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在赞比亚：每天救死扶伤与在河南没有本质的不同

一场手术

站在一旁的妇科医生王大夫笑盈盈地说：“这就是‘开瓢儿’呀。”

北京时间2017年3月7日下午2点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磁共振手术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开颅手术。参与这场手术的除了患者以及在场的医生护士之外，还有一万公里之外另一个房间里的一群人。这里是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evy Mwanawasa医院（卢萨卡综合医院）——又称“卢萨卡中赞友好医院”二楼的“远程医疗会诊中心”，时间是赞比亚时间3月7日早上八点半。

在这所医院里上班的援助医生张大夫提前完成了病房查房的工作，来到了这间会诊中心。开颅手术已经开始，会诊中心里站着十来个人，有赞比亚人、华人、印度裔的医生，也有在中山大学拿到医学学位的本地医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坐在房间正中间的是神经外科的专家周大夫，他也从郑大一附院来到赞比亚，此时正在给身旁的Kachimba医生用英语讲解手术的过程。Kachimba曾是卢萨卡当地最大医院UTH的院长，也是当地最有名的泌尿外科医生之一。显示屏中的影像反映了郑大一附院十分昂贵先进的医疗设备，Kachimba和其他医生都看得目不转睛。

不过对于第一次观看开颅手术的人来说，却不是什么容易回味的过程。

找到肿瘤所在位置后，医生在病人的脑壳上画个框，接着就是把头皮切开、翻起，把颅骨锯开、取走，期间伴随着小心翼翼的止血过程，看得人头皮发麻膝盖发僵。不过不论是手术现场还是屏幕这端，医生的情绪都很不错。周大夫说，这个病例并不属于疑难杂症，主刀医生也很有经验，只要找准肿瘤位置，不出意外的话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手术。

会诊中心中的交流混杂着中文、英语、赞比亚方言（Nianja），以及屏幕中传来的、略带延时的河南普通话。这种时空错位的知觉仿佛是对这间“远程会诊中心”最好的国际化注解。

2016年7月，援赞医疗队在综合医院里设立了远程会诊中心，用于中赞两边医生的交流和会诊。而这间Levy Mwanawasa医院建成于2011年，现在拥有200多张床位，三十多个常任医生。医院建筑坐落在赞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座小土坡上。一条细长的坡道通往小山上白色的尖顶建筑，山坡上溢来一种恬静的气氛，仿佛这里不是一座医院而是一座教堂。这座安静的白色建筑是一个中国援助项目，由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承建。它并不是本地最大的医院，但是这两年一直得到病人以及卫生部的好评。

远程会诊中心装修十分简单，墙面涂成了墨绿色，于是原本并不庞大的显示屏也特别显眼。远程通讯用的是华为的系统，两个显示器上写着CHANGHONG的标志。在手术的过程中，屏幕下方时常出现“丢包率达到41%，请检查网络”的提示，也可以感觉到3-5秒的延时，不过基本不影响交流。在手术进行到一些比较关键的步骤时，电脑那头传来大夫嘹亮的河南普通话：“我们已经找到肿瘤位置了，现在就要进行切除！”周大夫用英语对本地大夫讲解，这是定位肿瘤的工作、那里是要避免脑脊液溢出。讲了一半的时候他带抱歉地转头小声问道：“脑灰质……脑灰质怎么说？”

“The Grey Matter，”站在一旁的张大夫推了推眼镜，“卢萨卡市中心有一家书店就叫Grey Matter，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智慧。”

周大夫感激地笑了笑，继续详细解释着手术的过程：医生不可以大刀阔斧地将肿瘤切除，而是要小心地翻动肿瘤，一边切除肿瘤一边止血。因为脑部血管分布非常复杂，颅内出血也是很严重的问题，此时谨慎止血才能防止切除后出现内出血的问题。观众看着屏幕中主刀医师娴熟精确的手法，无不聚精会神、屏住呼吸。而正当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屏幕中的手术刀上时，咔嚓一声，屏幕一片漆黑。

