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稠稉治（下）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1998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到了清代，稠稉治的所在地——新津天社山（老君山）老子庙得以恢复重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尤其是张献忠起义军所带来的破坏与残杀结束之后，新津通过“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等措施，便步入了休养生息的时代；老子庙的香火也随之而获得延续。1790年,在杨会寅、罗拱两位知县的倡导下，老子庙开始重建。

晚清和民国时期，老子庙与“刘门”的关系十分密切。刘门以清儒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槐轩，1768–1856）的学说及教育体系为基础，形成了近现代四川最重要的民间团体之一。若想进一步了解刘门，请读者参阅发表于“行脚成都”的拙文《槐轩之道——四川刘门的源和流》。1799年、1821年以及1835年，在刘沅的赞助下，老君山上的诸多建筑得到了重建和修葺。不知那时的老子庙是否属于全真道龙门派，但从1920年代起，老子庙就完全由刘门住持。

老子庙儒林祠中的“名教垂光”匾额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民国年间，老子庙在当地槐轩门人的赞助下得以重建。1923年老子庙毁于火灾后，刘门第四代掌门人刘咸焌（字仲韬，为刘沅孙，1871–1935）遂亲自监督了此庙的重建工程。老子庙整体建筑以成都青羊宫为蓝本，后者的布局和形制都被熟练地运用于老子庙的建设中。为了感恩当年的施主，老子庙三清殿旁建有一座“儒林祠”（亦称崇敬祠），祠内曾供奉了刘止唐先生及其八个儿子。

要理解刘止唐及槐轩门人对老君山的关爱，还得从刘止唐的生平经历谈起。槐轩门人虽宗孔孟为圭臬，但由于孔子曾得到老子的心传（老子为孔子之师），老子在刘门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刘沅一生中遇到过两位道家高人：静一道人和野云老人。为了仿效老、孔的师承关系，后来出现了一个传说，声称两位高士都是老子转世。这两位道家人物对刘沅的思想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后者。在刘沅生活状况较为狼狈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卖药老翁——野云老人。老人名叫李果圆，但他的身世是个谜，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其来龙去脉。大约从1796年到1804年，刘沅向野云老人学习道教内丹的修炼方法。刘沅不但感到这个修行方法与自己的儒家思想完全吻合，他的健康与生活状况也日见改善。在这个基础上，刘沅也开始传授一种功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静养功”。

刘咸焌题“无为自化”匾额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据说，当时刘沅与其师隐修的地方正是老君山（天社山）。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当时刘沅尚居双流，离新津的老君山并不远。不过，我并未在刘沅的作品中得到这段时间的相关证据。然而，老君山在刘门中的意义证明了，此山在刘沅生命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何毅豪老师认为：

“野云老人是槐轩学派与新津老子庙结缘的重要媒介。成都的道观虽多，但野云老人坚信老子西出函关之后，最终在新津稠稉山隐居，所以对新津老子庙情有独钟。老子庙是刘沅师徒的初遇地，也是最后的离别地。据《昌臻法师传》记载：‘……（刘沅）于是就跟随野云老人，学习了八年，他们经常到四川新津老君山参学。’昌臻法师（俗名张耀枢）的家族与刘门两度联姻，刘沅之孙刘咸荥（字豫波，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是昌臻法师的外公，槐轩门人颜楷是昌臻法师的岳父，昌臻法师留下的资料是很可信的。刘沅及槐轩后人多次修建新津老子庙，并把老子庙作为‘法言坛’的重要活动场所，就有报答师恩的因素。”

除了老君山上的老子庙以外，刘沅及其后人还大力捐助了其他道观，其中成都青羊宫最为出名。青羊宫是道教所传老子第二次降生及传经的圣地，因此青羊宫的地位并不亚于老子庙。其实，刘止唐与槐轩门人同时关注了青羊宫和老子庙，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两座道观都获得了刘门的多次捐助，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由槐轩门人住持、经营。所以，老君山虽然被视为刘止唐和野云老人隐修之地，但槐轩门人对老子庙的支持与关爱，应该理解为刘门与四川道教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老子隐居天社山的传说曾得到刘止唐及槐轩门人的大力宣传，刘门在这个地方传统的巩固和传承上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

