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马克思低估了自己的拖延症

从《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初次发表，至今已是150周年。这150年来围绕着马克思思想充斥着无数的讨论，无数条入路却揭示了一个基本现状，若试图绕开马克思则很难有好的哲学。

“马克思过时了吗？”如果寻找的是文本具体细节与现实间的切合关系，那么这并非哲学的提问方式，否则大抵阅读所有经典都是没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看法、康德关于人类认识先天条件的论述无一幸免，但只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强加的批判，必定少了“同情的理解”。问题在于，今日之人要想真正理解自己生活，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思想史中的概念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失去了它们，我们无法表述这个现代世界。

《资本论》

马克思对于今日的影响几乎出现在一切的领域。如在地理学领域，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重新挖掘马克思思想中的“空间”维度，将资本主义与城市研究结合起来；又比如在社会学领域，极富盛名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特别注重梳理三大古典社会学资源（涂尔干的实证主义、韦伯的解释的社会学、马克思的激进传统），从而提出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又如在政治学领域，拉克劳、墨菲（Laclau and Mouffe）依凭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一套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理论领域中雷蒙·威廉斯、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等深入探究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还有时下热门的奈格里和哈特（Negri and Hardt）可谓“为二十一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探讨人们如何组织群众超越全球化情况下的“帝国”，开辟全新的共同体生活等等；更不用说，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大红大紫的齐泽克（Žižek）了。

凡此种种，如果真的想要走入马克思，就必须走入到他艰难晦涩的原本中，走入到他活生生的思想史中，走入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低估了自己的拖延症

《资本论》的诞生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大英图书馆中苦思冥想、精心酝酿、静水流深，然后才最终诞生。的确，马克思确实在图书馆中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经济学，但那是在1850年~1851年期间，距离《资本论》的出版隔了15年左右。他的“敌人”包括时代本身、自己的拖延症、贫困、疾病等无数因素。

这一年间他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生活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1月研究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阿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都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

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大段大段摘录了约八十位作者的著作，并且在4月就预言自己花五个星期就能完成这部“经济学”的巨著。所有的朋友都欢欣雀跃，比如拉萨尔说：“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但他大概低估了自己的“拖延症”。7月份时他收到了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立即展现出自己好斗的本性，转移精力展开批判，写着写着就不得不放弃“经济学”的写作。

同时，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反动的年代，左翼激进主义不合时宜。到了1852年路易波拿巴复辟，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马克思将大量的精力又投入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写作当中，极力批判抬头的反动势力，和这一场笑剧展开搏斗。随后的几年中，他迫于生计为《新莱茵报》、《人民报》、《自由新闻》撰写了约100篇文章，很难再去问津《资本论》的问题。

1882年的马克思

进入1860年代后，马克思又与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对立起来——俾斯麦。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就清晰地意识到了当今普鲁士制度的落后，以致他宣称只有“德国哲学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1862年俾斯麦以“铁血宰相”的称号上台，并且打算借助工人阶级来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果，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马克思又收到了对方邀请，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这一事件自然遭到了马恩二人一致的讥笑。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付梓后，从汉堡回伦敦的船上碰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士，并在书信中记载了这一奇遇。他出于礼节带领对方去伦敦的火车站，却发现距离发车时间尚早。“我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这样我算到了没，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淇淋，等等。原来她叫做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当她知道自己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那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

写作《资本论》前后大抵是马克思生活最窘迫的时光

马克思与燕妮的婚姻是他生活的中心。从1843年在克罗伊茨那赫结婚那天起，到1881年燕妮去世，这个中心始终没有变。和所有老夫老妻一样，这两人也有争吵不合的时候，正如燕妮写道：“这是每一桩婚姻中的虫子。”争吵大部分都集中在钱上，有时甚至让马克思感到后悔。“对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婚姻，以及用这种方式背叛自己所转投悲哀琐碎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更愚蠢的事了。”

