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贝聿铭逝世：做卢浮宫项目时只是一名“景观设计师”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媒体5月16日报道，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的一生，正如他对建筑与生命的感悟一样：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于广州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10岁时，由于其父贝祖诒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主管的工作，贝聿铭随之搬至上海生活学习。

当时的上海开放程度极高，有着最新的建筑、最新的潮流，他隐约看到了未来的开始。捷克籍建筑师邬达克（Ladislav Hudek）设计的上海花园酒店是贝聿铭当时最喜欢的建筑之一，楼高24层，庄重豪华。外滩一幢幢西方建筑，以及越建越高的国际饭店，更是吸引了贝聿铭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

1935年，18岁的贝聿铭远赴重洋，他没有依照父亲期望的那样学习金融，而是就读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但他自认绘图技术不及同学，故转投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二战爆发，贝聿铭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后，出于对德国包豪斯学派先驱格罗皮乌斯（Groupius）的敬仰及对哈佛大学的兴趣，贝聿铭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成为格罗皮乌斯的研究生，因成绩优秀，未毕业就被聘为讲师。

1948年，贝聿铭接受美国著名地产商威廉·齐肯多夫的邀请成为设计师，将在象牙塔中的纯学术用于建筑。贝聿铭一生一共完成了至少170个项目的设计和50个总体规划的设计，所获奖项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包括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美国总统自由奖章等等。2017年3月，贝聿铭的“小女儿”——苏州博物馆举办了“贝聿铭文献展”，为贝聿铭的百岁寿诞开展了庆祝活动。

不论是1946年研究生时期的设计作业——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的博物馆，备受争议的卢浮宫扩建项目，“桃花源”日本美秀美术馆，还是21世纪完工的苏州博物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始终是他的作品主题，他认为“建筑是艺术和历史的融合”。

贝聿铭曾亲口透露，晚年主持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与赢得格罗皮乌斯认可的研究生作业“不无相似之处”。对于家中长子，父母总是期盼深厚。铭，含有雕刻之意，回望贝聿铭一生成就，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从起点到暮年，青春虽老，然其对建筑设计的追求始终如一，于建筑一业，贝聿铭百年一生堪称圆满。

1983年，66岁的贝聿铭被授予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团对这位善用光线、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大师的评价是：“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

2010年，93岁的贝聿铭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这是建筑业最有声望的奖项之一，是对一个建筑师一生工作的褒奖。

提名贝聿铭的评选委员会委员、英国建筑师戴维·阿德迦耶(DavidAdjaye) 表示，贝聿铭是他那样的年轻建筑师的榜样。他说：“在我开始研究建筑的时候，贝聿铭已经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作品举重若轻，风格鲜明，将复杂和矛盾的要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前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大卫在为《贝聿铭全集》作序时评价道：“先生深受儒学影响，文化底蕴融贯中西。其人身经历和‘艺术与历史相融合’的创作理念，使建筑作品浓缩着东方哲理、硕儒品性和特立独行的西方观念，不仅体现出古老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类为诗意栖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离开中国八十载，其中七十多年的建筑生涯大都在欧美，贝聿铭自己说他“应该是个西方建筑师”。他的建筑设计不曾刻意地中国化，但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他说：“我深爱中国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泉。”

贝聿铭是苏州望族之后，因上海离苏州不远，加之长孙的身份，祖父贝理泰坚持他要在夏天回苏州小住，了解家族事务。

贝氏在苏州的私家园林“狮子林”，1918年为贝聿铭的叔祖父、“颜料大王”贝润生所购得。贝理泰年长贝润生几岁，两人关系甚密，贝理泰非常善于理财，不仅将家族生意打理得红火，还参与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轫。

在苏州住了几个夏天之后，贝聿铭结识了大家族中的其他家庭成员，使他意识到深刻的家庭根源。狮子林以石著名，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留下贝聿铭和堂兄弟玩耍的身影。他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在那儿他逐渐感受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贝先生的建筑设计中，粗犷的结构造型浸润着水墨丹青，无论是开放的现代元素，还是含蓄的曲径亭榭，执着的艺术追求并不影响这位现代主义大师规划建筑的实用功能，借助简单几何图形的巧妙堆叠，他总能完成空间布局的融合与延展，用艺术诠释作品的灵魂，以功能承载建筑的平实。” 陈大卫称。

