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脉 | 江城，二手的故乡

丁海笑

江城是重庆上游的第一座城市，我在那里出生，却不是那里的人。

那座江城古名“江阳”，按如今的行政区划称为“泸州”。而我出生的小镇叫做“蓝田”，曾为长江上游一大水陆码头、机场和商埠，川黔古道上的驿站，长江三十六个码头之一。这里还曾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二战时的驼峰航线、川滇缅公路经由这里转运物资至陪都重庆。四川盐运总局、轮船运输公司、滇铜黔铅进京等等都因水而兴，门前的大江一直通往上海，从海上可去英国美国，多少人从这里上船弃乡、远渡重洋。

蓝田金鸡渡大码头，曾为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本文均为 丁海笑 摄影

而今你仍能寻到清末民初的老街古坊，临街而立的石牌坊、四合院、灰砖土墙，青石板大路依旧如故，路名与巷称千年未变，关于地名的轶事可信度颇高。古纤道上走纳溪，下到重庆，川江号子的歌谣从这里开始唱到上海……我第一次听到那种音乐的时候便被震撼住了，感觉像是中国最早的即兴说唱。

旧时从城区渡口至蓝田，涨水时渡船要被冲向下游三百余米，在蓝田坝下坝尽头处的金鸡渡回水沱中“杀沱”，杀不进沱，就要被湍急的江水冲到东岩下的豆腐石才能着岸。我已然不明白这些土话的具体含义，旧的方言在消失，但新的还没有形成。小时候的我甚至搞不清楚泸州的“州”究竟是州还是洲，大人们也时常混淆，许多媒体报刊也就将错就错了。

江城的地标是一座建于1928年的哥特式建筑——钟鼓楼。在日军未炸毁它之前，楼上四面安放着德国西门子自鸣钟，复原后又在“文革”武斗中被烧过一次，不过“天生重庆，铁打泸州”，钟鼓楼如今依然屹立在“江城”（此处江城为真实的地名）。

江对岸“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依然傲立，船从日暮中破江而出，在水雾迷蒙的江面上显得窈窕。江上渔船已不多，一辆辆渡轮公交变作了一座座吊桥。老城上锈迹斑斑的“长江机械厂”厂牌竟然还是繁体字，原来，除了耸立的电梯公寓、购物中心外，一切都没变。

蓝田码头

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童年记忆。以上描述只能用于描述“地方”，而我生活的是另一个平行空间——“气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家乡，而我的家乡却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始于1956年，随后它的名称一直在变，我的家乡也一直在变，变到我已经搞不清楚它到底叫啥了。气矿拥有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地方志》以及6位编码的内部电话，在过去它甚至有独立的行政系统、公安、电视台、医院和大中小学，可谓神秘的小王国，许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过脱离这个企业。

气矿与地方对立由来已久，这个外来的邻居、“飞地”逐渐地形成了与本地方的隔阂，最极端的冲突是在“文革”时期，以石油兵团为主的红联站与以地方势力为主的红旗派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武斗”。如果你翻开地图，会发现江城和重庆的地形构造几乎一样，都是两江之间的半岛，形状像一艘“航空母舰”。红旗派盘踞半岛上的忠山，红联站则在在两江之畔，形成合围。两派双方互指对方为“麻匪”，自己是正宗的“左派”。

因修建“国窖大桥”而被拆迁的老楼，虽是普通居民楼，里面却别有洞天，有家庭照相馆、裁缝店、餐馆、商铺，甚至有情趣用品店

我的爷爷病死于那场劫难中。病重的时候他还扛着一挺重机枪，抛下妻儿坚守在所谓的前线：护国镇大洲驿——1916年护国战争时，蔡锷、朱德曾在此大败袁世凯的军队，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蔡锷挥毫提写“护国岩”，刻于永宁河边。蜿蜒的永宁河两岸一派亚热带景致，发于云南四川交界，从护国流过，注入长江。

爷爷走的时候是没有瞑目的，十二岁的父亲用小手将他的眼睛合上。人们用滑竿将他抬到小关门码头，坐汽车轮渡至蓝田，转到单位安装井架的平板车上，回到家附近的墓地安葬——这里埋葬的都是气矿职工。他是个老战士，四处漂泊后葬身泸州，连他的墓碑上，也永远地刻上了他的那个单位的名称——虽然名称已然变化了数次，如一具空壳，失去了它的意义。

许多人都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草木葱翠、日暮乡关，而与其追忆我所谓的“故乡”，倒不如遗忘和逃离更加真实。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蓝田老集体居民楼，造型独特的连体建筑

读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就是像在形容我家：“窗边上摆着旧沙拉罐子里栽种的小葱和载在花盆里的芦荟。”也许我还能继续在苏俄作家那里找到共鸣，但如果要将故乡的风景讲述给其他人听，也许引用本土诗人恒华的诗歌更为恰当一些，他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也是所谓的“单位上的人”，再没有谁能如此贴切地共享我童年的回忆了——

“上游的渡船，才把黑夜

渡过对岸，又把黎明的白雾运回”

又说：

“我溯河而上

便看见那

飞流而来的竹排

也像山鹰”

诗人总归是诗人，那条江如果总是像诗歌中那么温柔就好了。

蓝田老集体居民楼大院，人们在坝子里晒太阳

家乡会形成写作者作品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许多写作者都患有“怀乡病”，乡愁使得他们对家乡过于美化，以掩饰他们的某种自卑感。

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长江边上，记得每年夏天发大洪水，水淹到了床沿，父亲便将我放进一个塑料盆里，我就坐在那盆里漂啊漂啊，好像永远也泊不到岸。

可惜，时代变了，恒华的命运是死亡，他走的时候连住院的医药费都成问题。

诗人之死不单要责怪眼前这个时代，也在于诗人本身。当美国的诗人手捧《诗人管理学》（Poet Management），去研究如何去经营这项事业的时候，我们诗人的出路似乎只有向体制靠拢，或者说还当它是一项淡漠名利后的业余消遣。人们还没有普遍形成为知识创作付费的意识，认为买房子花钱理所当然，买书、请诗人作诗、艺术创作则是一顿饭能够解决的事情。

背“背篼”的菜农

旧筒子楼前的回廊

我是在许多年后才意识到我是属于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说着一种混杂异乡口音的独特的西南官话。这里的人曾有一种独立于世外的优越感，管上级单位叫“矿头”，上上级单位叫“管理局”，管市井乡民叫“外面的”。后来，这种优越感却逐渐变成了自卑，因为与世隔绝太久，像温室里的植物，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个人摆脱了集体，在金钱与物欲的横流中很少有人自适。

波兰作家米沃什对他的生活经历做过这样的概括：“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但当他“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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