颜楷书于1919年的“江原形家”诗碑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1799年曾刻有一座碑。碑文追忆了18世纪末重修老子庙始末。事隔120年后的1919年，著名书法家颜楷（字雍耆，1877–1927）抄录了此碑并附短跋。颜楷乃杰出的槐轩门人，曾旅日攻读法政，在清朝多个行政部门担任官职。1911年，他参与领导了保路同志会，反对四川省铁路国有化。颜楷抄录的碑文也刻成了石碑，至今仍保存在老子庙混元殿中。诗文俨然以太上老君口吻曰：

昔驾青牛过函关，隐蜀新研天社山。

石室凿向太平座，丹灶烟浮透九天。

邛水为带岷江襟，控五凤而桥迎仙。

海岛蓬莱何似此，玉册经文授喜看。

盖新旬中遭燹烬，秋风荒草白云寒。

今显道灵重振起，愿将经文再一传。

老君山的神圣权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天师道稠稉治的遗风，这个与黄帝和张道陵有关的圣地，被一个新的传说取代，或者说补充。上引的碑文及老子庙中由刘沅及其后人所撰的其他碑文、楹联等文献，均将此圣地作为太上老君的修炼之地。这个传说似乎早在刘沅接触此山之前就已在当地流传。但太上老君在本山的重要地位却是刘门掌门及槐轩门人重点塑造和宣扬的。

传统太上老君传记中的经典要素与新津的这个地点产生了关联。函谷关和青牛是老君传说中的两个标准要素。老君山则以其“天社山”的别名、两条河流及其1644年毁于兵燹的暗示得以清楚的识别。据说老君与尹喜（函谷关吏，被传授《道德经》第一人）的第二次会面发生在西周时的成都。尹喜在一只青羊的帮助下找到老君时，后者刚托生为李姓后裔。既见，老君即封弟子尹喜为真人。他们会面的地方据传就在今天的青羊宫，道观因而得名。在这个传统说法的基础上，新津的老君山被提升为老君的隐修之地，老君居山中洞穴修炼。碑文中暗示的这个圣地新的荣誉以及对老君道经的持续传承，都在刘沅及刘门的支持下得以实现。

此外，该诗碑上留下了神秘的署名：江原形家。“江原”为汉代已有的古地名，位于今双流区刘沅家乡附近；“形家”乃风水师的别称。但这个奇怪的名字并不只是这首清代诗文作者的别号而已。地方传说认为，江原形家正是老君；颜楷为碑文撰写的跋文也说明了此诗“相传老子显迹所为”。我倾向认为这首诗是扶乩所出；这种通神的撰写方式在清代文人中尤为普遍。

何毅豪老师这样描述了诗文的来历：“嘉庆九年（1804）初夏，在刘沅三十七岁时，野云老人与刘沅最后一次一起朝拜老子庙，当晚两人住在老子庙客堂。次日刘沅起床时，野云老人已经不见，只有一首诗贴在刘沅门上。”这则故事非常动听，但不符合史实。《江原形家诗》的原碑刻于清嘉庆己未年（1799），此碑至今保存在老子庙七真殿（三清殿背面）中。因此，《江原形家诗》不可能为1804年所作。另外，一位槐轩门人所撰的山志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关于碑文由来的说法，我将在后文详释。

三元殿中信众问卦、点灯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近年研究刘门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份有关老君山的珍贵史料。这是一部槐轩门人于二十世纪下半叶撰写的《天社山志》，全名为《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志》。在刘门的著述中，老君山这个俗名用得很少，更文雅的“天社山”才是刘门内部既定的标准叫法。这部当代作品为一部五十四页的线装手抄本（含诸多补遗），从未发表出版。刘沅后人曾为我提供了一本复印稿。此书以传统正体字精心写成，有两个序言，都作于1983年，作者后记为1984年撰。

《天社山志》的编撰者为新津人汤济苍（字潜盦），生于1923年，逝于1980年代后期。汤在民国时期成为刘门弟子，拜刘沅之孙刘咸燡（字晦愚，1877–1947或1948年初）为师，后者也是刘门最后一位正式的掌门人。汤济苍亦从刘咸荥（字豫波，1858–1949）习国文。刘咸荥为刘沅的另一个孙子，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建国后，汤在新津水利局当干部。1961或62年，汤从单位辞职，领取了一笔退休金后返家务农，住在老君山旁边的永商公社。

