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非虚构大赛｜周轶君：每一代人如此不同，却又互相塑造

【编者按】在Sixth Tone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征稿期间，第六声将陆续发布对部分大赛评委的访谈，包括他们对大赛主题“世代”以及对非虚构写作的价值的理解。了解更多大赛相关的信息，欢迎访问大赛网站。

周轶君曾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她开专栏、出书，作品《在埃及数骆驼》收入小学语文课本。2019年，她统筹、主持并导演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引发广泛关注。

语言专业出身的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老式的编辑”，对中文书面语的简洁和灵动有着苛刻的要求；对英文丰富词汇的精准和干净也深有体会。

在她看来，自己的世代比前辈多了一些怀疑精神，一些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下一代则成长乃至出生于丰富的科技产品之中，习惯了观看与被观看的生活。同时，全球化的停滞以及疫情的冲击，也一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尽管世代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周轶君关注的是互相的连接。她希望看到新一代人将如何在历史记忆之外，带着自己的印记与世界发生联系。

谈到“中国故事”这一概念，周轶君与我们探讨了她的思考。“恰恰不是说我们要拔着自己的头发努力升上去，说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讲述方式……应该叫故事里的中国，或故事里的中国人。”相反，把书写的权利交给大众，记录自己的行业、感兴趣的事物，是她对大赛的期许。

以下采访文字经过编辑摘选，英文翻译版发表于Sixth Tone。

周轶君

在代际差异中寻找世代连接

第六声：您怎么定义自己的世代？

周轶君：我是76年出生的，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如果要和80后、90后来比的话，我觉得70年代的人有一点点不同，似乎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认知的否定、再否定，重新发现自我之后，相对完整的圆圈。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最有自信的，而是疑惑和否定最多的一代。比如说我出生的时候是高考刚刚恢复一年，然后改革开放，全球化，你刚刚认知一个东西，然后就会被刷新，会被打破，你慢慢会对很多的事情保有一种不轻易下结论的态度。

第六声：您觉得像您的孩子这样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的人？

周轶君：他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最不一样的东西，是科技产品的丰富。应该说从00后开始，他们在非常小的时候，可以说一睁开眼睛一看东西的时候，就对自己是什么样子，非常清楚。我们小时候除了照镜子，很少会看到自己的模样。他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被自己观看，被别人观看，其实从心理上行为上会改变他们。

当然还有别的变迁，比如全球化，到了00后、10后这一代，反而有停滞的迹象，变得可以说在很多地方不太受欢迎了。我想这个影响可能要在他们再长大一点才显示出来。

第六声：有一个您比较羡慕的世代吗？

周轶君：就像考古的多个岩层，每一代颜色都不一样。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特别快，代际差异可能比其他社会更显著，但我恰恰感兴趣的是岩层中间的渐变色，世代交际连接的地方。说80年代和90年代跟70年代截然不同，其实是有继承的，改变也好，叛逆也好，一定会受上一代的影响。所以要看年轻人，我恰恰觉得要看他们的老人，他们的老一辈是什么样子才塑造了下一辈是什么样子。

第六声：在英文语境下，有哪一代的中国故事是较少被讲述的吗？您会更多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故事？

周轶君：关于有没有哪一代的刻板印象，我不能说我的阅读量足够下判断。只能说我觉得有一些元素可能会重复出现，比如说像历史伤痛，挣扎痛苦的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蛮多的。而目前还没有看到的，就是走向世界的这一代，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像上面我说到的那种痛苦和挣扎，那么他们与世界的遭遇是什么样子的？当中怎样发现差异与共鸣？

2007年，周轶君在工作中。图源：豆瓣

从“讲中国故事”到“讲你的故事”

第六声：可否跟我们的写作者分享一些您的写作习惯？

周轶君：我的写作习惯不算太好。我见过的习惯比较好的人，其实没有别的，要在固定的时间里固定去写，然后不间断地写。还有一点是他们都不像我话那么多，而重观察。

朋友说我的观察就是特别喜欢偷听别人说话。咖啡馆、餐厅，我总经常去有意无意听邻桌的人对话，真的像戏剧一样。

一个好的非虚构写作者，首先应该是好的聆听者和观察者。

第六声：我们的slogan是tell your China story。想听听您的看法。

周轶君：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供探讨。实际上什么是中国故事，其实是故事里的中国。比如说，宝莱坞的故事，那个叫印度故事吗？还是叫故事里的印度？所以我觉得不必要特别拔高，上升到一种特别的讲述方式，一种叫做中国故事的东西。 而是说，it's your turn to tell your story。

第六声：作为一个多媒介生产工作者，您觉得写作相对于其他媒介，它今天的独特价值如何？

周轶君：我觉得这个头衔非常好。非虚构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就是把写作从所谓作家记者的特权中解放出来。只要一些基本的培训，就可以让不同行业的人去写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自己拿起笔来写的时候，完全原生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有解放的意义。

至于写作的独特性，很难讲。相比影像，它的信息量大，静静地呆在那里，需要和给予受众思考的空间也更大。

第六声：您做战地记者的时期，视角是更在地化的；后来做纪录片，包括做节目，就会有一些比较的意识，会关照我们自己的问题，感觉是跟中文语境越来越贴近的。您自己怎么看待这种语境的转变？

周轶君：你的观察非常对。这个跟中国的影响力在这10年、20年当中的变化关系密切。我 2000年第一次出国，去埃及留学，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在金字塔下寻找中国故事”之类的，那时候我印象中中国的故事实际上无非是中国制造，大家觉得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在我们这里卖一些小商品，对中国人直接的感受，就是可能不特别融入，跟我们交往不多，但很友善，仅此而已。

后来逐渐地，我从国际报道的角度，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非常巨大的变化。跟欧洲一些人士做访问，他们自己都感觉到一种力量对比的颠覆。

包括民间层面，哪怕你到委内瑞拉，他们告诉我有一些村子还没通电，中国人已经就已经去开小商店开超市，这种生命力太强了。

所以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多向你走过来，你实际上不得不仔细地观察它。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也需要不断去再审视我的国家。方方面面，你都要重新去做功课。

采访：蔡依纹 傅蓓梦 谢安然

转写：李懿娟

编辑：智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