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古巴比伦的挪亚“圆舟”

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栏目在2016年10月29日刊登马千惠一文，题为《比〈圣经〉更古老的“挪亚方舟”故事》，介绍了英国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1840-1876）于1872年最先释读出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的洪水故事。史密斯后来在尼尼微又发现了记述古巴比伦洪水神话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读者可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史密斯的身世和洪水史诗的情节。

史密斯在1876年出版《迦勒底的创世记》（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一书，仔细对比了楔形文字泥板对洪水的记述和《创世记》的异同。他根据当时极其有限的材料，就已然发现了二十三处共同点（286-287页）。但涉及这两个传统孰先孰后的问题，史密斯下笔就格外谨慎。比如，他说：“描写洪水的泥板文字，其价值在于构成符合圣经叙述的一个独立证据，而且远早于任何其他证据。”（286页）在全书临近结尾处，史密斯稍稍大胆了一些。他指出，所有证据都促使人相信，巴比伦乃是洪水传说的发源地，而古代以色列人最初乃是从巴比伦继承了这个故事。但他很快又补充说，二者之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还需更多证据方可证实其间的传承关系（291-292页）。总之，在这部书中，凡涉及圣经和近东神话的依存关系，他都措辞谨慎，不肯轻易断言旧约的洪水故事实则袭自两河流域更古的神话。

但是两个版本实在惊人地相似。且不论故事的基本情节，就连很多细节也高度吻合。这里仅举一例。挪亚为了检测洪水是否已消退，先后放出乌鸦和鸽子，看看鸟儿是否能找到落脚之处。后来，直到放出去的鸽子不再飞回方舟，挪亚才确定大水已退。而在《吉尔伽美什》第十一块泥板上，从洪水中逃生的英雄先后放飞了鸽子、燕子和乌鸦，同样是为了查验陆地是否已经露出。所以，史密斯之后的亚述学家，都已看到让护教人士感觉尴尬的事实：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保留有更早的洪水故事版本，而且年代比圣经故事至少早一千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191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旧约中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在该书最长的第四章，弗雷泽收集了世界各地上百个洪水传说，并总结了当时的研究结果。在这一章结尾，他提到传统观点一向视圣经记述为最古、最真实，其他民族的传说或是沿袭圣经故事，或是对圣经原本的篡改和阉割。但时至今日，“这些纷乱、古怪、幼稚或者怪诞的洪水故事，我们仍难将其看作是人类对于单一、神圣原本的改写”（卷一，334页）。因为现代研究已然证明：“《创世记》中所谓来自上帝的最初版本，其实并不是原本，而是对更加古老的巴比伦或者苏美尔故事的模仿而已。”（同上）相较于四十多年前的史密斯，弗雷泽的表述已经更加直截了当。

史密斯在1872年的发现，对亚述学和圣经学研究都意义重大。一百十三年之后，到了1985年，类似的惊人发现又一次出现在大英博物馆。幸运之神这一回眷顾的是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他是大英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泥板的负责人。他在2014年出版一本书，题为《挪亚之前的方舟：破解洪水故事》（The Ark Before Noah: Decoding the Story of the Flood），详述了自己的发现和后续研究。

看书中所附作者的照片，美须髯，宛若一位西方老神仙，完全符合我们对古文字学者的浪漫想象。芬克尔自己说，他从小就是书呆子，九岁就打定主意，要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一生。他对死文字和怪文字有强烈兴趣，对于要从事的专业，一直在埃及象形文字和中文之间摇摆不定。1969年，他考入伯明翰大学，本来打算专攻埃及学。可惜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埃及学的教授突然病故。系里立即开始四处寻找师资，但事起仓促，一时无人接替课程。于是，系主任建议，不妨先跟兰伯特教授（W. G. Lambert）学一点楔形文字。芬克尔于是一头扎进楔形文字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他一生的志业就这样偶然地确定了。请听芬克尔对自己专业的激情描述：“楔形文字！全世界最古、最难的文字，早于任何拼写字母，是早已消失的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使用了三千多年的文字，到了罗马时代已经像恐龙一样灭绝了。”（第13页）楔形文字最后一批读者和书写者，大约活跃在公元二世纪，也就是东汉中期。楔形文字如此古老，完全称得上是西方古典之前的古典，也是让所有国家都不敢妄称世界最古文明的路障。