1960年代早期，“文革”之前，汤在老君山定居下来。当时老君庙空无一人，山上也没有道士。自1920年代以来经营此庙的刘门，他们所有的公开活动，1949年后即不再开展。为保护老君庙这一历史遗迹，永商公社安排汤济苍为护山人，看守老君庙。汤无疑是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不仅是槐轩门人，同时也对文化遗产、文本研究以及考古有极大的兴趣。1961年，老子庙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庙里所有的塑像、两座大殿以及山门均在“文革”中被毁。汤济苍写道：“修建功德近三十年，十年动乱，四害横行，塑像文献，捣燬一空，幸存明清古柏及殿宇和石刻文字，庸非数耶！”

刘咸炘所题门额及对联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1985年，此庙再次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最终于次年作为宗教活动场所重新开放。汤济苍抄录了庙里所有的碑文，其中几则来自他的记忆。他还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撰写了注文，以免一遍遍地向好奇的来访者们反复解释文献的含义。此外，他还结合庙宇的历史及修建情况，描述了庙宇建筑群中的每一处建筑。这些材料，包括太上老君的传说，以及老君山的信仰传统，共同构成了《天社山志》的内容。如果没有汤的记录，诸多被毁或被盗的碑铭等珍贵文献都将永远消失。此外，这部志书也是关于老君庙在民国时期发展情况的唯一文献，尤其其中有刘门及其新津门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的内容。汤氏对老君庙建设的记叙能使我们深入地洞见地方近代史，并揭示了当时诸多政界和军界的高级领袖都曾是槐轩门人。

汤济苍不仅记录了那些挖掘出的遗迹或老君庙内的遗存，还包括汉砖以及明代文昌和关帝的石像，后者立于洪武元年（1368）。他抄录了一份信息更为丰富的文献——《广种福田碑记》。此碑刻于乾隆元年（1736），在“文革”中下落不明。幸亏汤济苍抄录了原文，我们方能获悉碑文内容。该碑文有曰：“考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建于东汉，蜀太守李严削山修庙，相传老子隐居于此，故立庙以祀。唐玄宗追封老子为玄元皇帝，扩修，元末燬于兵燹，明初重修。崇祯甲申年为流寇张献忠焚燬，清康熙初重修。”

关于老君庙的历史发展，这是目前可资利用的最全面的材料。当然，很难证实老君庙的修建是否与蜀守李严的活动有关。然而，清代普遍认为此庙建于东汉。显然，老子隐居此山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很久，并非槐轩门人杜撰。刘沅在《老君山碑记》中确认了这一点，他再次强调了老子为孔子师，并在文末总结道：“天社山老子曾隐于此，庙祀甚古。人悉奉为神异。愚故述平生之言，命门人孙廷槐书于石以贻后。”刘止唐撰写的《老君山碑记》作于1854年，立于老君洞内——据说这里即为老子修炼之地。

尽管在刘沅及其弟子的主导下，清代老子庙几经翻修，但民国时期又再次面临修建。1918年，刘沅孙刘咸焌，也即刘门第四代掌门人，发起了老子庙的整体重建工作。刘咸焌当时在成都授学，门人中颇有一些名望甚高的军政名流和领袖。当时杰出的刘门弟子之一即为书法家颜楷。他也赞助了这项工程并撰写了募捐启事。捐建者主要为新津本地人，他们大多为槐轩门人。

老君庙的重建为整个圣地的建筑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前面提到的江原形家的扶乩诗有关。此诗被认为是老君降示之作，其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昔闻，建庙时一老叟蹒跚来游，持案头笔，留此诗遂杳。其墨迹为县人所藏，有好事者事竣刻之于石。”老叟神秘出现并留诗一事，应该在18世纪晚期翻修老子庙的时候发生过。诗文原碑刻于1799年。清代老子庙的建筑原本朝南，也即“癸山丁向”。而在刘门主导下修建的新庙殿堂则是朝西的设计，也即“乙山辛向”，以便契合《江原形家诗》中的意蕴。这意味着老君庙的朝向整整转了90度。