尽管人们试图从贝聿铭的建筑中找寻“贝氏风格”，但他对建筑设计的态度并不在于建立个人风格，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所谓流派。对他来说，因时、因地、因事而设计的分析方法是不变的，建筑设计成败的关键就是要深入了解建筑所在地的人文历史，但“时、地、事”三个重要因素则是一直变化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这可能也是贝聿铭从一个个重大项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一些有权有势的客户面前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原因。

英国《卫报》如是评价贝聿铭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贝聿铭长期以来建立了一个平和安静的职业形象。当然，他并非今日流行的那类建筑师，或许，他从来也不曾是这类建筑师。但是，从他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就开始建造充满力量的建筑，并不为迅速流逝的潮流所裹挟。这一点使他赢得了业主的欣赏与尊敬。他的最佳设计溶解了建筑的复杂功能而建立一种宁静的纪念碑式的简洁。”

“幸运地遇见了一些贵人”

与其他年轻建筑师从朋友亲戚的别墅扩建起步的际遇不同，贝聿铭甫一接触的就是大规模的都市设计。他在齐肯多夫的威奈公司做住宅项目的设计师。在那里，贝聿铭开始了解高端融资、城市规划、政府法规，以及商界的实用主义。

在贝聿铭早期工作中，包豪斯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 Rohe）是其非常欣赏的设计师。

密斯对于功能与美的认知是，美不一定是装饰，空间效果的协调、比例的均匀以及宁静，是更高级的美。密斯认为，建筑的功能应当是整合出一种新的秩序来帮助人类摆脱束缚的。他的秩序慢慢成了他的建筑哲学——less is more（少即是多）。

这导致他后来设计的摩天大楼无比简单，大多为干净的立方体。密斯偏爱的“幕墙”是用玻璃和金属覆盖结构骨架的，而以钢立柱作为支撑，建筑的总质量越轻，立柱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小，建筑也越发坚固。

轻盈的“外墙”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天际线的风景，也对贝聿铭颇有启发。贝聿铭觉得若可以将墙面直接变为外立面，就可以将“两步并做一步”了。

在美国纽约基普斯湾项目和后来的几个贫民窟重建项目中，贝聿铭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之后，贝聿铭日渐感到低成本住宅的局限性。在齐氏帝国开始动摇时，贝聿铭和一些年轻的同事决定自立门户。

不久，正逢美国科学院出台一个发展计划，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科研实验室，就是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NCAR）。NCAR选址在博尔德的落基山脉的一座平顶山上。大气研究中心虽然是个科研机构，可是极富远见的中心主任沃尔特·奥尔·罗伯茨决定，这座建筑既要充满艺术感，还要和四周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罗伯茨邀请了贝聿铭来做这个项目，他常充满激情地与贝聿铭谈论中心的科学使命，两人有时还在平顶山上，品着红酒彻夜长谈。

对于一个正寻求突破的建筑师来说，能在美丽的风景区建造项目，无疑是个很好的机会。但也正是因为这是一片未开发的风景区，让贝聿铭犯难了，“尺度很难把握”。相比于在11公顷左右的平顶山上建造宽大的低层建筑，贝聿铭选择创造大自然中的城市，几栋窄窄的5层塔楼松散排列。建筑内部分成不同“小区”，有单独的瞭望塔让科学家欣赏风景或进行思考。每一个地点之间由多条互相重叠的线路连接，其中有宽阔的通道、可谈话的凹角，也有美丽的景色。

从这些细微之处，不难看出苏州园林对贝聿铭留下了深刻影响。千回百转的小径，一个个精巧的小窗，不知不觉就把自然融入了整个建筑群。

NCAR于1967年竣工，在美国深具影响力，让贝聿铭的事务所此后项目不断，并保持盈利，也让他第一次将建筑视为一种艺术形式。此前，贝聿铭的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学习的是物理和数学，他认为建筑和工程是一回事，对艺术和历史并没有过多关注。

贝聿铭曾感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幸运地遇见了一些贵人，并得到他们及时的助力。

正是在NCAR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为贝聿铭带来了决定其职业生涯的重要项目。1963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他的母校哈佛大学亲自为他的总统图书馆选定了约0.8公顷的场地，包括建成一个档案馆、博物馆、教育中心以及办公室。不料，一个月后，肯尼迪遇刺身亡。

这一变故迅速推进了图书馆项目的进程。在确定了最终3名候选者并进行了拜访后，1964年12月13日，肯尼迪家族正式宣布由贝聿铭来负责肯尼迪纪念图书馆。消息一出，贝聿铭一夜之间名扬四海。

