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帝国：美国二战以来海外军事扩张及其重组

近日，笔者参加了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题为“印度—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Security in the Indo-Asia-Pacific）的闭门电话研讨会（Teleconference）。在研讨会上，美国太平洋战区（PACOM）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Admiral Harry Harris）就相关问题阐述了美国的立场。

在论及朝鲜问题时，哈里斯称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严重威胁了国际安全。他强调称，朝鲜危机的恶化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逾十万的驻日驻韩美军及其家属人员的安全直接受到朝鲜核危机的威胁。因此，包含部署“萨德”在内的美国的安全行为都只是受到朝鲜方面的威胁后的“反应性措施”（Reactive actions）。进一步地，他表示美国并未与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就并不能对朝鲜形成直接的影响力。

在场的参会人员不无讽刺地说：“哈里斯居然强调朝核危机的恶化会威胁数万美国驻韩驻日军人及家属的安全。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主动在日韩两国陈兵数万威慑他国，然后反而称这些美军受到了本地国家朝鲜的安全威胁。这岂不是‘贼喊捉贼’？”的确，美国政府以及哈里斯这种美国高级官员早已将这种论断视作理所当然。但要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如此心安理得，我们有必要就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扩张史以及哈里斯本人的出生经历进行简单的梳理。

众所周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与国民安全的暴力工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基本都部署在本国领土或者领水内。在特殊情况下，特定主权国家的军队才会通过军事演习、海外护航、军事交流等形式进入其他主权国家领土或水域。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一国军队的对外派出也是短期性的或者说非常驻的（比如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海域附近的护航行动）。

但恰如上文中哈里斯所提到的，美国仅在日韩就有数万驻军。这显然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部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换言之，美国当今的军事部署是全球性而非内部性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美国在世界70多个国家维持着约800个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与数十个国家维持着军事同盟关系并在超过150个国家有军事存在。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官方数据来看，截止2016年年底，约有23.98万的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等各兵种军人及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等军事人员常年驻扎在海外基地或者在世界各个角落执行任务。按照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说法，美国海外驻军的时间跨度、军事基地的数量及驻军规模毫无疑问为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帝国、国家之最。

图 1： 美国海外主要驻分布示意图（统计人数包括作战部队及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等准军事人员）*。作者制图。

数据：The 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Counts of Active Duty and Reserve Service Members and APF Civilians:By Location Country, Personnel Category, Service and Compon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appj/dwp/rest/download?fileName=DMDC_Website_Location_Report_1612.xlsx&groupName=milRegionCountry.

* 由于统计人数包含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等准军事人员，所以诸如中国在内的国家也会显示有美国军事人员的驻扎。这表明美国向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派驻了一定数量的武官。

为了落实其全球军事部署及统筹协调其全球数百个军事基地和数十万驻军，美国将包含本土在内的全世界（包括南北极在内）划分为六大战区：即本土的北美战区（NORTHCOM），以及海外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太平洋司令部（PACOM）、非洲司令部（AFRICOM）、欧洲司令部（EUCOM）、南方司令部（SOUTHCOM）。相比于绝大多数国家仅仅将自身领土划为不同的战区，美国的全球性战区划分真可谓是“独树一帜”。

图2：美军各战区司令部负责区域划分示意图。

来源：“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ccessed April 5, 2016. http://www.defense.gov/Sites/Unified-Combatant-Commands.

前文中哈里斯将军提到的太平洋战区（PACOM）最早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的驻日美军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驻韩美军。恰如哈里斯所言，“太平洋战区需要维护美国‘自好莱坞到宝莱坞’（From Hollywood to Bollywood）的国家利益”：即负责自美国西海岸至印度洋、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在内的防务。该战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和关岛。据美国国防部国防人力资料中心（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截至2017年初的统计，美国在太平洋战区驻军逾15万，为其海外各大战区驻军人数之首。其中，包括作战部队和国民近卫队、预备役在内的准军事人员在内，美国分别在日本和韩国驻军3.96万人和2.38万人，分别位居美国海外第一大和第三大驻军目的国。

