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晓杰：探寻《水经注》里的山川城邑

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典籍，自行世以来，就受到了历代诸多学者的重视。《水经注》内容繁杂，其记载的区域地理信息涵盖了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山川、物产、动植物、矿物、水利、城邑、民族、风俗，等等。因此，清人刘献廷说《水经注》“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而历代学者对《水经注》的不断研究，也形成了内容宏富的“郦学”。

《水经注》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从地理角度治郦者，历代不乏其人，成果也颇为可观，但不可否认，在新时代《水经注》仍有继续探究的空间，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即有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的愿望，日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就在这条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水经注》渭水流域的系统研究工作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李晓杰教授领衔，其研究团队自2011年起对《水经注》从校、笺、释、图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为当代《水经注》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李晓杰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您的研究主要在政区地理方面，为什么会想到研究《水经注》？

李晓杰：实际上，这二者的研究没有太大“跨界”感。《水经注》就其字面意思，似乎让人以为这是自然地理研究的课题，但看其文本，人文性很强。而且它是古籍，既然是古籍，就涉及版本校勘、文献考证的工作。如何将古今地理信息对应起来，这和考证政区沿革的研究理路比较暗合。政区地理的研究，我先后做过东汉、先秦、五代十国，最近又回到东汉时期，回过头看，我恰恰觉得有了这个研究经历，再来做《水经注》，是有知识储备的，比较便利。换句话说，倘若没有长期从事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经历，对《水经注》的文本恐怕很难有深入而透彻的理解，也就谈不上对《水经注》本体进行文献学、历史学及地理学的较为全面的探究。而且，实际上呢，这几年我的政区地理研究和《水经注》的工作都在做。

为什么会开始研究《水经注》？这个缘起是我在所里给学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要籍》的课程，《水经注》自然是一定会讲的，当时课上会要求学生依据《水经注》文本画水道示意图。2011年，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开《〈水经注〉研读》的课程，教学生用绘图软件（CorelDRAW）将古代河流落实在现今地形图上，当时我和学生更多的是出于研究兴趣，后来，我就觉得既然都做了，那么为何不做得更精准一些呢？于是，文本考证、绘图，这些工作跟着就来了。

澎湃新闻：首先选择研究、出版渭水流域，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李晓杰：当时提出做《水经注》研究的时候，特别是提到精准复原这件事，大多数人的疑问是：你们真的能把这些记载的古代河流都复原出来吗？像黄河下游、江南地区水路复杂，能真的办到吗？我的回答是，力图做到。

那么，起步阶段，我们首先选择流经河谷地带多的河流，相对平原地区河流摆动大，情况复杂，比较易于操作。渭水中游以上都在山谷中，哪怕是古今环境变化再大，地形变化总归不太大，有地形的约束，即使是有河流干涸、消失，最终我们还是可以确定河流走势的。至于渭水下游，比如西安往下一带，这里的河床很宽，尤其是汇入河水之前，渭水河道弯曲十分严重，这一部分水道的复原，没办法像上游做到那么精准，但是我们会根据文献和河流动力学拟构出一个渭水河曲图，而这是有依据的。

另外，众所周知，渭水流域是早期文明起源的地方，很多早期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厘清这一区域，对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比较大。我想日本东洋文库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先做渭河，也是有此考虑的。整体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书影

澎湃新闻：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为《水经》而作，但《水经注》的成书似乎反倒“埋没”了《水经》？