贝聿铭给肯尼迪遗孀杰奎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杰奎琳的顾问沃尔顿回忆说，“鉴于他已经完成的作品，贝聿铭是一个‘稳赚的赌注’……他并不是最时髦、最出名的建筑师……他完全依靠着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肯尼迪图书馆在当时是竞争最激烈的项目，贝聿铭的竞争对手都是当时的建筑界大师，包括密斯、路易斯·康等。

这一过程中，最为外人道的故事是贝聿铭特意将狭小工作室粉饰一新，依靠“圆滑”的社交和彬彬有礼的仪态赢得注重细节的杰奎琳的认可。一部分人更将贝聿铭的成功归功于此。

对于这一评论，贝聿铭承认这样的处事方式给他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自由”，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国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就是所谓的“待人接物”。在他祖父和父亲的世代，对儒家思想极为看重，他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待人处世的方法，它如同道德关系。

最终，由于剑桥当地社区成员的极力反对——担心图书馆会带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图书馆迫于压力选址于波士顿湾一处偏远的填埋区。到1979年图书馆竣工时，时间已过去十多年，困难重重的肯尼迪图书馆与贝聿铭最初的艺术构思已不尽相同。但这一项目还是将贝聿铭及其公司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也为他得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项目打下基石。

对北京香山饭店“失望来自情感”

没有公司总是一帆风顺的。由贝聿铭合伙人主要负责设计的美国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1966-1976年）的玻璃窗，因为制作的问题发生了碎落，被胶合板取代。媒体将这座大厦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要知道，刚落成的约翰汉考克大厦正是因为透明的玻璃窗在晴天时宛若透明的建筑，而得到美誉的。

这让事务所声誉遭受重创，经营几近崩溃。事务所只能靠一些小项目维生，其中包括美国乔特中学的一栋艺术楼。乔特中学项目的客户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收藏有众多名画及其他珍品的保罗·梅隆。和贝聿铭一样，保罗·梅隆也有一位身为著名银行家的父亲，并且他的父亲被三任美国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二人一见如故。

这段交情为贝聿铭引出了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项目（东馆）。这个项目正是由梅隆父亲所设基金和保罗·梅隆姐弟出资扩建的。黄金地段、资金充足、理念一致、时间充裕，都让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成为后现代建筑师的重要纪念碑。

保罗·梅隆曾经写道，“我这一生，赞助创作了很多艺术品，但杰出的艺术珍品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东馆。它雕塑般的墙体气势恢宏，比例和墙体角度新颖又精准细腻，好似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主角，矗立在舞台中心。”

贝聿铭对东馆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场地本身的形状，是他一次在回家的航班中突然想到的。当时他在一张草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使东馆的区域由一个等腰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构成。东馆的入口被设在等腰三角形底边，正对着原馆的侧门。这激活了原本未投入使用的侧门，并将隔街相望的新旧两馆连成一体。

进入东馆有着巨大天窗的中庭，参观者马上会感到整个空间的鲜活和立体。中庭上方悬挂着缓慢转动的动态雕塑作品，参观者在不同层面的跨桥、楼梯还有嵌入壁龛的自动扶梯上形成流动的线条，迎合着建筑特有的造型。

这个被誉为“神来之笔”的透明天窗，由滑动轴承支撑，不仅考虑了热膨胀的影响，还将照明、除雪和雨水引流装置都容纳其中，重叠的玻璃板还配有防紫外线的夹层，减少了进入室内的光和热，特别是消除了可能会留在艺术品上的光线。

很多人将东馆精湛的几何构图、丰富的选材和天衣无缝的细节设计归功于机会、天才和财富的完美结合，但更重要的还有建筑师和客户之间的彼此信任，达成共识。

此后，贝聿铭和他的事务所承接了中国北京香山饭店、美国纽约雅各布·杰维思会议中心、美国得克萨斯州莫顿▪梅尔森交响乐中心以及中国香港中银大厦等。其中，也有诸多难关。

比如杰维思项目因为纽约市政府的官僚主义压力而裹足不前，其建筑结构设计也难免让人想起汉考克大楼带来的危机。

而北京香山饭店（1979-1982年）于贝聿铭来说，失望则是来自其个人感情方面。

北京香山公园原本是皇家猎场，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当时中国的建筑风格要么全盘西化，要么盲目仿古，贝聿铭想要探索一下，中国传统究竟是否还扎根于老百姓的生活中。贝聿铭把目光转向了传统的四合院，同时让他想起了学生时代的追求。

