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创作的见证——奉贤民间长篇叙事诗《白杨村山歌》

《白杨村山歌》是流行于奉贤西乡的长篇叙事诗，演唱了摇船哥薛景春与方大姐的恋爱悲剧，由于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成为了吴语范围内长篇叙事诗歌的代表作。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白杨村山歌》就受到了文学研究团队的重视，经过多次对于民间艺人演唱的采录，弥补了江南地区乃至汉族民间长篇叙事诗歌的空白。本文认为，由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优势，《白杨村山歌》收到了多次纪录和整编，回顾其整理的历史过程，可展露出民间文学集体创作的诸多特点。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官方的倡导，“收集民歌”成为开拓诗歌新道路的重要途径，在全国展开热潮。《白杨村山歌》1960年于奉贤被发现后，立刻受到重视。这不仅是由于它是吴语方言区较为少见长篇叙事诗，还是因为其有着丰富的集体创作和群众参与，且具备反封建礼教的革命精神。后来，《白杨村山歌》经过多次收集整编，2006年成为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篇民间长篇叙事诗，《白杨村山歌》的构成过程，自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对于抒情的短篇山歌，《白杨村山歌》事无巨细地纪录了摇船哥薛景春与女主人公方大姐从相识、结私情，到最终被拆散，方大姐出嫁给财主，薛景春被财主报复致使失明的悲剧故事，情节结构完整，篇幅宏大，长达1870多句。《白杨村山歌》的多次正式出版，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得益于民间山歌手和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的集体创作和集体传承。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白杨村山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民间文学工作小组来奉贤调查收集的成果。由金汇公社的朱炳良、严炳棠、唐宝良等歌手的演唱所纪录，是《白杨村山歌》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原始纪录本。在该书卷首，对山歌中较为系统的“正身部分”和在演唱时可以穿插进唱的“丫枝”章节进行了区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杨村山歌》

“丫枝”，或“白杨丫枝”，是一种较为形象的说法，指除了较为系统的《白杨村山歌》正文外其它的部分，山歌的演唱者可以自由地将这些部分穿插在正文相对任意的段落之间，依据情况而定。“丫枝”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书面文学中极为罕见，使得篇章结构更为自由，“白杨丫枝”的丰富性，也来源于集体创作的生命力。

这个原始纪录本体现出了一些结构松散的特点，记录了多名演唱者演唱的不同篇章，《白杨村》山歌就是由这些各自都可拆开单独表演的唱段篇目组成的。有学者将这种集合过程现象命名为“调山歌”。这些单独山歌在其他演唱者那，已经基本成型，长篇山歌的产生，实际需要该地域有相当数量的短山歌充当其生长的“土壤”。在1960年进行的采风中，文学小组在奉贤的短短三个月就收集到了数百首长短民歌，加起来有一万多行。可以说，被誉为“山歌之乡”的奉贤，为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奠定了丰富的基础。

除了山歌艺术家收集山歌、调整山歌的过程，《白杨村山歌》集体创作的互动性，也源于采集山歌的工作者对于山歌的“再创作”，将这一长篇叙事的篇章结构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安排。

《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

收录于《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的《白杨村山歌》就是60年代和80年代集合成的整理版本。此版对于《白杨村山歌》的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原本被定为“白杨丫枝”的篇章中，抽出《歌头》、《卖甜瓜》加入“正文”的固定编排顺序，并加入在1982年收录到的朱炳良演唱的真正结局——《二次寻姐》，该结局叙述了薛景春与方大姐的私情败露，被财主弄瞎双眼。使正文结构悲剧色彩更浓厚。另外，此版还收录了由山歌手张根林演唱的《捏面裹馄饨》的异文，相应的情节，比朱炳良演唱的篇幅多出一倍。两种版本的参考比对，进一步体现出民间文学的动态性和集体创作的丰富性，阅读趣味也增色不少。

据朱炳良的采访纪录，其师唐银山《白杨村山歌》曾有文字记录的山歌本，但早已遗失，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白杨村山歌》是由众多艺人口传演唱的方式传播的，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诸变化和改造。

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此长篇的《白杨村山歌》，通过口头传播这一方式，是如何使其基本的故事篇章得以保存的呢？

变中有不变，集体创作的《白杨村山歌》篇章实则有稳定结构。由于长篇山歌记忆起来有难度，篇章结构形成了一些特殊特点，如句式、段落基本结构的重复。《白杨村山歌》的许多篇章中，这种回环往复的特点都非常明显，使得山歌便于记忆，并极具音乐性，有时句式的变化还会暗示人物心理和行动的变化。这些固定的段落套路确保了在艺人改编的同时也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篇章模式保留。

但这不并是说在“调山歌”完成后，故事的基本情节就“铁板一块”。由于山歌手演唱主体及身份不同，会使得作品的意识形态乃至情节有很大的删改和偏转。据记载，曾经有地主出身的山歌手，删去了《嫁姐》一章的斗争情节，该情节据说是薛景春听闻方大姐被许配给财主，堵在三岔路口，想要戳杀为她说媒的娘舅。从此，《白杨村山歌》失传一部分，对其宣扬的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意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从这件事也能从反面看出演唱者对于山歌有很大的改编权。

在《白杨村山歌》的编排过程中还发现，《白杨村山歌》的情节与沪剧《卖红菱》的故事情节有些近似。据朱炳良的说法，《白杨村山歌》的故事主人公原来是以“小姑娘”、“小后生”代称，朱炳良之师唐银山将《卖红菱》主人公的名字挪用到了《白杨村山歌》中。除此之外，《白杨村山歌》还有其他丰富文化来源，如神话传说、民间历史故事、风俗习惯等。它没有去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是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讲了一个地域性的民间私情故事，堪称民间集体文化传承的瑰宝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