卢萨卡综合医院停电了。

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在赞比亚遇到停电本是很平常的事情。卢萨卡的供电主要来自于城外凯里巴水库，当水位下降，城里各片区就会轮流停电，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在实时手术的节骨眼上停电，医生们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医院是配有备用发电设施，但是两条电路还没有实现实时切换。于是，上写“HUAWEI”大字的摄像头原地转了一圈，花了一两分钟自动重启。不一会儿，郑州的手术室又重新出现在了赞比亚的屏幕上。

手术开始了两个多小时后的上午十点半，鹌鹑蛋大小的肿瘤被从病人脑中成功取出。在一系列的止血工作之后，就开始了缝合的工作。手术进行到这一步，大家都很放松满意，于是开始畅谈起了中赞双方医疗条件和医保条件的差距。听说这个手术室非常昂贵，比造一家医院还贵，当地医生啧啧感叹了两声。其中一位医生略带玩笑地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把医院都建起来了，为什么不干脆好人做到底，再送一个高级手术室呢？

援助非洲？

这一句玩笑话，在医疗队听起来却并不顺耳。中国援赞项目以及其他援非项目，往往因为承载了太多政治功能而使得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价格高昂的设备，其维护成本也是十分可观的。因此每一个援助项目，都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用中文搜索援非医疗队的的故事，网络会展现给你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援非医疗队的历史开启于1960年代，由各省卫生厅选派医生，一个省对口几个国家。自那时起，河南省的医生就一直对口援助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非洲的医疗条件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医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虽不好一概而论，但援非医生在岗位上辛勤付出、甚至是牺牲的事迹是不难找到的。

不过在英语媒体就截然不同了。即使搜索卢萨卡综合医院的名字，也几乎找不到什么与中国有关的报道。英国卫报曾刊载过一篇名为“中国医院治疗赞比亚疮伤”的文章，在采访Kachimba医生时，也“不忘”借他的口提到华人开发者在赞比亚铜矿的负面新闻。在许多西方记者看来，中国对非洲援建——不论是医疗援助还是基础设施援助，都表达了“殖民主义”的野心。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网站试图通过一些新闻图片对这类媒体做有力回击。图片中，赞比亚总统正兴致勃勃地为综合医院剪彩。配文写道：“班达总统在致辞中感谢中国政府送给赞比亚人民这份珍贵的礼物，……称此医院的竣工和交接是中赞两国开展互利合作、巩固传统友谊的又一光辉典范。”

这样的文学套路要在媒体的竞争中扳回一局是挺难的。不过这些高度概括的双边关系背后的医疗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几十个鲜活的血肉之躯。在赞比亚的这些河南医生们，他们的生活既不像英勇杀敌那么壮烈，也不如投资失败那么苦闷。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被委派之后被动接受的，也有些人是主动请缨前来非洲的；有些人对非洲十分憧憬，也有些人把它想象成一个漆黑穷困的蛮荒之地。自从2016年4月飞机降落之后，赞比亚就变得具体得多了。每天救死扶伤的工作与在河南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可能多了一些“白求恩”的情怀，但每天也跑不掉那些柴米油盐的小烦恼，也有找不到搭子打牌的小无奈和想念家人的小寂寞。

来到卢萨卡综合医院的，除了医疗队队长和随行翻译外，一共有有13个专科大夫，他们分别来自普通内科、心内科、普通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产科、麻醉科、针灸、骨科、检验科、CT、超声、心电科室，在国内都拥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同样在卢萨卡，还有5个医疗队的大夫进驻了当地最大的医院UTH。

所有的医生在出发前都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培训主要是针对语言，另外也给医生充分时间做心理准备和家庭的安排。“来的时候真的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以说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不过来了之后，发现赞比亚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怕：缺医少药的情况有，但并不像电视里那样处处有人惨死。病人在就诊时也非常尊重医生，排队时秩序井然。