1985年，也就是芬克尔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第九年，道格拉斯·西蒙兹（Douglas Simmonds）将一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带到博物馆，请求专家鉴定。西蒙兹的父亲二战期间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在近东驻扎过一段时间。由于一生热爱收藏，所以老西蒙兹手上有不少埃及、中国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芬克尔接过泥板，匆匆看过文字，当即深感震惊，因为上面记载的乃是古代洪水神话的一个版本。他立即请求收藏者多逗留几小时，以便他仔细研究。无奈藏家不理解学者的急切心情，对学术也全无兴趣，不愿意将泥板留下。西蒙兹携文物匆匆离去，留给芬克尔的是二十四年漫长的盼望和等待。到了2009年，二人才在一次展览上邂逅。这一次，藏家心情不错，答应将泥板留在大英博物馆。这块泥板刻写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属于古巴比伦时期。尺寸为长十一厘米，宽六点五厘米，大小如手机，单手即可握住。就在这块泥板现存的六十行文字中，芬克尔发现了一份制造方舟的“说明书”。

要了解芬克尔的最新发现，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阿特拉哈西斯》的洪水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新生代的神变成老一辈神灵的长工，担负了繁重的劳动。这些神界中的晚辈最终不堪劳苦，怨声载道，竟至于围住旧神的宫殿，展开大规模的抗议。为应对危机，神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制造新鲜劳动力，以减轻新神的劳役之苦。于是乎，人类作为替神灵减负的劳动机器，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并立即投放到劳力市场。在这更古的神话中，造人的原因并非如《创世记》所述那样神圣，而是出于非常实际、物质的考虑。人类作为劳动力和低等造物，时常大声喧哗，噪音的分贝已然超出神灵所能忍耐的极限。为了消除噪音污染，众神就产生发洪水、灭绝人类的念头，以图个耳根清净。但阿特拉哈西斯就像后世的挪亚一样，得到神灵的青睐，预先知道大难临头。他还接到神灵详细的指令：拆掉宅舍，建造大船，准备逃生。

《阿特拉哈西斯》全本最著名的一版，是公元前十七世纪写成，保留在三块泥板上。全篇结束之后，附有一篇题记，记录了全诗的行数，还留下了作者的名字：Ipiq-Aya。根据他标注的年号，应当在公元前1636-1635年之间写成的。原诗共计一千两百四十五行，目前保留下来的篇幅大约百分之六十。三块泥板的残片，分别藏在不同的博物馆。记载洪水的泥板是第三块，如今裂成两段，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日内瓦。这一版本被称为“古巴比伦本”。《阿特拉哈西斯》还有若干其他版本，比古巴比伦本更早，其中记录洪水的一块泥板为挪威收藏家Martin Schøyen所藏。在这一版中，大神埃亚（Ea）向阿特拉哈西斯泄露了洪水计划，并命令他赶紧造船，但发现主人公伏地恸哭，于是便说：“你既为民人哭泣，又跪在这里对我心怀畏惧。还有一项工作需完成，而你却不知如何进行。”这一版文字在这里断开，而芬克尔新发现的“方舟泥板”（the Ark Tablet），起首的诗行正好就接在此句之后，开始讲述建造方舟的程序。这块“方舟泥板”不一定就是Schøyen收藏泥板的另一半，但文字无疑属于《阿特拉哈西斯》这一古本。

和古巴比伦洪水故事其他版本一样，大神恩基（Enki，苏美尔的智慧神，就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埃亚）为了恪守绝不泄密的诺言，不能直接告诉主人公马上就要降临的大灾难。他选择的办法是隔墙发话，对着茅屋的墙壁假装自言自语，实则吐露秘密，为的是让墙那一边的主人公“偶然”听到神的独白。这就是神灵设计的“隔墙有耳”，既能泄秘、又可以规避责任。新发现的“方舟泥板”一开始，也是这样安排的。我根据芬克尔的英译文试译如下（见106页）：