在哈佛读书时，他曾经给朋友写信说，“你可能知道，我一直都想在建筑里找到一种地域性或是民族性的表达方式。没想到格罗皮乌斯也同意我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绝对中国的建筑表达，但又不用到中国传统的建筑细节和主题。”当时这封信上还印着“贝聿铭不可能的梦想——1946”。

贝聿铭费尽心思，从遥远山区运来石材点缀饭店的庭院，同时不遗余力地保留住自然美景和园中古树，甚至为主花园引来水源，并重建了已经残败的曲水流觞。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作为催化剂，帮助祖国从苏联模版里挣脱出，觅得一种既现代又不失中国特点的建筑风格。

然而，北京香山饭店却未能得到当时官员的赏识，他们谙熟贝聿铭的现代主义风格，为他没有加入现代元素而颇感失望。而西方在当时并不了解中国传统元素，认为它是后现代风格。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卢浮宫将排在首位”

1983年，66岁的贝聿铭接到了他生命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的邀请，成为大卢浮宫项目的总建筑师。

法国大文化都市计划前部长埃米尔·比亚西尼在做准备工作时，问询了欧洲15座主要博物馆的馆长“如果要扩建博物馆，首选的建筑师会是谁”，结果有14位都提到了贝聿铭，而密特朗也属意于他。密特朗曾告诉贝聿铭，他喜欢贝聿铭的作品是因为贝聿铭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项目中将新与旧完美地结合。

1982年10月，在画家赵无极的引荐下，比亚西尼在巴黎与贝聿铭相见。当他提及卢浮宫项目时，贝聿铭礼貌微笑之下流露出惊讶：“重修卢浮宫？当然，如果是重修卢浮宫的话……”

贝聿铭积累的近40年经验，都在此迸发：从齐肯多夫那学到的城市规划，在肯尼迪纪念图书馆上经历的政治斗争，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上和梅隆合作建设博物馆的经验，以及他在香山饭店项目中对文化遗产做出的探索。

贝聿铭认为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1989年，古稀之年的贝聿铭称，“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卢浮宫将排在首位。”做出这样的排名，来自他付出的巨大心血，“卢浮宫的设计案是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战”，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花了15年的时间。其中，获得法国主流的认可就花了18个月。而在接下这个项目之前，贝聿铭还用了数月时间参观了解卢浮宫。

“真正的历史挑战肯定是卢浮宫。”贝聿铭说，“在美国，我很难感受到历史的存在，就连美国国家美术馆项目中的国家广场，也只有200年的历史。卢浮宫则不同，我了解了它背后的历史，这是我受到反对意见围攻时，仍能坚持己见的力量。”

12世纪时卢浮宫曾是一座城堡，主要供护城士兵居住并存放粮食和弹药。多少年来，建筑不断地被扩建，并一度成为皇家宫殿，之后，有多位国王把他们的艺术品陈列于此，直到拿破仑时代，卢浮宫才真正成了公共博物馆，但无法满足功能的需要。这成为贝聿铭扩建卢浮宫的目标。在密特朗将法国财政部从卢浮宫迁走后，拿破仑庭成为卢浮宫的重心。

贝聿铭的计划中，玻璃金字塔结构打开了卢浮宫地下世界和建筑本身。站在金字塔的底下，透过螺旋的阶梯、钢管玻璃结构仰望天空，能更好地体会卢浮宫原本的巴洛克风采。同时，作为博物馆，观众需要一个主要的入口。

此外，拿破仑广场上的金字塔和喷泉，不仅呼应了辉煌的卢浮宫，还更多融合了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贝聿铭在深入了解法国文化时发现，卢浮宫正处于凡尔赛宫建造者安德烈·勒·诺特尔所设计的香榭丽舍大道轴线的一端。

作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皇家造园师的勒·诺特尔善用对称的道路和大量的变化在园林之间找到平衡。勒·诺特尔学过建筑、透视法和视觉原理，受古典主义者影响，还研究过数学家笛卡尔的机械主义哲学。

勒·诺特尔对于空间和几何图形的把握，跳出了巴洛克时期的复杂。“对于法国人来说，卢浮宫不仅是拥有绝品收藏的博物馆，更是他们历史甚至日常生活的核心。”1989年，贝聿铭在《大卢浮宫》一书序言中写道，“因此，我决定放下建筑师的身份，以一名景观设计师的身份来设计。这其中，给我最大启发的莫过于勒·诺特尔。金字塔的律动来自于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正是深植于法国文化的。塔身的玻璃映射出卢浮宫和天空，以及巴黎美丽多变的光线。”