卢萨卡综合医院就是一座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医院。与国内相比，它的规模和设备当然是不那么先进，但是病人数量也比国内少了很多。就病人数量而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国内“最大”的医院，除此之外还要经常应付病人及其家属的情绪宣泄，医生的工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卢萨卡综合医院，虽然也常常有人排队，相比国内还是好了很多。不再需要一直站在手术台边，周大夫惬意地说：“就像是放了个假。”

在赞比亚南部的利文斯顿市，也有四个医疗队的医生。这里华人不多，有客人来访时，吕医生就特别高兴：“就去吃个冰淇淋吧，这边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不过他也觉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十分惬意。太太是郑州同一家医院的医生，但去年刚生了孩子，因此不能同来赞比亚，连春节假期同事们的家人都来赞比亚探亲旅游，吕太太也没能前来。吕医生享受非洲生活的这种心情，太太也自然很难体会。“同她讲话的时候必须要说是思乡心切、十分想家，”吕医生说，“不过内心其实是怡然自得的，嘿嘿。”

在哪里生活不是生活？

工作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怡然自得了。卢萨卡医院的内科王大夫，自从早上8点多匆匆走进办公室，病人就络绎不绝地进来，有时连中饭都来不及吃，一上午能接待30多个门诊。与在国内不同，王大夫在卢萨卡综合医院的诊断说明都是用英语填写。尽管专业英语过硬，但有些当地人英语也不太麻利，沟通起来毕竟还是有困难，王大夫还是配了一个助理，帮他做一些必要的翻译和帮助病人排队。让王大夫不习惯的另一件事是手写病历卡。现在国内的大型医院都已经电子化了，每个病人的身体情况、化验结果都是一刷卡就解决了，但在这里，病例还是纸质的，写一个上午手臂发酸。

跟王大夫同样受欢迎的医生很多，其中也包括针灸医生李大夫。针灸室里有很多小隔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光临，有中国人也有当地人。针灸文化博大精深，当地人也感到这种治疗方式非常有趣，队伍常常排到走廊上，需要时这里也会借作病房使用。李大夫扎针快准狠，名声在外，但她从容地从针灸室里走出来时还是会让人大吃一惊：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夫，一张娃娃脸、柔软的声音和人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像李大夫、王大夫这样常常忙到吃不上饭，在卢萨卡综合医院是一种常态，它也不是中国医生的专利，本地医生同样忙得顾不上休息。医疗队到达的第一天，院长就敬告大家：你们没时间适应、没时间犹豫，因为我们 “very very very busy”（非常非常非常忙）。

医疗队的驻地和医院一样，平躺在绿色的旷野上。医生的日常就是驻地和医院的两点一线，不过好在一年的外派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年前医疗队员亲手在院子里中下的小树苗，如今也隐约蹿起了几十公分。

其实在赞比亚有许多河南老乡。往届的医疗队员在任期结束之后，竟有人选择留在了赞比亚。当被问到原因时，他们的回应很简单。这里医疗条件差，气候却十分怡人；生活艰难，文化却十分朴实。在哪里生活不是生活呢？

王大夫坐在门诊室里，一对夫妻带着偏瘫的老父亲来就诊。小伙子穿着黑色的西裤和衬衫、套着白色的西装，浑身收拾得整整齐齐，搀扶着老父亲严格配合王大夫的要求。王大夫让病人躺在病床上，对他做了全面仔细的检查后，又请儿子把病人扶起来，耐心解释了病情、开了药。儿子将父亲搀扶出诊室前，认真地回过头朝王大夫鞠了个躬，说，谢谢你，医生。

窗外的天色很亮，云压得很低，树林是墨绿色的，好像不一会儿就要下雨了。王大夫看着窗外做了个深呼吸，对助手说：请下一位。

作者简介：青年建筑师和城市研究者，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曾在联合国人居署实习，并在肯尼亚贫民窟修建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