李晓杰：这二者的关系确实需要说明。胡适是研究《水经注》的，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时，他曾办了一个《水经注》版本展，当时列了一个书目，居首的就是《水经》。《水经》和《水经注》密不可分，有些《水经注》的刊本，比如黄省曾本，题名就是《水经》。所以，在一些人观念中，《水经》和《水经注》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郦道元为什么要注《水经》？这与我们先民的认识有关。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自古即对水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因而很早就有关于水的记载的典籍出现。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尚书•禹贡》与战国秦代之交的《山经》中，即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载。其后，在东汉班固所撰《汉书》的《地理志》与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水部》中都有水道的简略记载。可以想见其时应该有一类关于水道记载的书籍出现，有一个水经的书写传统。周振鹤先生就曾撰文专门指出过这一点。郦道元所注的《水经》，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汉桑钦所著，之所以将其定在东汉、三国时期，是因为《水经》中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名。郦道元有感于《水经》“粗缀津绪，又阙旁通”，于是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水经》做了详尽的注释。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个划时代的作品。它出现之后，《水经》不再单独流传，而是依附在《水经注》之中，所以，出现了你提到的问题。但是，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明代时期对《水经》有个“复古”，人们突然意识到要把《水经》从《水经注》中摘出来，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儿，比如杨慎，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明刻本的单行的《水经》。明代的这一波“复古”潮流，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水经》，这也影响了后代很多学者。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重新撰写了一部《水经》，叫《今水经》。然而，要完全恢复《水经》的文字，也并非易事。郦道元作《水经注》后，经过长年流传，就出现了经、注混淆的情况，原本郦道元的注文文字有许多变成了《水经》的文字，这个经、注剥离的工作是清人最终完成的。全祖望曾明确指出了经、注的用字区别，赵一清、戴震将其发扬光大，以此区别了《水经注》的经文和注文。

澎湃新闻：这次您与您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在重撰《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究，请问如何理解“重撰”、“重绘”的含义？

李晓杰：我们这次的《水经注》研究工作有四方面的内容：校、笺、释、图。

所谓“校”，就是汇校。我们以殿本为底本，用了十三种、十五部《水经注》的版本，对《水经注》做了汇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不轻易改动戴震的殿本。如果是戴震改错的地方，我们都有改正，并加说明；如果戴震改动的地方，经过我们研究判断可行或者说是可改可不改的，那么我们不会更改原文，但会在注释中说明。总的来说，这次重新校订的文本中没有一处是我们主观的改动，但凡改动，都有版本依据。另外，《水经注》渭水流域还有多篇文字散佚，我们对这部分散佚的文字，在清人已有工作的基础之上，重新做了辑补与校勘的工作。还有，我们在对《水经注》古本系统研究了解的基础之上，依据现存的明代几部钞本《水经注》，将残宋本《水经注》渭水流域诸篇所残缺的文字，一一补全，恢复了一个包括行款在内的宋代的古本《水经注》渭水流域文本，为了解宋本《水经注》提供了可资凭信的样本。

南宋刊本（残），中华再造善本影印

宋刊《水经注》复原本局部（其中阴影部分文字原缺）

所谓“笺”，就是史源，即对《水经注》文本的结构，将郦道元所引文字的出处一一注明，这样可以使我们了解其中哪些是郦道元自己的文字，哪些是他征引文献的部分。杨守敬和熊会贞在这方面做了开创工作，我们加以完善，并用现代术语表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水经注》中保留了一些古书的信息，跟现在流行的版本是不同的。

所谓“释”，即我们利用传世文献与考古金石资料，对《水经注》渭水流域诸篇（包括辑补部分）中的山川、城邑与水道等，一一做了复原与今地的比定，我们所做的“释”不涉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只着重于地理信息，只是释地。这部分的工作最为艰难，我们研究小组成员经常为一条水或一个地名的定点，讨论再三。

至于“图”，就是全新的《水经注图》（渭水流域部分），我们是在1:25万的地形图上绘制的，将《水经注》渭水流域做了全面的图上精准复原，其中长安地区有放大的局部图。在地图的展现形式上，我们仍然采用了“古墨今朱”的形式，古水、古地以黑色字体标注，今水、今地以红色字体标示，将古水、古地与今水、今地对照反映。如果大家有兴趣，将我们新绘制的《水经注图》（渭水流域）与杨守敬的《水经注图》比照一下，就可以了解我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推进工作。

