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三七）︱ 从“天下”到“区域”：东亚秩序的重组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上述文字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第一款。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条约上签字。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清国的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从此脱离了与中原的宗藩关系，退出了东亚“天下”秩序。

“天下”体系解体的起点，常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但严格说起来，《南京条约》本身并未试图动摇既有的区域秩序。当然，欧美的殖民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是制度崩溃的大背景。

以欧洲国际法原则重新界定区域内部关系，始自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约》。日本以此确立了与清国对等的国家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挑战清国主导的区域关系。1874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1875年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迫朝鲜“开国”；1879年吞并琉球，改冲绳县；直到1894年起衅中日战争。从《中日修好条约》到《马关条约》，天下秩序的崩溃，只用了24年。

一般认为，东亚的“现代”历程，在国家形态上，是由帝国转变到“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由“朝贡体系”转为“条约体系”。照此看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东亚以欧洲国家和国际关系为模板，把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等级结构，改造成主权国家的平等结构；中国由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country）变成了世界之一国（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这种认知正日益受到质疑。首先，帝国与民族国家、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对立的概念。不要说主导19世纪至20世纪初全球秩序的英国，本身就不是民族国家，就是直至二战结束前，世界上都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样，细读历史就可知，所谓朝贡体制和条约体制，在实践中常有相互容纳甚至确认，并不必然排斥。且条约体系本身就是矛盾体：其前提假定是主权平等，但不平等条约又否定了主权平等。

其次，塑造出这种对立，本质是塑造所谓西方现代性和东方传统性的对立。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成了东方向西方的转变。这里不但“东方”、“西方”这对概念是固化、可疑的，而且把19世纪以来东亚复杂的历史演变，简化成了对一个（想象的）“西方”的模拟和附从。这就像是柯文（Paul Cohen）对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冲击—反应”模式的批评：它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多么“错误”的，而是其解释层面有限，不能涵盖整体变化。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这套逻辑过于强调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固然重要，但内部挑战更具决定性。这里的内部，即包括东亚各国国内的动乱，也包括域内国家对区域秩序的改造。国内、域内和域外的冲击相互交织，内乱与外患共同作用，才造成经由一个多世纪共同建立、又经过一个多世纪共同维持的天下格局，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塌陷。

把内部和外部危机放在一起，也许更能理解中日韩当时面对的挑战及其应对。我们知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给清朝带来根本性的震动。更沉重的打击是十年后发生的、持续了十数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虽借用基督教，但本质上是种民间宗教。太平天国攻陷富庶的江南地区，重创清廷原有的军事和财政体系。持续内战亦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造成极大破坏。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的还有活跃在长江以北达16年的捻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持续搅扰北方，甚至在1865年斩杀僧格林沁，致清廷此后再无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打仗只能倚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地方练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发生在动荡的1856—1860年，清朝国力因内战而极大消耗，无法内外兼顾，任由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并签下天津、北京条约，进一步丧失主权。俄国也趁火打劫，以调停英法有功，占去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势力拓展至与朝鲜接壤的图们江口。

此时，西部边疆也出了大问题。1856年，云南官府激发穆斯林民变，杜文秀领导起义，在大理建立平南国，一度占去半个云南。清朝花了12年时间，才将变乱镇压。云南回变影响到周边省份。1862年，正在清军与太平军和捻军激战、西北防务空虚之际，陕西、甘肃发生回变。动荡持续十余年，至1873年才由左宗棠平定。战争、仇杀、饥荒，导致西北两省人口锐减，地方经济凋敝。

陕甘变乱又进一步波及新疆。1864年，新疆叛乱蜂起，地方割据。这次变乱与云南、陕甘的不同之处，在于外部势力深度介入。1864年，喀什噶尔的叛乱领袖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浩罕汗国派阿古柏前往。后者反客为主，占领了喀什等地，于翌年建立政教合一的哲德沙尔汗国。此时俄国再次趁虚而入，迫清朝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领土；又于1871年出兵侵占了伊犁。

阿古柏吞并新疆各地的割据势力，不但吸纳了陕甘回军残部，还接收了浩罕汗国投来的军队，一路攻伐，几乎占领新疆全境。此时英国和俄国正在进行争夺中亚的大博弈，两国先后承认阿古柏政权。伊斯兰世界领袖、奥斯曼帝国苏丹还赐予他“埃米尔”头衔。天山南北俨然已成外国。