墙，墙！茅草墙，茅草墙！

阿特拉哈西斯，细听我的话，

你便可得永生！

毁家舍，造舟船，

弃财富，保性命！

你要造的船，

建在圆形的平面上，

使其长宽相等……

这一段最值得注意者，在于方舟的形状。芬克尔在《挪亚之前的方舟》第七章集中讨论了这个话题。

中文将挪亚所建造和乘坐的船译为“方舟”，是有道理的。因为历代对方舟的理解和视觉表现，大都是长方形的船体，上面搭建一所三层高的大房子。《创世记》中对船的尺寸，是这样规定的：“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6:15）既然长和宽的比例是六比一，那么船的外形自然是瘦长的。但在“方舟泥版”中，大神恩基的指令是在“圆形的平面”上造船。可见古巴比伦的这艘救生船，船底为圆形。所谓“破屋造船”或者“毁家造船”，指的是拆掉用芦苇搭建的草房，将原来建房的芦苇循环利用，制成圆形的筏子（coracle）。这样的筏子，是两河流域直到近代还在使用的简易水上交通工具。其特点是浮力大，不会轻易翻覆，能够确保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即使行驶时不易控制筏子的方向，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原地打转儿。之所以选择圆筏，大神恩基的用意就是让主人公在水上长时间漂流，直到水退。芬克尔评论道：“阿特拉哈西斯的船不必去往任何地方，只需要在水上漂着、逛荡着，水退之后，船飘荡到何处，就止于何处。”（133页）就是说，圆筏用来逃生，登船即可保命。芬克尔还指出，圆筏与舢板、筏子一样，是最原始、最简便的水上求生工具。芦苇制成的圆筏，在世界各地（印度、伊拉克、中国西藏、威尔士）都颇常见。根据二十世纪初西方人的游记，伊拉克人使用的圆筏可以轻松容纳三十多人（141页）。

根据这一版的“造船说明书”，大神指示阿特拉哈西斯要建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筏。“方舟泥版”第九行，说船舱的面积为“一亩”（one field），而船舷高度为“一丈（nindan）”。古巴比伦之“亩”，根据已掌握的度量衡知识，约为三千六百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而船舷的高度约为六米，作者风趣地说，这样的高度，直立的长颈鹿是无法探头看进来的（161页）。所以，如果泥板上记载的数据严格落实的话，则船仓面积为三千六百平方米，船的直径大约七十米。因为是圆圆的一个大筏子，没有船头，没有船艉，所以也就无所谓长宽。说得形象些，人类最早的救生船，就是一只巨大的、用草绳编织的、永不沉没的篮子。

“方舟泥板”明确说明了船的形状。芬克尔手中既已握有新证据，便可重新审视已有材料。他发现此前的泥板残片中已出现“圆形”的字样，但因为都出现在残断的碎片中，缺乏上下文和详细说明，故未引起学者注意。就连《吉尔伽美什》第十一块泥板中已经被学者反复研究的段落，都因为《方舟泥板》的发现，而有可能获得新的解释。由于此前不明方舟的形状，所以第十一块泥板第二十九到三十行中有“尺寸一致”以及“长宽相等”两句，学者们都没有向圆形方面联想，反而以为船身可能呈立方体（130-131页）。新泥版的发现，就这样推动了对既有文本的新解释。

芬克尔这部《挪亚之前的方舟》，内容非常丰富。有新泥板发现过程的描写，有个人学术经历的回忆，有对楔形文字、古巴比伦文明和亚述学研究的简介，当然着墨最多的还是对“方舟泥板”穷尽的分析。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挪亚方舟，船体形状经历过很大变化。当方舟的原型最初从远古的幼发拉底河缓缓驶出之时，只是一支芦苇编成的救生圆筏。等到这艘古老的救生艇驶进圣经洪水的惊涛骇浪时，它已经悄悄变成用坚硬的歌斐木打造的、见棱见角的方舟。原来，方舟不方，由圆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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