全新的《水经注图》（渭水流域分图之十二）

总之，我们想通过我们目前的工作，为当代《水经注》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原本，这几部分的工作我们是分头做的。开始我们并没有太重视“校”的部分，但后来发现，以前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还是有欠缺，版本的问题太多了，必须要加强这部分，所以又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版本，电子版、纸质的都有，最终有不下七、八十种之多，《水经注》的主要版本，我们都搜集到了。在最后完成汇释工作后，我们又回过头对地图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现在的成果。

澎湃新闻：那么，请老师结合版本，谈谈历代治郦学者有何特点？

李晓杰：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水经注》一直是以写（抄）本的形式流传。我们目前知道的最早刻本是宋代成都府学宫刊本，史书记载中有，但是现在看不到了。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残宋本，南宋初期刊刻的，这个本子已经不全了，只有十一卷半。其实，在南宋之前，《水经注》就已经残缺了，统共四十卷的本子，缺了五卷，后来的人为了凑齐原本的卷数，将剩下的部分拆分成四十卷。残宋本也是这个情况。因为是残本，所以以前学者通常不大重视这个版本，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其用处的，比如其中保留的刻本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胡适就有意识这一点。

就我们这次工作涉及到的渭水部分来说，渭水三卷残宋本都有，但没有一页是完整的。不过，在研究后期，我们根据各个相关版本也将残宋本所缺失的文字补出来了。之所以能够将残宋本补出来，其中涉及一个概念就是“今本系统”和“古本系统”。“今本”和“古本”的概念是胡适提出来的，我们在此基础上做了延伸。

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个别版本除外）与文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其中包括《永乐大典》本、朱希祖藏明钞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钞本、冯舒校明钞本、韩应陛藏明钞本、陈揆藏明钞本等。所谓今本，即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经注》黄省曾刊本以降的诸明、清刻本，即属今本系统。以前，学者认为明钞本没有价值，因为它是民间流传的，但其实还是有其价值的。古人抄书是完全按照原书照抄，绝不随便乱抄，一行不会多抄一个字。所以，明钞本就有保留了古本《水经注》的信息。残宋本当然是古本系统，我们从同属于古本系统的明钞本中可以猜测残宋本中残缺掉的信息。近代朱希祖，也是一位治郦学的学者，当年曾得到一部明钞本的《水经注》，一时很兴奋，将书斋名改为“郦亭”，章太炎、王国维两位先生皆为此钞本写过跋语，后来胡适还应其长子朱偰之邀专门写了一篇考证文字。其实，讲版本价值的话，明钞本没什么了不得，但其提供了刻本没有的信息。这是重点。

明钞本《水经注》（朱希祖旧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今本系统中首先要提的是朱谋㙔的《水经注笺》，相对于其他几部明代的《水经注》刊本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著作，研究方法上是一个大的飞跃。相较之前的工作，朱谋㙔对底本做了很多订正，不过他并不是在原文上改动，而是以笺的形式注明。

其次，在清初，对《水经注》研究有所贡献的学者有黄仪、胡渭、沈炳巽、王峻等。黄仪倡导以山川地理来调整《水经注》中的错简，其成果被胡渭记录在其所撰《禹贡锥指》一书之中。沈炳巽、王峻二人又在黄仪、胡渭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水经注》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沈炳巽有关《水经注》的研究成果后来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书名为《水经注集释订讹》；王峻本拟完成一部《水经广注》，惜最终未能成书，只留给后世一部姑且可视为《水经广注》的稿本。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全祖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校水经注》稿本与《七校水经注》钞本之中，其中《五校水经注》稿本最能反映全氏治郦的原貌，胡适对此书尤为看重。他曾将全氏《五校水经注》稿本的内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全氏《七校水经注》刊本之上。至于赵一清，现在看来，其地位明显阐发的不够。赵一清的名气不如全祖望和戴震，但他的研究很有分量，撰有《水经注释》及《水经注笺刊误》，只是赵一清生前这两本都没有刊刻。胡适评价赵一清，说他不苟且，就像他的为人。赵一清确实很严谨，写字都是一笔一划的，不写草书。他曾将其校订的《水经注》钞本（即小山堂钞本）慷慨送给全祖望，所以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注》就是在赵一清的这个钞本上做的。戴震的殿本《水经注》也有抄赵一清的，但是殿本先刊刻，而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虽然早成书，刊刻却在殿本之后，所以后来有了一段赵戴之间《水经注》研究的公案。但现在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了。戴震的人品需要打点折扣，但他对《水经注》研究还是有贡献的。我们这次的底本也是选用了戴震的殿本，因为最方便使用。如果用残宋本，或者早期的版本，实际上就是要重复戴震的一些工作，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全祖望《五校水经注》稿本（底本即小山堂钞本），天津图书馆藏