有意思的是，哈里·哈里斯上将本身即是因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而诞生： 1956年出生在日本横须贺（Yokosuka），其父亲是一名驻日美军，母亲则是日本人。哈里斯本人的日裔美国人身份以及其貌似强硬的言论使其一度颇受中国媒体界关注。

图 3：2012年美国本土外各大战区分军种驻军分布（单位：人）。作者制图。

数据来源： Lostumbo, Michael J., Michael J. McNerney, Eric Peltz, Derek Eaton, David R. Frelinger, Victoria A. Greenfield, John Halliday,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An Assessment of Relative Costs and Strategic Benefits.” Product P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p.20.

如上所述，这种全球性的军事部署使得美国更像是“世界警察”而非一个捍卫美国国民安全和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如果对美国历史有了解的人就知道，这并不是美国本来的样子。早期的美国曾经在开国总统华盛顿思想的影响下长期推行“孤立主义”，对新大陆以外的国际事务并不感兴趣。从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150多年间，美国仅与巴拿马一国签订有同盟协定。且直到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后才首次建立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的军事部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海外驻军的步伐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二战期间，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令美国意识到仅仅将军队部署在国境内并不足以威慑和防止外国对其领土的攻击。因此，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开始责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制定在战后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知道朝鲜战争也未真正落实。朝鲜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最终实质性形成。为了持续地遏制苏联阵营，美国开始逐步落实这一计划并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兴建各种军事基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借助这些军事基地在海外常年陈兵数十万，并将其视作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Strategic Frontier）。

冷战结束后，苏联对欧洲的安全压力解除，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也随即削减。据统计，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陆军人数从1989年的21.3万骤减至1994年的7.5万人。与之同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印巴冲突以及台海危机的爆发导致中东、南亚和东亚安全形势迅速恶化。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逐渐将其海外军事部署的重心转移至这一更不稳定的“动乱之弧”（Arc of Instability）：即从中东、南亚到亚太地区等不稳定地区所构成的弧形地带。

2008年前后，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南亚安全形势已经缓和。因此，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就任后便力主从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并颁布新的《国防战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根据该《指南》，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重心将从中东和南亚地区收缩并进一步集中转移至亚太地区，此即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201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列昂·帕内塔明确宣布，美国将会在2020年之前将其海军力量的60%部署至亚太地区。作为两洋国家，美国此前维持的亚太地区和大西洋舰队军力部署50%比50%的均衡局面。如果这种战略调整成功，美国传统的两洋均衡局面将被打破。

二战以来，美国的这种海外军事部署的长期存在使得多数美国人习以为常并觉得理所当然。在美国政府以及不少支持美国全球军事存在的人看来，美国的这种全球性军事部署的存在除了是历史遗留外，其战略收益也显而易见：

首先，在关键时期，美国各个海外战区的军队会直接参与本战区的军事行动。比如其负责中东北非和西亚地区防务的中央战区（CENTCOM）就曾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轻而易举生擒萨达姆。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也借此直捣喀布尔并成功击退塔利班政权。在伊斯兰国（IS）逐渐蔓延后，美国也曾利用其在土耳其中南部的印吉利克空军基地（土耳其语：İncirlik Hava Üssü）实施轰炸。

其次，威慑及安全保障。一方面，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能够直接威慑潜在的敌国。另一方面，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还能体现其履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决心，能够给其盟友以信心。第三，在和平时期，美国常驻海外军事人员还能与其他国家开展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反恐等安全合作，亦能与相关国家开展海上救援等非军事性合作。

