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鼐日记》，认识一个血肉鲜活的“旷世考古学家”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细述了夏鼐这位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称得上“学神”或“巨人”的大师的一生。身前一度被称为“学阀”，身后被称为“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喜怒伴哀乐、高尚又市井、识时与背时的一切跃然纸上。

夏鼐此名，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恐怕够得上令1935年以后出生的考古人三叩九拜再开口谈及的资格。在“文革”余波中曾被称为“学阀”，在身后被称为“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斯人已如烟云般飘散在历史星河中，只留下诸多待烹的故事，被削去了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筋腱，抹上三分神话酱，再于高大全的火焰中炙烤至七分熟，洒上为尊者讳的香料，留下一丝无伤大雅的缺点血丝，供后来者反复舔吮滋味。

差一点，夏先生的故事也要变成此般千篇一律的模样，幸得《夏鼐日记》十卷本、《夏鼐文集》三卷本及其他夏鼐相关作品的编者，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世民先生，尽其所能保留了夏先生的喜怒伴哀乐、高尚又市井、识时与背时的一切，以期还原一个血肉鲜活的先生。太细致的事情，像是北平残雪里的泥泞路上，和平生活里的娇气抱怨，像是落日战壕里转瞬而逝的，危难生活里的轻松笑想，像是未名湖边涤尘的和风里，席地而坐掏笔便算的忘我教学，似并无篇幅在此活蹦乱跳地重演一遍。但关于夏鼐何人，所做何事，品性何状，功过何论，太愿意在这里重新认真地叙说一遍。长文易写，短篇难绘，下面的故事里，先让我们一起回到1910年初，江南未曾落雪，却近除夕的2月7日。

郁闷如鼐

这一天晚上，温州富户夏禹彝家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一开始，他被取名为国栋，中考时文化渐长，便要求改名为鼐，字作铭。而这三个名字，正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业的著名丝号，又有富农亲家精心打理的百亩良田，从祖上两代开始便始终衣食无忧。夏禹彝又十分重视学习，无论儿女一律要接受最好的教育。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会当凌绝顶的大学神夏鼐成长了起来，患有念书上瘾、考试从不考第二、名校都是渣渣等学神综合症。

古往今来，世间学神千千万，像夏鼐这般郁闷的学神应是不多见，因为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想学啥就没法学啥，不想干啥就非得干啥。

比如高中的时候，因包办婚姻而无处安放荷尔蒙的他，身为一个文科生，却疯狂地爱上了工科，爱上了美妙的机器。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报考时，才发现自己患有沙眼症，是无法报考的。

夏鼐的内心是震惊的。

比如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时，他又狂热地爱上了生物，理由是“文科太轻松了好空虚”。大二转学考去清华时，他“贼心不死”地想转生物系。万万没想到，清华的转系手续实在太复杂冗赘，仅次于今日“你要证明你是你”的终极手续，最怕麻烦的夏鼐最后还是屈服了，次求历史而学之。

夏鼐的内心是虚脱的。

比如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多么想学习与数学有关的经济史啊，可今年的留美研究生考试竟没有经济史这个门类？学考古就学考古吧，不见则无念，可正在殷墟发掘的时候，为什么又告诉他第二年有了经济史门呢？他无条件地想转去学经济史，可梅贻琦校长则坚决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夏鼐的内心是崩溃的。

好不容易接受了残酷的事实，要去学对自己来说是一片未知的中国考古学，刚去英国时跟随的教授却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三脚猫。夏鼐愤而转学，终于得寻明师——是时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斯蒂芬·格兰维尔教授（Professor Glanville Stephen），直接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

此刻，夏鼐的内心倒是很平静了，还有欲酬壮志的火焰越来越高。

反正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样是他本来想学的，既来之，则安之吧。彼时，埃及考古学为世界考古学之标杆，最是完备发达，而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则乃其中之翘楚，拥有最先进的田野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更有遗物齐全丰富的博物馆。

好像找到报国的路了呢，好像找到能大有所为的那番天地了呢。夏鼐奔波于发掘工地间，沉浸在古埃及串珠中，时常如是想。

学成归国，则是二战开打之际。夏鼐在漫天炮火的追逐中回到了祖国，以考古精英人才之稀缺，被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与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导师，李济、梁思永和傅斯年等在此重逢。他亟欲大展手脚，好好做出一番学术事业来。1946年11月某日，夏鼐尚沉浸在西北考古行大发现的喜悦，和归途被劫船的痛心中时，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傅斯年竟突然要他出任史语所的所长。

