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当阿多诺、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一词之时，已经预见到大众媒介乱象会成为生活日常：小“鲜肉”在中国的电视行业呼风唤雨，无论是综艺还是电视剧，得“鲜肉”者得天下；而“世界甘愿受骗”（The world wants to be deceived），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且勿论剧本是否为抄袭。

当电视剧行业的编剧与老演员们嗟叹“运去英雄不自由”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之类的人文类综艺似乎迎来了“时来天地皆同力”，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极速转动的文化工业齿轮，似乎卡了一下。

“出乎意料”的走红？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记录VCR与串场配乐，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也正是访谈之中，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公众人物的最朴素的情感——真挚的亲情、爱情、爱自然之情、爱众生之情。

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而情感类节目，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在2012年广电总局“限娱令1.0”颁布之时，就对上星综合频道的婚恋交友、才艺竞秀、情感故事、游戏竞技、综艺娱乐、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七类节目实行播出总量控制。不难看出，这些被广电总局视为“泛娱乐”节目的类型之中，不少都是以情感作为底色。而地方电视台节目中，情感类节目更是收视吸睛之重器，可以说婚姻交友、家庭调解类节目撑起了地方台的半壁江山。

《朗读者》被外界的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和“小花”加持，无论是《艺术人生》还是《读书》，都在调用着名人资源。在《朗读者》中，朗读者也多为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只间杂些许普通人。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一帧帧美食、一个个吃货背后，都是沉甸甸的感情，也成就了风靡一时的“舌尖热”。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娱乐情感综艺时，人文情感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会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行为逻辑，放在当下就是不追求“鲜肉”与“小花”的加盟。“鲜肉小花”们是娱乐工业的成熟产品，他们的符号形象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在所有的媒体渠道中复制、传播，娱乐工业一边寻找他们的粉丝（消费者），一边造就他们的消费者，将“鲜肉小花”们打造成为拥有最广泛消费者的成功商品。

有“道德偏向”的姿态，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有超乎金钱利益之上的顾虑，因而也会限制节目的内容、形态与表达。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甚至回避逃避价值的冲突，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例如，许多情感类节目自称为生活服务类节目，在“服务”这种中立的名词之下，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以迎合不同受众的心理需求，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用戏剧性吸引众人关注。

对于大众媒体来说，拒绝或不追求使用娱乐工业的成熟“商品”，不回避严肃的问题，内容价值观姿态鲜明，均可能会影响潜在受众用户的数量，最终影响其在“收视率”竞争中的成败，也无法完成文化工业所布置的主要任务——生产消费者。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至甩出局外。这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文化节目类型，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

建立社会关系，而非培养消费主体

尽管在报道中难以寻到《朗读者》的传统电视收视率数字，但媒体一致的评价是“收视口碑”双赢。作为佐证的是，《朗读者》刷遍了朋友圈，在豆瓣网上获得了9分左右的高评分，在几个城市设立的流动朗读亭前排着的如龙长队也成为了媒体报道焦点。

朋友圈刷屏能够说明在特定人群中引发关注，而豆瓣也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品位的网站，豆瓣青年常被视为文艺青年的代名词，其“书影音”评分标准亦是一种并不外在于商业利益的评分体系。朗读亭作为一种地面推广方式，也被称为获取节目视频资源的一种模式——这个简易的录音棚会记录下大众朗读的影音资料，其人头攒攒并不能证明参与群体的广泛性——不能排除这是一种从众式参与，而且很显然，已知的朗读亭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这是“文化工业”惯性思维下的走红论证方式，用口碑、网络评分这个评价标准取代了收视率这一统计概率意义上的“数字”，来论证一个文化产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这种论证方式，依然落入了文化工业的窠臼，更关注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能力，而非其解放力，这掩盖了《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背后的真问题：朗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朗读？朗读是否可以造就更好的自我与社会？

而身为制片人、导演、主持人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真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言下之意是，朗读是一种情感交流手段，《朗读者》的产生和传播可以让更多地人熟知这种交流手段，只要你会说话，你就能够朗读表达。

因而《朗读者》的产生并非为了挽救近年来如履薄冰的图书出版行业——这个行业一方面需回应网络文学、网络阅读的市场挑战，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零售渠道的变化，街头巷尾的书店在高昂的房租与缩小的阅读人群双重挤压之下逐渐消逝。也非对个人阅读材料与知识储备的一种补充，为了功利性地知识获取，或者将其作为内省或自我激励的工具，即朗读并非为了推广心灵鸡汤，成为教参辅导或品味彰显或炫技方式。朗读，并非为了达成个体的沉思、自我的构建，也是面对他者的一种沟通努力——这意味着朗读是两个灵魂之间的非物质性接触，是一种交流，通过朗读可以建立一系列与他人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人与人、人与历史之间的交流永远可以敞开。

因而《朗读者》并不是另一个版本的《感动中国》，尽管配乐、灯光以及主持人、嘉宾的出场充满了仪式感，但它的舞台核心是剧场与图书馆，图书馆中存放的是过去的知识与精神，而剧场上则是以过去为引，表演当下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朗读不被视为需要技巧的行为，公共朗读也不必是专业人士垄断的行为。在这里，有父亲对儿子的教导，有母亲对女儿的期盼，有孙女对奶奶的思念，有儿子对母亲的感谢，有夫妻之间的濡沫情深，也有对于世界和自然的善意与期待，有感恩，有致谢，有鼓励，有追念。

对于刚刚出生的《朗读者》，我的心情是欣悦的，因为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偏向”，而非用一种讨好式的娱乐态度与中立立场去传播一种文化价值。同时我也有着一种期待，正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所言，“交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它涉及接近权和机会的可获得性”，《朗读者》能否如它的制作者所说，致力于所有人的言说权利与沟通可能，朗读亭中的朗诵声、社会各阶层的心声表达，能否以一个平等的机会进入到言说的舞台之上，真正实现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以及人民性。

当然，也有隐忧，会不会这只是另一场“被代表”的言说表演，另一种模式的文化商品生产——试图将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声音，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呼声？又将这个阶层与群体，培养成为文化工业之上快乐、麻木又不自知的消费者？

至少，在此刻，我们欢呼着一股清流的诞生，见证着文化工业的齿轮停顿了一秒。能否从这一刻的《朗读者》开始，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能“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指引下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