至于杨守敬和熊会贞的《水经注疏》，其实其版本价值不是很高，因为它依据的底本就是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其底本就是殿本）。这个版本当时最容易获得，现在武汉的湖北图书馆还藏有当时他们工作的底本。胡适对《水经注疏》的评价也不高，但他们解决了一些地理问题，画了地图。但他们的问题在于，所绘地图难称精准，而且在《水经注疏》都没做完的情况下，《水经注图》就先刊印出来，所以是不够准确的——《水经注》怎么说，他就怎么画，有些矛盾之处，他以加粗笔墨画出，但没有甄别。

在近代，王国维、胡适等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王国维曾将他所看到的几部明钞本与明刊本校于一部朱谋㙔的《水经注笺》之上；胡适更是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水经注》的研究之上，虽然其研究重点是欲为戴震翻案，并不在《水经注》本体方面，但他对《水经注》一些版本的认识与观点，对我们研究《水经注》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水经注》的研究上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做了不少工作。但我们现在体会到，《水经注》的研究还得是个集体项目，个人能力确实有限。

澎湃新闻：因为这次工作涉及到释地与绘图，我了解到团队成员曾对渭河流域进行过实地考察，有何收获？您怎么看郦道元的实地踏查？

李晓杰：田野考察确实能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是你要说能解决什么大问题，似乎也很有限。团队的同学对渭水流域进行过两次考察，一次是西安以上部分，一次是西安周边及以下部分，考察共为期一个月左右，基本把渭河的干流和一级支流都走到了，有些二、三级支流也看到了。田野考察一方面能够对《水经注》文本中记载的地理信息进行查证，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文献考订出的结论，也需要到实地去得到印证。比如白渠渠首的问题，到泾水上游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时代越靠后，渠首越靠近上游，这是因为泾水河道在不断下切的缘故。再比如交水水源的问题，到了实地探察，就知道神禾原北边的潏河河道是经过人工干扰的。另外，这些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其实也透露了历史上的环境状况。

团队成员实地考察中向当地学者请教问题

至于郦道元的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也不想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郦道元的《水经注》有些地方记载得不准，尤其是南方河流错误多，原因是大概他没去过。其实，这个观念是要修正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跟实地勘察有那么紧密的关系么？其实不然吧。如果没有鸟瞰的能力，你只是实地踏查，身处其中，可能对于河流流向问题也未必能搞的很清楚。而且郦道元自己也有说，他不是很喜欢到外面去，所谓“默室求探，闭舟问远”。所以，郦道元著《水经注》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据文献记载来做的，也就是说，他编辑、写作的能力很好，能够把各种文献记载连缀起来，如果其中有矛盾之处，他大致会做个辨别，但是如果文献、资料本身有问题，他也没办法。所以，说郦道元写得准不准，跟原始文本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我们做渭水、汾水的经验来看，我想郦道元依据的原始文本中应该是有图册的，即使有些水源郦道元有误，但是河流流向在很多时候都是很精准的。魏晋时期，有撰绘水经、地志以及绘制舆图的传统，所以文献、资料并不缺乏。

澎湃新闻：具体到这次出版的渭水部分，日本东洋文库也曾对这部分做过校释，他们研究的情况如何？

李晓杰：2003-2004年我在大阪大学交流，当时就去了东洋文库的《水经注》研讨班，也跟这些学者交流过，所以知道他们的工作，包括他们后来出版的渭水、洛水等研究。他们也曾经来过上海，我和他们一起去杭州拜见了陈桥驿先生。

