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中的秦始皇形象

关于秦始皇，林剑鸣先生曾有过经典的评论，他说：“一个人生前只活了五十岁，但死后却被人评说了两千余年。此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本人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色彩和极其矛盾的现象。”（《文博》1996年第5期）学界对秦始皇的讨论也曾在上世纪掀起过热潮，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故不一一列举。

以往的秦始皇形象

关于秦始皇的形象，《过秦论》、《史记》、《战国策》、《新语》、《淮南子》、《盐铁论》、《汉书》等典籍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主要是“刑法太酷、奢靡与横征暴敛、穷兵赎武等”。（黄琼仪：《汉画中的秦始皇形象》，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20页）综合传世文献记载，秦始皇的形象以负面为主。我们从中看不到秦始皇有“仁义”之举，“爱子”之心，“护民”之为，其所作所为大都可以打上“负面”标签。

我们以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为例，贾谊把秦始皇构建为一个威严无比、自以为是、错而不改、贪鄙多疑、诈力暴虐、不施仁义的专制君主。由于贾谊出色的文采，尤其是“铺陈、排比的运用，读起来气势雄健，文笔恣肆酣畅，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从而使得《过秦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汉代士人对秦始皇的认知。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多次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并说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史记》有关秦始皇的负面记载更是不胜枚举，且重点刻画了秦始皇的长生思想，进一步把秦始皇的愚昧展现出来。

新材料带来哪些新记录

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亦有对秦始皇形象的刻画，虽然对秦始皇的描述性文字不多，但却非常具体，从不同侧面彰显了秦始皇将死之时的悲痛、疑虑、惆怅、不舍的感情。这为我们加深对秦始皇的了解，提供了更好的资料。

1.威严与流涕

秦始皇“流涕”之言，不见于传世文献，然《赵正书》中两见。一是：“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于？吾未尝病如此，悲□……’”二是：“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流涕”，无需多言，流泪哭泣也，便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痛哭流涕”。“哭泣”在战国秦汉间较为常见，时人也并不以此为耻，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有“哭泣”的记载。如屈原、太子丹、章邯、项羽、刘邦等都曾“流涕”。

秦始皇第一处的“流涕”容易理解，自知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对“天命不可变”的失望自不待言，将死的哀痛叹息孕育其中，由此“悲叹”、“长太息”、“流涕”符合情理。然第二处的“流涕”来得很突兀，值得探究。秦始皇两次的“流涕”所带给我们的感觉不同于威严的君主，其在死前的这种哭泣现象，把他从神的高位拉到了普通人的层面，给我们的感觉无疑更加真实。

2.信任与多疑

秦始皇怀疑李斯“侵主”，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李斯听闻此言，急于辩解，感谢秦始皇提携之恩，大赞秦始皇高义，并表忠心曰：“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如此方打消秦始皇的疑虑。始皇回应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在君臣对答中，“疑”这个字均被两人提及，可见当时政治生态的恶劣。

再如秦始皇怀疑群臣，《赵正书》载秦始皇曰：“今病笃，几死矣。其亟日夜进，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故打算甩掉群臣。字里行间中，秦始皇对下属的不信任，可见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推崇法家有关，也与后来他喜爱方术有一定联系。当然，秦始皇的个人经历也可能导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为质、吕不韦专政、嫪毐乱国等。《赵正书》则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尽现，生动刻画出了一个将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臣对自己不满而引发祸乱。

3.民主与专制

传世文献多载秦始皇“专制”，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可《赵正书》中秦始皇却显得很“民主”，秦始皇两次要求大臣“议所立”，要把立储的权力下放给大臣，给人以强烈的“民主”气息。《赵正书》载秦始皇曰：“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然而，秦始皇并非真的让大臣“议所立”，他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让大臣替他表明他的意愿。简文中的“孤弱”一词，比较关键。在秦始皇的儿子中，长子扶苏内有声望，外有蒙恬为援，绝非秦始皇所言的“孤弱”之子。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条件，胡亥此时仅20岁，既符合“年少”、亦符合“无依”的条件。秦始皇已经暗示李斯等大臣，意在胡亥。扶苏不在“所立”人选内。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并不真实，此处是在运用法家的“术”。李斯等大臣在领会秦始皇暗含之意后，以“道远而诏期宭”为由，抵制“群臣”参与“议立”，继而迎立胡亥为储君。秦始皇曰“可”，正说明李斯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在此也得以体现。司马迁评论李斯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 亦符合事实。