清廷的“海防”与“塞防”争论在此背景下发生。在财政捉襟见肘、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的防务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如何判定主敌、认知国本，是争论的焦点。力主海防的李鸿章，视欧美日本为主要威胁，而西域内亚则是可以损失的藩属；主张塞防的左宗棠，则认定俄国为大敌，不但不能放弃新疆，而且要强化对西域的直接管理。结果，左宗棠于1877年成功收复新疆，4年后又收回伊犁。新疆于1884年建省，实现了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学者在19世纪初期提出的西域行省化的构想。可以说，内在危机和内生性思想，主导了现代中国形态的塑造。

换个角度看，海防还是塞防，讨论的也是宗藩关系的优先次序。清代“天下”的两大支柱，一是由礼部主持的与朝贡国的关系，一是理藩院主持的与内亚边疆的关系。究竟如何判别内外，分清缓急，在当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从今天看，内亚边疆在清代结束前大体保留在版图内，后为当代中国所继承，这不能不说是晚清国家建设在内外交困中的一大成就。它避免了中国像奥斯曼帝国那样被殖民势力彻底分裂。当然，也许其代价，就是传统的礼部“外交”被欧洲式的国际法外交完全改造。

这就要谈到日韩所应对的挑战。日本当年面对的外部压力虽与中国类似，但程度要轻得多。同样，它的内部挑战，解决得也比中国顺利、彻底。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最大的变乱来自两场内战，一是1868年的戊辰战争，主张王政复古的西南藩阀成功倒幕；二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明治政府平定了西乡隆盛领导的旧士族反叛。两场内战，阵亡者加在一起不过1.4万余人，其破坏性远远小于同时期中国的内乱。在萨摩、长州等藩的倒幕精英主持下，明治政府得以专注革新，强化国家能力，从话语到实践效法欧洲，对外殖民扩张。

朝鲜面对的外部压力，最早也来自欧美。掌握实权的大院君坚持“卫正斥邪”，暂时保全。此后最大的挑战，外是日本，内是党争。《江华条约》将朝鲜拽到殖民帝国体系和天下体系之间，内外矛盾同时升级，终于在1882年和1884年发生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清政府和日本的竞相介入，激化了新旧两个帝国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也激化了朝鲜国内的阶级矛盾。1894年的中日之战，起因于朝鲜爆发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朝应朝鲜之请出兵平乱，日军则对清军不宣而战。

朝鲜在天下体系中位置至关重要，不但是宗藩关系的模板，而且其国王地位与蒙古藩王相仿，几乎“视同内服”。在殖民压力下，清与朝鲜都曾积极调整，试图调和朝贡—宗藩原则与条约—国际法原则。清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亦设立统理通商事务衙门，两国交往中一些非仪式性事务便从礼部转到这些新设的外交部门。1882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朝鲜与美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成为朝鲜与欧美建交首例。签约前，李鸿章指示朝鲜以照会形式，向美国说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朝美的平等关系，与朝中的藩属关系，彼此无涉。此后朝鲜与英、德、意、俄、法等国先后订约，皆援此例。与美订约同年，朝鲜国王亦向中国提出通商请求，清廷允准，两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国际法意义的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指明：“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

很明显，李鸿章的意图，是利用条约原则进一步确认宗藩原则，两者非但不对立，而且相互肯定，彼此平行。日本史家滨下武志分析贸易章程时更进一步认为，中朝贸易，体现的既非朝贡原则，亦非条约原则，而是一种双方共同遵循的“区域”原则。可惜在强大的殖民压力下，这种调和的努力并不成功。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变为法国殖民地，从此脱离宗藩体系。1895年，朝鲜也结束了几个世纪的中原藩属，成为独立之国。但独立后的朝鲜，主权却更不完整。10年后，日本变朝鲜为保护国，进而在1910年正式吞并。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法服务的都是殖民帝国体系。东亚“天下”格局消解，在外部压迫和内部变乱双重作用下成为一个“区域”。但是，旧秩序解体后，到来的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新秩序借用国际法话语，却继承了“中华—天下”秩序的诸多样貌——比如以天皇、神道的宗法制度替代中原礼教的宗法制度。所以从某种角度也可说，东亚由中国治下的“天下”（Pax Sinica）变成了日本治下的“天下”（Pax Japonica）。国际法—殖民帝国否认“礼部外交”，不过是以一种等级秩序颠覆了另一种等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