我曾与风水建筑师蔡洪（Howard Choy）从中国堪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首《江原形家诗》。他认为，这首诗主要是一名“形家”（属于形势派的风水专家）对老君山风水特征的阐释，其中解释了老子庙建筑群为什么应朝西的问题。下面，我将对这首诗中最有说服力的风水证据做一总结：

诗的第三句中的“石室”就是神圣的老君洞，也就是传说中老子在山上的隐修之地。这个洞（或是汉代崖墓或是天然洞穴；顾颉刚于1940年造访老君山时就认为是天然洞穴）以及旁边的两座崖墓都朝西。值得注意的是，老君庙的殿宇也是这个朝向。显然，老君庙殿宇的朝向乃依“石室”朝向而定。蔡洪认为，诗中的“太平座”是指老君洞前的平地，为一吉利的露天之地或“聚焦”，也就是风水中所谓的“明堂”。这是诗中第四句提到的老子“丹灶”的位置。为了纪念老君，如今这里修建了一个用于焚烧香蜡钱纸的葫芦形香炉。诗的第五行描述了环绕老君山的河流，指出老君山面向邛水（南河），邛水如带环于西，岷江似襟抱于周。

第六句（控五凤而桥迎仙）是全诗最为神秘、难懂的地方。汤济苍在这句的注释下指认了舞凤桥和迎仙桥这两座桥，并抄录了两通相关的碑铭，但这些碑铭并不提及老君山。然而，蔡洪认为，这句诗重点突出的是圣地周边的环境，指老君山及环立于老君山周边的四座小山：卧牛山（据说为老子的坐骑青牛化身而成）、轩辕山（指黄帝，也称轩黄台）、送子山、插旗山（据说张道陵在这里插旗并斩妖除魔）。因此，按照蔡洪的说法，诗中的“五凤”是指老君山和这四座山，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迎候仙人的桥梁——前端为较为矮小的山（卧牛山），后端为较高的轩辕山，阳山在左（送子山），阴山处右（插旗山，取其“插旗”之象，故为阴山），构成了当地“小宇宙”中的一个十字通道。对第六句的这种解读与老君山今天的地理极为吻合。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新建老子庙的历史中吧。

2021年拜送太岁平安道场（混元殿）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1919年，新建工程从混元殿的修建开始。全殿耗时一年多，其中塑有的混元祖师像，他是老君的先天形象，代表着道本身。其时有新津人陈宝玉（字孟階），抱怨刘门选择老子庙的新朝向只顾发展自家教门。陈抱怨的真正原因是他家一处祖坟正在新殿附近，他认为混元殿“压”了他家的坟，会影响其风水。陈宝玉以混元殿面朝大邑县，会影响大邑风水为由，试图劝说大邑县军政要员将之拆除。然而这些大邑要员，如刘成勳（字禹九，1883–1944）、刘湘（字甫澄，1890–1938）、刘文渊、刘文辉（字自乾，1895–1976），他们都是槐轩门人（但他们与刘沅双流刘氏并不同宗！），陈的诉求被驳回。陈宝玉公然威胁要火烧老子庙。因而老君山的修建工作陷入停顿。

汤济苍写道：“忽于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全庙烧尽，仅存混元殿与老山门及三皇殿（按，供奉伏羲、神农、轩辕）和斋房少许。这是否陈宝玉烧的？不是。是善男信女们在山庙内祝地母会供天燃烛放炮，将庙上窑柴捆子惹燃。山高风大，水也困难，烧了三天多才熄。”

1923年的大火是老君山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事件。《江原形家诗》的第九句中提到的“新旬中遭燹烬”，遂被理解为影射这次事件的谶语——至少汤济苍所记录的解读是这样的。我则倾向于将这句诗与张献忠对老子庙的毁灭联系起来理解。因为这篇神秘的文字显然是在庆祝清代老君庙的重建。相关诗句的措辞也看不出老君庙的毁坏会发生在将来这层意思。另外，按照六十甲子来看，所谓“新旬”，应是包含有天干地支中第一个天干的新一轮纪年，也即“新旬”之年应有“甲”。1923年是癸亥年，次年才是甲子年。而张献忠毁庙的1644年，为甲申年，正与“盖新旬中遭燹烬”一句相符。