旧皇宫长长的翼楼将整个建筑拖拽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整体规划——如何整合卢浮宫。”贝聿铭表示。在卢浮宫博物馆的大规模翻修和重组项目中，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被定为主入口。计划一出，媒体大斥“绝对不能接受”。 贝聿铭表示玻璃金字塔看上去像是一个闪亮的钻石一般，而法国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则认为它“很丑，像很便宜的假钻石”。此外，金字塔还被指责代表了古埃及的死亡象征，贝聿铭解释称“石头金字塔与玻璃金字塔毫无关系，前者为死人而建，后者则为活人而造”。

同时，几乎所有人都主张开发卢浮宫的地下空间，贝聿铭觉得，如果中庭没有通透的金字塔，那地下的部分看起来就和地铁站相差无几。

最终，密特朗作后盾，比亚西尼居中协调，加上贝聿铭出众的社交能力，贝聿铭最终说服了博物馆高层乃至整个法国——包括法国前总统夫人克洛德·蓬皮杜、密特朗的政敌巴黎市长希拉克——他的方案会以最佳的方式将卢浮宫带入20世纪。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言论逐渐为公众一致的赞誉所取代。通过金字塔，游客可以进入卢浮宫周围三个馆，穿透金字塔的光则可进入地下两层空间。

卢浮宫二期，由贝聿铭新建的黎塞留馆，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巨大圆形入口，这一设计让游客对建筑内部构造一览无遗。“对我来说，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就数圆形了，”贝聿铭说，“我的祖籍在苏州，那里的传统建筑常用到‘月亮门’，因此我对这个图形的印象一直很深。”

然而，古老的卢浮宫依然有个别展厅采光不足，观展效果不能最佳始终是贝聿铭心中的遗憾，每当他回到巴黎，他都会去卢浮宫看一看，不时在心中对这个项目做个总结。对于NCAR，贝聿铭很长一段时期都后悔因为预算不够，后山坡的一部分建筑没能完成，“如果完成，整个建筑群就不仅仅是栖于山顶，而是从视觉上和结构上都牢牢地生根于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贝聿铭在金字塔的右边安放了一尊用铅仿制的路易十四国王骑马像，恰好与香榭丽舍大道处于同一轴线上。他似乎是以此向历代建造卢浮宫的帝王们，以及勒·诺特尔等建造师致敬。

缘溪行，觅得桃花源

1990年，时年73岁的贝聿铭从自己的事务所退休，并决定不再参与大型项目的竞争了，毕竟要花费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主持项目需要太多精力与心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安享晚年，相反，他重新开始了探索，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小项目。

第一个项目就是日本“天使之乐”钟楼。灵感来自于他1954年在日本京都旅游时买下的一个“拨子”——用来弹奏日本传统乐器三味弦的。客户是日本神慈秀明会会主、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继承人小山美秀子。尽管中日关系非常复杂，但小山美秀子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着迷，她与贝聿铭可以用汉字进行书面交流。

通过这次合作，小山美秀子想建一座美术馆来展示她所收藏的中日艺术品，贝聿铭正是不二之选。

由于美术馆位于一座山峦上，地形交通不太方便，贝聿铭提出要挖一条隧道建一座吊桥来解决。美术馆的入口只有一条路，游客先到接待馆，再从接待馆选择坐电瓶车或步行穿过山中的隧道，隧道另一头则是横跨深谷的吊桥。游客进入隧道就能看到美术馆，可是越往前走看到吊桥，越觉得与美术馆相距甚远。美术馆和吊桥的拉索相互交织，玻璃屋顶栖于山峦之上，给游客留下海市蜃楼若隐若现的印象。

进入隧道，尽头“若有光”——这个看似突发奇想的构思正是源自一次他和小山美秀子关于“桃花源”的对话。

美术馆的选址位于日本滋贺县信乐町，在一片自然保护区内，曾经是一座重要庙宇的选址，在当地属于圣地一般的存在。《桃花源记》记录的正是失而复得的世外仙境——“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美秀美术馆的设计灵感主要取材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舍，选择的石材是贝聿铭偏爱的法国石灰石。在贝聿铭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建筑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其次是如何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通过对这类项目所在地的研究，他开始将重心放在探索能够反映选定地址和文化灵魂的设计方案。