夏鼐的内心简直是大写的懵逼。

他只是考古组一个新鲜出炉的晚辈研究员而已，如何一下子当得了整个史语所的所长？他只是想好好地成为一个颇有作为的考古学家而已，所长的万般琐务该是何等的侵扰？他千般推辞，甚至请假归家以避之，却抵不住傅斯年的万般坚持。无奈之下，他被迫出任代理所长，却干得恰如其分，更于中研院的某次评议会中，力挺为政治所累的学者们，认为一个学者只要是中国人，其政治立场就不应是人们对其学术贡献产生偏见的理由，而他所声援的人中，就有建国后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夏鼐当然没有那个神通来预知后事如何，他不过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单纯立场，说着一些因其人微言轻而可能根本不会被重视的清正之言。

可很快，中研院的一切再也没能在夏鼐的生命中展开。内战轰轰烈烈，从前的一切分离两边，一批学者南渡又北归，一批学者去了则一生未回。而彼时站在分岔路口的夏鼐，仍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尚不论年迈老母与娇弱妻儿不可能离开根叶所长之地，中国大地才是真正拥有无尽藏的神州，考古事业在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土地上，何愁无光？傅斯年再三邀请了，可他沉默着婉拒，留下了。除了身体虚弱不便行动的梁思永外，考古组的众师友大多渡海远去了。走了也好，一个人终于能安静做学术了吧，有什么好黯然的呢。

他好好地回家陪伴了母亲妻儿一阵，因家为富户而奔波捐税。正安心读书，不问前程之际，新中国的任命书来了。郭沫若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将年轻有为而正直的夏鼐，与他的老师梁思永一起，提名为中科院考古所的副所长。

夏鼐的内心是矛盾而彷徨的。

他不愿再当官，琐事缠身，无益学术，不得归家。且有前尘之鉴，不敢再与政治有何瓜葛。他一开始便推辞，到所任职后仍婉辞，发掘归来在政治运动中尚坚辞，可新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无人应允，此事也就作罢了。

夏鼐的内心是无奈的。

他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尽管他尽心竭力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奉献了一切，突如其来的“文革”还是将他关在牛棚中，拉到众人前，与他尊敬的前辈与珍爱的后辈一同，戴上黑帽子游行批斗。

夏鼐的内心是茫然而痛苦的。

无数个日记离身、万箭穿心的孤单长夜里，他不断反思着。既然被国家和人民打为“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应该是自己做错了吧？牛棚和干校的漫漫时光里，因缺少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夏鼐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文革”结束前夕，因国家需要而提前恢复正常工作的他，显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夏鼐的内心是隐秘而珍惜的。

和平的日子如斯美好，家人的团聚如此珍贵。他所有的执着都化为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按原本的脾性绝不会接任的所长，也毫无怨言地当上了，而这一当，就是二十年。在这轰轰烈烈地建设着的二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在国际上渐渐有了声响，而伴随着的，是夏鼐这个名字的如日中天。

夏鼐的内心是平静而忙碌的。

就像所有故事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一样，那一年，他也在考古所退居荣誉所长了，不过日子必然是清闲不了的。这不，1976年刚刚改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竟想让他和钱钟书当副院长，他的内心仍是拒绝的。各种理事长、委员、主编和院士还不够吗，都这么大年纪了，怕是要让人觉得老了还想拼命往上爬喽。再说本就各种工作缠身，心里那个想好好看书和学术的梦还未实现呢。但他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固执的年轻人，钱老答应了，自己也就顺水推舟了。做与不做，其实又有何别。

死亡突如其来。

1985年6月17日下午，夏鼐正在家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的重要译稿，近五点时突然歪在沙发上，随后便神志不清。两天后，夏鼐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

这一回，难道还是遵循其一生的规律，其尚不想辞世，命运却硬掰开他的手，让他就此离别？毕竟什么后事都还没安顿好，孙子孙女还来不及多看一眼，自订的年谱还没写多少，甚至连手里的译稿都还没审阅完毕。