其实，在这些学者之前，京都大学人文研的森鹿三先生就对《水经注》进行过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研藏有《水经注疏》的一部钞本也跟他有关。当时，京大人文研就有《水经注》的研讨班，其工作是翻译了部分《水经注》的文字，并加了注释，当然其中包括了渭水部分。

东洋文库的学者研究《水经注》是延续了京都学者的传统。他们都是东京周围各个高校的学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学术组织，每两个星期讨论一起，地点大多就在东洋文库。他们主要是将《水经注疏》翻译成日文，并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一些注释，以便给相关日本学者利用《水经注》提供便利。这跟我们的研究重点不一样，我们的研究是在充分进行文本校勘的基础上，对《水经注》的本体进行系统的地理学的探究。东洋文库的学者来大陆对渭水流域进行过实地考察，也绘有总图，但他们没有条件绘制我们这样详尽的渭水流域图。我知道，他们曾买过俄文版的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形图，但其中的地名标识都是俄文的，要一一找到对应的中文地名相当困难。

澎湃新闻：郦道元本身做的是一个历史地理的工作，然而经过千百年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如今再去复原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地理情况，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李晓杰：我们复原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地理信息，你提及的这类问题一定会遇到，有这样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古今认知程度不同，比如郦道元定河源就常常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确定一条河流的源头是要溯源，找到最远的河源，但郦道元通常是以水量较大或者当时认知度较高的河流作为源头，假如一条河上溯有较远、较近两支，往往他会把较近的这支作为河源。这是基于认识程度或者当时的习惯造成的问题，这不难处理，往上溯源即可。

另一种情况就是因环境变化而发生的古今地理信息不好匹配、定点的情况。比如，郦道元在其书中记有一条河流，但可能是干涸了，我们找不到这条水，或者此处确实有河流，甚至不只一条河流，那么如何将古今地理信息匹配起来？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举一例。渭水有一支流，今天叫葫芦河，以前叫瓦亭水。在《水经注》中记，瓦亭水有一支流，叫蛤蟆溪。在实际定点过程中，我们就发现，郦道元记载的这个区域中有好几条水，怎么才能确认究竟哪一条是这个“蛤蟆溪”呢？那么就要排查其上下、左右的地理信息，找到其中能够对的上的那一条水。也是读书中的一个偶然，我看到《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在书中说，核桃仁俗称蛤蟆。我就想，这是否跟“蛤蟆溪”的得名有关呢，再回过头去考察这几条水的情况，葫芦河支流显清河的河谷两岸正是野核桃的产地。加之，其前后左右相关的三条水地理信息都能与郦道元所载一一对上，那么，我们就更加能确认，这个“蛤蟆溪”定为今天的显清河应该是没错了。

再者，渭水到下游河道情况更复杂，有人工改道，也有因河流冲刷而导致的河道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细致的讨论。我们的研究小组常常因此而讨论得面红耳赤，最后意见统一才能最终确定。

澎湃新闻：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李晓杰：接下来想要做河水，但河水的问题比较大，首先确定河源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我们的计划是先围绕河水先做其支流，比如汾水、洛水，接下来再做河水上游与下游。

澎湃新闻：黄河（河水）越往下游走，河道变动越大，复原河道就更有难度。那么，在文献之外，会利用到哪些地理学的手段？

李晓杰：这确实是个问题，到时候会想办法用现代的技术做辅助，比如遥感技术、高程图、卫星图等。碰到这类问题，究竟要采取怎样的方案，要看研究的具体情况。不过，我认为，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用人脑，以版本文献的考证作为支撑。因为，通过地理手段，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条河道信息，但是这条河道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仍需要判别。就目前我们对渭水、汾水的研究经验看，在一些地方上，郦道元的记述还是很精准的。黄河下游确实缺少地形的约束，变动很大，但地名是有传承的，通过对地名的考证，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这方面说，我们这次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些定点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