“小女儿”在苏州

继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和北京中银总部等项目之后，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在故乡中国的又一件作品。在贝聿铭所有的作品中，苏州博物馆可能是规模最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选址在苏州的历史城区，紧邻拙政园，规划上有诸多限制。与北京中银总部一样，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和其子的贝氏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完成的。

贝氏家族在苏州的历史已经超过600年了。苏州贝氏始祖贝兰堂，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于明朝中叶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到清朝乾隆年间，由于经营有方，贝氏成为了苏州四富之一。贝聿铭在苏州中心的这个作品意味着他丰城剑回的一次情感返乡。他以为，这会是他的收山之作，“小女儿”是他对亲手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爱称。

贝聿铭对苏州博物馆的认识是“它是个文脉主义建筑”。他说，“在中国，大宅子都是用有几进庭院来丈量的。家庭是基本的单位，中国人不爱张扬财富，故而筑以高墙。我们祖上的宅子，花园是用来游玩的，有非常简单的黑或红色的后门和灰瓦白墙。”

贝聿铭为博物馆选定了灰泥、石材或者瓦片，而颜色则是灰白结合，这正是粉墙黛瓦的苏州所常用的传统色，建筑尺度与苏州传统民居也极为相似。但是建材却没用传统的木料，而是以钢材和玻璃相替代。在博物馆的顶棚和山墙上大量运用了玻璃，不仅使得展区更加明亮，而且也使博物馆显得通透，当游客从不同角度看过去，就会体会到“步移景换”的苏州园林趣味。

在苏州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池塘。“水是非常重要的。”贝聿铭说，“中式园林包括三个主要元素——水、石和植物。人们习惯在园林里闲庭信步，流连忘返。小孩子可以在里面探险玩耍，我就很喜欢在园子里玩捉迷藏。作为博物馆，我不想让人们游荡在园外，我想把他们留在园中。”

叠石垒山是苏州园林的传统，贝聿铭有些惋惜现今已没有当年画家的眼光和匠人做石艺的能力。他的叔祖父贝润之买下狮子林时，从太湖找来石头，开始“种石”——将石灰岩放在水中15-20年，让它被水侵蚀，之后在石头上挖出洞，继续被侵蚀，直到呈现美丽的造型。

苏州博物馆原馆长张欣回忆，为了找到色泽和材质都符合贝聿铭要求的石头，贝聿铭曾六上山东，去过福建，也到过广东，最后在山东泰山余脉找到120多吨大石头。运到苏州后，用钢线切割，升降机根据他的设计将石头搬上搬下，贝聿铭坐在池塘空地旁，以墙为纸，重塑了宋代著名画家、定居江苏的米芾的“米氏云山”。

“这个石头有一个好处，天好的时候，它是淡灰色的，下小雨的时候，它是深灰色的，下大雨的时候，它是黑色的。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山水的意境在里面。”2017年初，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在一次对话中回忆起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时说，“在设计之前，他把我们单位所有库藏文物都看了个遍，在库房里面待了一个多星期。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个建筑从各个地方看，包括细节方面的处理，都非常得当。”

贝聿铭早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苏州园林是过去鼎盛时期的产物，现在无论怎么造都无法超越，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园林就像是苏州的名片，拙政园、留园、网狮园和环秀山庄在199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包括贝家祖宅狮子林在内的几处小景点也被补录名册。

贝聿铭的尝试不止于此。在之后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项目里，贝聿铭对于装饰性的地板图案或者伊斯兰风格的灯饰很感兴趣，并运用其中。找到一种现代建筑语言，可吸引大众又可与一个地方的历史和精髓相连，可能正是他多年所追求的。

“这个伟大的华人建筑大师，重建了他的家族失落的精髓，用到的却是他独特的现代语言。在苏州博物馆里，波光粼粼的美丽赤水被刷白的建筑群环绕，这些建筑有低低的灰顶和飞檐。倒映水中的是一面白墙衬托下的巨石排列成的画景。一座现代风格的小亭架于水上，还缀有石桥和高大的竹林。整个博物馆隐于银杏松柳相映成趣的庭园中。”2006年苏州博物馆开幕时，贝聿铭曾经的一位客户在为英国媒体所作的报道中如是写道。

贝聿铭回顾一生时总结道，他最感兴趣的项目是公共项目，他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博物馆不断地提醒着他“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