1856年燕妮回特里尔的娘家时，卡尔写了一封极其动人的书信：“大学的学习以及现代知识的自我教化，让我们被许多不同的观点包围，还有猜疑让我们变得渺小软弱又犹豫抱怨，通过猜疑我们必然会注意到所有主观与客观的印象的问题。但是爱，不是费尔巴哈那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爱，不是摩莱肖特的代谢理论的爱，不是无产阶级的爱，而是被爱之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让这个男人再次成为男人。”他拒绝用理论来概括这种爱，是与燕妮的结合使他果决坚毅，这种爱必须远离一切的政治行动、学术评价与阶级斗争。

在写作《资本论》的前后大抵是马克思生活最窘迫的时光。他自述其家庭状况1860~1863年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悲惨生活的深渊”，三年之中不过做了关于他“经济学”历史部分的研究。1860年妻子燕妮帮助他誊写《福格特先生》的手稿后立即病倒，经确证患上了天花，这可是重大打击。此时，本来狭小的家中已不适合三个孩子居住。而马克思除了照顾妻子外还要通过写作新闻稿赚钱。在这艰难时期，唯一能使他心静平和的方法是研究微积分。1862年是马克思运气的最低点，他为了躲避债权人不得不装作还没有从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回来。到秋天马克思甚至考虑到铁路部门找工作，却因为面试中吓人的书法被拒绝了。

马克思和三个女儿以及恩格斯的合影

他作为温情的丈夫与负责的父亲，对于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关心可谓罕见，往往不顾现实的经济基础来满足女孩子们的要求。他一直觉得，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受苦倒也没什么，必须让自己的女儿过上好生活。这一时期马克思一家的慰藉只有恩格斯，他每年为马克思提供100英镑的援助，并在最困窘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手。而在1864年后，两桩遗产留给了马克思，从母亲那边大概继承了1000英镑以解燃眉之急。

可马克思和燕妮都从来没有学会过理财。手头稍微宽裕，一家人便搬迁到了莫丹那别墅1号，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养他们的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间，马克思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可以俯瞰公园，这间房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地方。

据马克思的女婿记载，里面的书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大小进行排列的，书角翘起，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字里行间到处作了画线——“它们是我的奴隶，”马克思说，“它们必须按照我的意愿为我效劳。”后来增添了两件崇拜者库格曼博士送给他的礼物，一件是奥特里科利的（Otricoli）的宙斯半身像，另一件是一幅挂毯，莱布尼茨曾在他的书房挂过。

新房很快耗尽了马克思的资产。他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宣布破产的想法，却想起女儿劳拉即将成婚，希望她可以显得体面而幸福，因而他竟用余款给女儿订购了香槟酒和体操课程。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痛苦地想起了母亲的话：“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

马克思对劳拉的男朋友拉法格也不无担心，后者是一个流亡中的法国激进学生。马克思很不愿让女儿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他便写信给拉法格：“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

马克思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家人。三女儿小燕妮为补贴家计，担任了附近门罗博士家的家庭教师，却在获得报酬时得到困难。一直拖了三年，直到他们意识到她竟是那个“为邪恶的公社运动辩护的爱挑起事端的领导人的女儿”。

《资本论》第一卷如何从手稿中诞生

《资本论》作为一部极其庞杂的批判巨著，光就手稿而言已是汗牛充栋。

第一个准备阶段已可追溯至1857~1858年间，正式将问题研究聚集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先撰写了《导言》，然后写了诸章节的草稿，这批草稿现在常被称作《大纲》（Grundrisse，来自于德文题目 Grundh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仅就列出的提纲来看，现行的《资本论》不过是基本内容的一小部分。该文本无论在思想上、风格上都有与1844年手稿的连续性（而非阿尔都塞所说“认识论断裂”），里面深深镶嵌着黑格尔的影响，甚至就里面草拟的经济学计划来看，可能直接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的语言表达。用拉萨尔的话说，“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的开头章节，几乎逐字再现了1844年手稿中的一些段落，关于人的需要、人作为类存在、个体作为社会存在、自然是人的身体、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类比。此外再加上《巴师夏和凯里》、《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等共同构成常说的《1857-58经济学手稿》。后来在800页之巨的基础上，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主要分析“商品”和“货币”。