混元殿终于在1926年竣工——它增修了一个月台和梯步，并在殿堂前围墙的两边开了侧门。接着修建的是老君山山顶最主要的建筑——三清殿，祭祀道之一气化成的三而一、一而三的三清神灵。此殿左右两侧还配祀十二金仙。十二金仙这群佛、道二教圣人出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而他们被供奉在三清殿里似乎是四川独有的传统。成都青羊宫、新津老君山和（今已不存的）新津玉皇观都塑有十二金仙的神像。刘止唐曾在其所撰《重修青羊宫碑记》中批评这群圣人“陋沿小说，论者罕明”，并说明他们的身份来历实“则岁时十二宫，各含太极；是有道之士假形以明道，而不容泥象以求也”。然而，无论在青羊宫还是在老子庙中，刘止唐并没有阻止门人为十二金仙塑像。

1923年的火灾后，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刘文辉（1928年出任四川省省长）打算大力重建老君庙并增修老君山周围其他山上庙宇。据说，他为此印制了万余本募捐册。但时任刘门掌门的刘咸焌阻止了他。刘咸焌告诉刘文辉，若他以省长之名公然筹资建庙，老君山恐将再遭十次火燹之灾；用普通人自愿捐助的资金重建老君庙即可，这样做才恰当。刘文辉遂将募捐册付之一炬。

2002年老君圣诞（三清殿）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三清殿的修建始于1928年，1931年竣工。这次的募捐启事是刘沅之孙——天才学者刘咸炘（字鑑泉，1897–1932）所撰。往山上搬运梁柱木料极为艰辛。有时实在太难了，人们向现场主持施工的孙绍纬（字星五）诉苦。汤济苍描述了当时孙的反应和工程情况：“孙闭目凝神，拱手祷告：‘望太上助一臂之力，达成修建，化世化民。’以这种精神鼓动，虽然不科学，但是终于完成。间或现有工伤事故，大都不药而愈，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孙绍纬是民国年间新津最杰出的槐轩门人之一（见拙文《重访新津孙家大院》）。新津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刘门重镇之一；较为著名的门人，在晚清有孙廷槐、彭润芳，民国有孙绍纬、董绍堂、杨绍典、黄静轩等。

三清殿背面供奉着七真，并将此神龛称为“七真殿”。七真是创建全真道的开山祖师——王重阳（1113–1170）的七位杰出弟子。不过，老君庙七真殿的缘起是相当特殊的。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正重修三清殿时，某夜皓月当空，清风徐来，忽有七只白鹤飞来，栖于古柏枝头，鸣叫不绝，黎明始飞去，传为“七真朝太上”。故在正殿三清殿的背面，加塑了全真七子跨鹤像，并将客堂改名为“来鹤轩”。

第二年的三月，有两只梅花鹿（一母一子）上山游玩，这是个瑞兆。但修庙的泥工无知，追逐捕之，母鹿惊走，小鹿被打死烹食。刘咸焌听闻后，异常感伤，写下长诗《梅花鹿歌》。刘咸焌的父亲刘桂文任广西梧州知府时，府衙内养有一鹿，历任知府相继移交。几年后，刘桂文殁于任内，该鹿发狂跑掉了。老子庙来梅花鹿的日子，恰好是刘桂文逝世三十周年。

2002年老君圣诞（八卦亭）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三清殿前的八卦亭是老君庙建筑的精华。它建于1926年，内有老君骑青牛像。三元殿供奉天、地、水三官和其他神灵，位于老子庙建筑群后部，1944年竣工。老君山最有灵气的地方——老君洞，位于山顶下方，也经刘门整饬一新，洞内墙为砖砌，洞内神龛里端放老君的神像。此外，槐轩门人还修建了前文提及的儒林祠（亦称崇敬祠），主要纪念刘沅以及有功于老君庙的其他刘氏大德。灵祖楼供奉道观保护神王灵官，建于1942年。该建筑毁于“文革”，今灵祖楼建于1990年代。最后，还有一尊从一座佛寺（后来变成新津县救济院）搬来老君山的古老木雕观音像，安置在原来接待游客的一个小房屋中。这就是观音殿（也称慈航殿）的来历。这座小殿也在“文革”中被毁，现又重建。