这些军事基地的存在是否真的存在这些积极的战略意义呢？美国国内显然有不同的看法。著名作家、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副教授大卫·维尼（David Vine）就曾经先后于2009年和2015年出版《耻辱之岛：美军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秘史》（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及《基地之国：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如危害及美国及世界》（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抨击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其恶行。在《耻辱之岛》中，维尼专门就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秘密军事基地进行了深入调研。维尼调研发现，英美两国为了保证该军事基地的绝密性而共谋将该岛上的查哥先（Chagossian）原著民强制迁徙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等地。背井离乡的原著居民或者被迫流离失所、或者陷入持久的贫困。在其《基地之国》一书中，维尼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及设施的负面意义：比如激化地缘政治紧张并催生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美国通过这些海外基地与“独裁者”展开合作的行为有损美国的民主理念、关岛等当地居民有因此而永久沦为二等公民、滋生军队性暴力、破坏环境等等。

图 4 《基地之国：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如何危害美国及世界》一书封面。

维尼显然不是唯一一个从根本上否定和抨击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人。 2016年10月，《时代》（Times）便发表《为什么我们要关掉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Why We Should Close Americ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一文。和维尼一样，该文痛陈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并极力呼吁关闭美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

总结维尼等反对的观点来看，反对美国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布局的理由有五：

首先，给美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安全负担。美国的海外军部署在往往以安全同盟的形式为前提。所谓同盟必定意味着“团结一个/批国家，对抗另一个/批国家”。各方一旦缔结安全同盟，则缔约各方必须共同应付所有缔约方的安全威胁。恰如《北大西洋公约》所说的那样：“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如此一来，美国既“朋友遍天下”也“敌人遍天下”。在特定情况下，一旦其任一盟国卷入战争，那么即便美国本土并未遭受任何威胁，美国也必须参战以履行盟国义务。简言之，过度的海外部署和安全同盟体系使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安全责任，并面临被动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的风险。

其次，恰如维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极富进攻性的全球军事布局也极大地激化了地缘政治紧张。以我们熟知的朝鲜半岛危机为例，如下图所示，美国仅在韩国便有约十个主要的军事基地以及2.5万左右的常驻作战部队。鉴于美军的这种进逼态势，仅在咫尺之外的朝鲜难免担心。在这种极不安全的国际环境下，朝鲜政府的一系列反常举动显然并不“反常”。

图表 5： 驻韩美军部署图。

图片来源：Lostumbo, Michael J., Michael J. McNerney, Eric Peltz, Derek Eaton, David R. Frelinger, Victoria A. Greenfield, John Halliday,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 Product Page, 2013, Pp.27-28.

备注：第一排表示驻韩美军空军部署点；第二排表示陆军部署点；第三排表示海军陆战队部署点；第四排表示海军部署点。

第三，并没有起到预期的威慑效果。如上所述，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布局能够对潜在的敌人实施战略威慑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以冷战后北约东扩为例，作为冷战两极对立的产物，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被认为面临解散的风险。然而，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在此后不断东扩并直逼俄罗斯近邻。上世纪末，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强势介入科索沃战争的行为令俄罗斯举国震动。有鉴于此，刚被任命为代总统的普京签署于2000年1月签署命令通过了修订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概念2000》（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2000）。该文件婉转地表示“特定国家和特定政府间联盟（inter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试图削弱包括联合国和欧安会（OSCE）在内的既有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由于该文件是科索沃战争之后的直接产物，因此该文件中所谓“特定国家和特定政府间联盟”其实就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然而，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显然无视了俄罗斯的这种顾虑并不断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在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下，俄罗斯邻国格鲁吉亚不断与俄罗斯疏远并最终反目。2008年，俄格战争最终爆发，曾留学美国的格鲁吉亚前亲美派总统萨卡什维利流亡海外，国土面积本身就极小的格鲁吉亚再次被实际分割为三个国家。

俄格战争后，俄罗斯再度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发布了《面向202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该文件第17条开始明确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仍然试图将其联盟的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界附近地区扩张”，这种“试图赋予北约以全球性功能（Global Functions）的做法与国际法规范背道而驰”，并认为这些对俄罗斯来讲“无法接受”。然而，美国此后依然继续无视俄罗斯的战略顾虑并如出一辙地介入2013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最终俄罗斯成功兼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也因此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作为二战以来极为少见的主权国家分裂及领土变更的地缘政治事件，“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极好地表明了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及其盲目介入地区争端的行为并不具有预期的或者说美国政府所宣传的那种威慑效果。

