》、唐韩干《照夜白》等。醇王府卖出的这六卷中，赵令穰卷尾的“恭亲王印”之上还有一方“御赐”印，部分或得自慈喜太后所赏赐。

醇王府所卖与山中商会的六卷古画，在乾隆时期都贮存于御书房。六卷中除陈容《六龙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1793成书）外，其馀五卷均著录于初编（1745成书）；又六卷中除传为赵孟頫的《洗马图》卷在《石渠宝笈》著录中列为“次等“外，另五卷均为“上等” （陈容《六龙图》卷包巾内侧有“真迹上等”字样）。传为唐韩干《马性图》与李公麟《便桥会盟》两卷，在《石渠宝笈》初编成书后，乾隆续加题咏辨订，故其文字不见于初编著录。藤田美术馆旧藏的六卷中，四卷有乾隆题识，纪年最早的是传为赵孟頫的《洗马图》卷，乾隆题于1735尚为太子时；最晚的是李公麟《便桥会盟》，题于1786年，其间跨度超过半世纪。六卷上有乾隆的诸多钤印，其中最早的有其为太子时用的“宝亲王宝”（《洗马图》卷），以至其退位后所用的“太上皇帝” （《便桥会盟图》卷）等印。

传为唐韩干《马性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为五代后梁赵岩《调马图》卷，两马的姿态类似，值得作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李公麟《便桥会盟》后段（乾隆题识以后）与北京故宫所藏元陈及之的《便桥会盟》构图雷同，但前段却多出将近400公分，约佔全图三分之一，描绘唐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在长安近郊的便桥与突厥结盟的历史故事，对研究此一题材的更完整构图极具价值。 传世南宋陈容墨龙图有款印者，书法风格都不同，如：波士顿美术馆藏《九龙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墨龙图》轴，而来自藤田美术馆的《六龙图》卷其后题识则又是另一种书风，也是值得探讨的。

因此，藤田美术馆旧藏石渠宝笈著录的六卷古画，无论是对中国绘画史或乾隆鉴藏史的研究，都是一组难得的珍稀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