槐轩门人在新津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慈善活动。比如，孙绍纬创办了“崇正书塾”，卫乃明、龚晖创办了“复古书塾”。书塾开设经、史、文学等课程，同时教授学生修习“静养功”，由老师教学生静坐，以强健体魄。对于无力交学费的学生，还减免学费。门人们还在新津建立了复善公所，照顾贫苦无依的老人、贫苦人家的新生儿、贫苦守寡妇女、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延请医生常驻公所，免费为贫苦病人施予医药。贫苦死者无力安葬者，提供义地、且施予棺木。年终无米过年者，还可领取米、钱。每年中元节，“法言坛”（源于刘门的火居道派）组织诵经拜忏，施食、化纸钱，超度那些枉死的、无后人的、早夭的孤魂野鬼。另外，城关镇、龙马乡还有法天善会，铁溪乡、顺江乡有济幽会，普兴有普佐仙坊，都是新津槐轩门人定期举办活动的场所。

戊戌（2018）年冠巾大法会（斗姥殿） /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门被宣布为非法的“反动会道门”，老君山也因此失去了它的守护者。老子庙的宗教活动从此停止，只有汤济苍一人看守。“文革”混乱结束后，老君庙终于在1986年重新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1988年，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一代玄裔弟子张至容住持老子庙，老子庙正式成为龙门派道场。1989年，新津县道教协会在老子庙成立，会长由老子庙住持张至容担任。从此，老子庙的道教活动逐步正常开展。张至容大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道士，尤其注重道门斋醮科仪的传承。老子庙因而成为了法事活动极其丰富的道场，以农历二月十五老君圣诞为中心的“春祈法会”最为隆重。老子庙从不售门票，完全以其在新津人心目中的灵气以及道门的优秀传统获得了新生命及发展。因此，老子庙仍旧在继承天师遗训，是新津区唯一完整地体现二十四治的传统的道观。

1993年，中国各地为祈祷国泰民安，举行了“罗天大醮”，新津老子庙作为四川省南坛分会场，邀请了刘门“法言坛”高功曾道经（时年90余岁）及弟子一起做法事，盛况空前，每天参会者达3000余人。非常遗憾的是，老子庙与刘门、法言坛的交流未能持续至今。刘氏家族及槐轩门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虽然随处可见，但老子庙道观尚未找到一种融洽对待此文化遗产的模式。

张至容大师与作者（2019年3月于崇州西竺道院）

老子庙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有生命力的道教宫观。在张至容大师的主持下，古庙背后新建了一座宏伟的斗姥殿，大大改善了道众和信徒们的活动空间。2018年5月，老子庙承办了“戊戌年四川道教全真派冠巾大法会”，为来自全省各宫观的60余位新进弟子举行了冠巾仪式。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法事活动，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张至容大师及老子庙的道众、居士为道教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大贡献。

然而，在老君山最近的发展中，也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倾向。原来的儒林祠、老君洞、观音洞等，都出现了一些新名称，使得这些圣地的原来含义及作用越来越模糊。一座道观需要道门本身的“灵炁”以及适合新时代的发展，但是也得尊重历史。刘门这段历史无疑给老子庙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稠稉治及老子遗风的传承起了关键性作用，其功不可没！“槐轩文化”的潜力非常大，而且它代表着巴蜀地区最正宗的本土文化。老子庙作为全真龙门派道场，完全可以发掘并爱护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窃以为，老子庙中的儒林祠是应该恢复的；这不仅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道门感恩的优良传统。佛寺、道观中建有祠堂，是很常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邛崃白鹤山鹤林寺中就有一座“了翁祠”，至今供奉着著名理学家魏了翁（1178–1237）。

参考资料：

[1] 何毅豪《老君山的道缘》（下），“方志新津”公众号，2020年4月17日。

欧福克（Volker Olles），一名欧理源，男，德国波恩人，1998年在波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之近现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神圣空间（宗教地理）、四川刘门及法言坛、宫观及民间斋醮科仪、宫观（寺庙）历史与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铭学、道教环保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