继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后，马克思开始对“资本”的研究，并写作了一份对诸多笔记的索引。没想到，手稿的写作过程远远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他转而开始对价值理论史的梳理。相关手稿后来被考茨基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发行。

也正是同时马克思对原来的计划作出了改变，打算以《资本论》来代替六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小标题从属于“资本论”。如今的西方学界为了向资本论这一伟大的贡献致敬，往往不会用On Capital的英译来称呼，而是选用德文原文Das Kapital。

《资本论》第一卷

之所以这部著作的写作拖了十余年之久，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马克思好斗的本性转移了注意力。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他又陷入了犀利又刻薄的《福格特先生》的写作中，只得再三拖延。而1864年经济状况好不容易改善却又有新的障碍出现。他患上了痈（一种急性化脓性疾病），为了自我治疗，他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做了广泛的查阅，尝试服用不同寻常的药物，例如杂酚油、鸦片和砒剂，每天都冲冷水澡。他甚至给自己做手术，“今天......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的纪念品）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

终于，在黎明到来的最后破晓时分，马克思打算在诸多手稿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最好最清晰的版本，选取前面40%作为出版内容并大幅修订，用他自己的话说：“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照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故而在其中穿插了许多可读性极强历史叙述来扩充篇幅。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就此诞生，在汉堡出版。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又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大量修改，然后在1873年推出了德文第二版，两年后又推出了法文版。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重新整理、誊录文字，不得不从19世纪60年代的手稿中寻找文字，随后第二卷、第三卷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但从大的手稿角度看，第一卷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后撰写。

《资本论》不是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从未宣称这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毋宁说它是一本展现经济学内在缺陷的著作。马克思在文本中继续沿用了经济学的术语，但本质上却是以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揭示其内部的缺陷。他意识到经济学领域流行着两套常用的方法：（1）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预设他们模型的各种条件，并用这种模型来解释经验的发现。（2）经济学家使用较少数量的条件，制造出一个刻意简化的真实经济的模型，却没有把忽视的因素放回去。

马克思为此才必须确立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建立一种奠基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上的理论抽象。如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认为一件商品的价值是通过生产它所需的劳动量赋予的，即马克思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在于，这种劳动价值运用于自身时就不成立了——劳动如何既能被估计，又能成为价值的衡量办法。除非将商品价值和生产所需的劳动价值当作一回事儿。那么，资本家为了无止境的盈利只能支付劳动价值的工资来赚钱，势必引向对剩余价值的剥削。

马克思位于特里尔的出生地，现被改建为马克思纪念博物馆

因此，马克思真正探讨的并不是如何计算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而是深刻地去关怀身处在这样一种对抗性关系中的人们究竟承担着怎样深重的灾难。商品拜物教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拜金主义，而是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遮蔽”——使得社会权力施暴的地方不再能够辨识。直到今日，马克思对社会权力的思考仍然拥有无穷的理论魅力。

哲学史会证明他的地位。卢卡奇后来从中继承了“物化”理论将其视作一种遮蔽了历史本质的意识形态假象；随后还有本雅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视作具有灵晕（Aura）的意象，看看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具有“膜拜价值”的同时也不禁引人唤起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这里所说的就是商品本身……商品对一个经过陈列着精美昂贵物品的橱窗的穷汉子低语了些什么。”因此，它既是坏的意象，也是能够自我救赎的意象。再往后的发展中，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各种各样的思潮相互如何——后现代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弥赛亚主义等等，如鲍德里亚、齐泽克等人，都不外乎是从侧面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绝对尚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