第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以美日双方关于冲绳基地问题的争执为例，位于日本冲绳地区的普天间机场（Futenma）建于1945年，1957年6月30日基地移交美国海军并发展为重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由于该基地位于城市中心，战斗机的飞行演练往往给当地市民造成极为严重噪音和空气污染。1995年，美国驻冲绳士兵强奸当地少女的时间也引发了冲绳地区及全日本范围内的游行和抗议。为处理这一危机，美国在与日本政府多次协商后同意重新选址修建替代机场并逐步从普天间机场搬走。由于日本政府的替代机场选址的名护市同样反对机场的修建，新机场的修建迟迟未能进行。普天间机场搬迁的拖延导致两国此后10年间一直就该问题争执不休并一度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迫于美方及日本国内方面的压力，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即因处理不利而于2010年6月2日辞职。美国时任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2014年2月访问冲绳时亦遭遇冲绳民众的游行示威。与之类似，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存在也长期困扰美土双边关系。美军在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后开始入驻土耳其各地。随着双边蜜月期的结束，美军的一系列飞地的存在逐渐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感。1960年代末，土耳其民众一度呼吁“美国佬滚回去”（Go home Yankees）。2016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不少土耳其民众亦认为该政变系由美国策划和唆使，驻军问题因此而再度发酵。

第五，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也给美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兰德公司初步统计，美国维持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平均需要5000万美元至2亿美元。而就人均而言，美军海外军事人员每年度约需要1万至4万美元。至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整体开支而言，美国参议院2013年曾就此而发布《关于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开支及盟国贡献的调查》（Inquiry into U. S. Cost and Allied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 the U. S. Military Presence Overseas）的调研报告。根据该报告，美国每年度需为此支付100亿美元的开支（其中百分之七十用于美国在德国、日本及韩国的军事基地）。但在不少美国研究机构看来，这一数字显然被低估了。以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研究统计为例，该组织的一份报告称，美国2008年至2010年间平均每年约需开支2620亿美元来维持其海外驻军及其军事行动。二者的估值的巨大差异恰好体现了美国国内对美国海外驻军的巨大分歧。

由于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外驻军，美国整体的军费开支也因此“突破天际”。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统计，自1988年以来，美国军费长期占到全球军事开支总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自2000年开始，美国军费开始因为数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直线上扬。短短十年间，美国军费开支由4147亿美元陡增一倍至2010年的7580亿美元，其2010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2.64%之多。此后，美国军费开支开始小幅度削减。但直到2015年，其所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比例仍然高达33.87%。如果将美国与其他主要军费开支大国相比，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几乎约等于全球军费开支前12位国家中剔除美国之后的后11位国家军费之总和。此外就军费占GDP的比例而言，美国2013年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高达5%左右。而其核心盟国——韩国、日本及北约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的这一比例则低至2.5%、1%及1.5%。

图 6：1988年至2015年美国军费与世界军费总开支对比图（单位：10亿美元）* 。

数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作者制图。

* “世界”及“美国军费”开支皆为左坐标轴；“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为百分比，是右坐标轴。此外，伊拉克、古巴、厄立特里亚、朝鲜、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前南斯那夫数据未计入。货币单位为10亿美元，且为2014年美元计价。此外，世界总军费中的1991年数据缺失。另外，“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的比例亦根据之前缺失的“世界”的数据计算得来。

图表 7： 2015年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军事开支对比。作者制图。

数据：The Military Balance 2016. (2017). Retrieved March 9, 2017, from http://www.iiss.org/en/publications/military%20balance/issues/the-military-balance-2016-d6c9。