4.易命与被骗

秦始皇的“天命观”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涉及，《赵正书》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料。秦始皇曰：“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据此，秦始皇的“天命观”可总结为：知天命但却想易命。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逻辑。

简文中秦始皇以“霸王”自居，《管子‧度地》：“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秦始皇以“霸王”自居，自视功绩很大，“功盖五帝”，自当享有“至尊之寿”。《新书·数宁》：“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由于此时秦始皇才五十岁，其“霸王之寿”相较于《新书》所言“轻百年耳”的“至尊之寿”明显差距太大，这对秦始皇来说，似乎很难接受。“吾霸王之寿足矣”之语，亦不能当真，其本质还是想“变气易命”。

“变气说”曾出现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变虚篇》，其文曰：“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赵正书》所言的“变气”无疑是灾变家所说的“人行而气变”。

孔子主张“知天命”，《论语·为政篇》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秦始皇虽然此时也是五十岁，但他的“知天命”自然与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却想易命”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对长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评价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终在他自己的手里。”无疑是《赵正书》中秦始皇的注脚。

秦始皇“长生”之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借助于“仙药”，而《赵正书》则依赖于“出行变气”。仙药不易得，“出行变气”则容易得多，知秦始皇再次被术士所欺骗。

5.怜子与爱民

传世文献中，秦始皇温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赵正书》中则有两处。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整理者认为：“‘蒙容’，文献作‘蒙戎’、‘蒙茸’或‘尨茸’……‘蒙容之民’犹今言‘芸芸众生’。”

始皇死前怜子是真，亲情在此处也得以体现。然爱民之心是否为真，则还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张分田先生认为：“即使秦始皇摒弃诸子百家，单凭法家学说治国，他也会知晓民众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应爱民利民的道理，也会在一些时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张分田：《秦朝统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以全社会普遍意识为视角》，《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我们认为，秦始皇的爱民思想可能仅限于姿态。众所周知，秦始皇多次兴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宫、兴修驰道游观、营建陵墓等等，苏诚鉴先生认为：“工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兴，超过了当时民力国力的负荷。”（苏诚鉴：《“驰道”的修筑与规制》，《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秦始皇巡行各地的铭功刻石，其中有“黔首安宁”、“黔首康定”、“黔首是富”、“振救黔首”、“黔首改化”、“黔首脩絜”、“黎庶无繇”等语。我们观刻石中的安宁、康定、振救、改化等字词，更多的是在宣扬统治的功劳。秦始皇救济万民，使得百姓生活安定。这无疑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俯视百姓的态度，是上对下的认知，以粉饰太平，并不代表百姓的真实想法，实际情况则是“天下苦秦久矣”！

此外，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上表中，也曾提到了“民”，曰：“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一书中认为：“以秦之嗜杀深税，而曰缓刑薄敛；天下共欲亡秦，而云万民不忘，可笑也。”李斯自以为的七功，而“民”列于最后，可见秦统治高层对“民”的态度。《赵正书》中秦始皇虽语“吾蒙容之民”，然其爱民之心，亦恐与李斯同。

综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刻画了一个对死亡不甘，对臣下怀疑，对弱子爱怜，对国事忧虑的君王形象。其中杂糅有秦始皇的一些法家之“术”和姿态性的“仁爱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记》的记载，但又有别于《史记》固定化的负面刻画，有利于我们对秦始皇全面的了解与认知。

（本文首发于《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1期。澎湃版内容有所删节调整，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