若以人均计算，美国公民的人均军费开支也远超其他主要军费开支大国的公民的负担。同样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公民2015年的人均军费开支大约1854.4美元。而与之对应，其主要的盟友中的英国、韩国、德国、日本的人均军费开支则仅为854、719.65、482.25以及322.62美元。同年度的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更是低至454和156.21美元。换言之，长期遭受美国批评军费增长过快的中国的人均军费开支其实尚不及美国的1/10。

图表 8： 2015年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人均军费开支对比图（单位：2014年计价美元）。作者制图。数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面临如此沉重的军费支出，美国政府本身也并非毫无怨言。如上所述，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及德国军费负担远却不及美国。二战以后，包括日本、韩国和德国在内的美国盟友在美国强大的安全庇护下迅速发展崛起，并成为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与之同时，美国自身却因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旷日持久的战事而消耗了大量经济资源。正因为如此，美国上世纪60年代末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公开呼吁其亚洲盟友（尤其是针对日本）应对自身的部分安全问题以实现“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处于“孤独的超级大国”（Lonely Superpower）时期、且经济形势尚好。虽然其多项军事行动耗资颇巨，但其对盟友的怨言相对较少。

随着国内经济的下行（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盟国防务开支分担不均的怨言开始不断发酵。包括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内的2016年大选的数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抨击日韩及北约（NATO）盟国未能切实履行国防开支必须达到GDP的2%的这一基本义务。在这其中，最终胜出的特朗普的观点无疑更为鲜明。在其竞选期间及成功当选后，特朗普反复指责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搭便车”（Free-riding）、并明确称北约这一组织已经“过时”（Obsolete）。他还半带威胁地表示如果其他盟友不自觉履行应有责任，那么“美国必须要准备好撒手不管，让这些国家自己保护自己”。在其就职演讲中，特朗普更是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讲到：“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援助他国军队却让我们自己的军力消耗殆尽；我们一直捍卫者他国的边疆但却疏于看管自己的国门；我们在海外挥金如土却坐视国内基建的颓败沉沦”，并宣称“从此刻开始，美国优先！”。

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论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一位明确地从根本上否定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及海外军事战略的美国总统。长久以来，美国媒体以及外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说辞多数只是出于竞选需要而夸夸其谈。但其就任后的短期内的一系列举动表明，特朗普几乎如实地逐条地履行着其竞选宣言。

此外，亦有不少观察者认为即便如此，这也仅代表特朗普的个人观点。鉴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特朗普一人的政治意见恐难以完全扭转美国长久以来的军事部署。但恰如王缉思等著名战略家所观察的那样，由于国力的相对衰落及数次军事行动对美国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美国最晚自奥巴马时期开始已经逐渐进入一个所谓的“韬光养晦”时期：即海外战略收缩，并将主要精力放到国内的发展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远非一时兴起，也绝非其一人之“政治意见”。换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可以说是对奥巴马政府既有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未来数年内，美国对其既有的全球军事部署进行战略重组将成为其对外战略的“新常态”。

作者制图。

数据来源：DMDC’s Defense Casualty Analysis System. (n.d.). Active Duty Military Deaths by Year and Manner:1980 - 2010 (As of November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dcas/pages/report_by_year_manner.xhtml.

作者曾于2016年前往与华盛顿隔波托马克河相望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观。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阵亡士兵纪念公墓，该公墓井然有序，漫步其中会不时发现新添的阵亡士兵的坟墓。公墓里行人熙熙攘攘。行人也许和我一样只是慕名前来缅怀悲情的肯尼迪家族、或者吊唁那些壮烈牺牲的普通士兵。当然，不少的人更是专程前来追悼逝去的亲人或者挚友。

作者不禁想象，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国内的生活可谓极其优渥，是什么驱使这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穿上那一抹迷彩后远赴那些刀山火海之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可以想象，这些阵亡的士兵中不少人一定和我年纪相仿，也一定有家中的亲人、挚爱的朋友，当然也或许有还深爱他们的爱人！如此观之，“美国佬滚回去”（Go home Yankees!）又何妨！

（作者联系方式：longlin-wang@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