命运真的如此残忍，连死都要让他郁闷如常吗？

但或许，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听从他内心潜藏的呼唤，给了他最好的安排。他太过聪明，兴趣广泛，看好书欲罢不能，命运便让他学习横跨文、理和工科的综合性大学科考古，世上的知识尽看一遍。他如此渴望家人陪伴身边，又欲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报效家国，命运便让他家人团聚，鞠躬尽瘁，青云一路，流芳千古。

而最后，或许是他实在太累了。为了让他免受临终病床前，仍劳心不断的折磨，命运便如此突然地、自然地、默然地带他离开了。

大功如鼐

不情愿归不情愿，厉害的人什么都能做好。只要不多思离愁与自怨自艾，大部分时间里，夏鼐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有书籍陪伴在他的身边。夏鼐是举国闻名的看书狂魔，直到今日，坊间巷尾仍流传着他“读书累死”的传说。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年看书80余本，是从头到尾、旁征博引、一字不落地进行阅读，看了不下50年，共阅书籍近4000本。他的中文阅读速度最快曾达600余页一日，英语阅读速度最快则达500余页一日。并且，他看的可不是今日的网络小说与轻小说之流，大多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和世界名著。他看书成痴这一点毋庸置疑，别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是为读书而读书，顺便有益于中华之崛起。

本身就超牛，再加上惊人的阅读量，他做起研究来特别可怕。尤其是学生时代，夏鼐总爱憋着一股劲儿猛写，有个做研究从不给后人留活路的毛病。

尽管入清华历史系为折中之举，但他本科期间发表了不少作品，毕业论文更是完全超出本科生应有的水准。《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文，几乎事无巨细地将太平天国前后，题中地区田赋变化的背景、渊源、详状、过程、结果和影响研究得准确而淋漓尽致。此文发表于《清华学报》上，文笔中虽还夹带着报章杂志的油气和少年热血的愤青，但仍乃该时段此地区田赋的重要史料汇编。同时，其面面俱到而又滴水不漏的研究方法，早已超出了作为一个本科生的学术素养，可谓翔实以极，尽说来去。略阅后人之研究，同论题似无出其左右者。

在伦敦大学认真学习埃及考古时，夏鼐挑选了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题目，即古埃及串珠，而且是全部的。这好比一个外国人跑来中国研究全时段的铜镜，勇气已是万人之上，如何研究得过本国人？夏鼐的《古埃及串珠》一文，因战争等关系，历经十年方成稿。可寄稿后，他无须答辩即得博士学位，该文在日后更是成为了研究古埃及串珠必读的圣典。此文出版在即，笔者尚无缘得见，但从先生跋涉无阻，炮火亦无阻地做了几千张串珠卡片，使自己归家后还能自如研究这一点来看，阅后想必只能更增膜拜。

离开学校，在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任副研究员后，夏鼐开始崭露头角，而且变本加厉，做研究不仅不给后人留活路，连前人的后路也要一并彻底截断，其锋芒之耀，几乎照彻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考古学界。

安特生这个名字，始终是说起中国考古学史时，无法避开又令人五味陈杂的一个存在。他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知刺痛了多少学人的心。而此说最关键的证据链环，便是认为中原仰韶彩陶由比其更早的甘肃齐家彩陶而来，而齐家彩陶则由更西更早的国外彩陶而来。

1945年4月，夏鼐正和向达在定西市临洮县辛店齐家文化遗址清理建筑基址，忽然注意到灰坑的表土和填土里有几片黑色花纹的彩陶。稍一细看，夏鼐便知是典型的仰韶彩陶，图案和陶质皆与齐家彩陶大相径庭。他心里对此二文化的年代判断稍有了底，但似乎还需要更严谨和确凿的证据。

或许是他格外仔细，眼力极佳，又或许是，命之所向，所有的运气都正眷顾着他。很快，夏鼐便在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发现了更完美的证据。在典型的齐家文化一号墓和二号墓内未经扰乱的填土中，静静地躺着几片仰韶彩陶。其中，又以二号墓更为精准，彩陶片仅距人骨10厘米。

就此，安特生言之凿凿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被打断了最关键的一环证据，齐家文化分明晚于仰韶。而夏鼐所作《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更是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的杰作。仰韶彩陶还另有来处，这便为中国旧石器及新石器中期以前的考古活动，提供了理直气壮而大有可为的天地，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确年代序列的建立，亦以此为基石。

彼次西北行恰逢夏鼐壮志踌躇，干劲最盛之年，而他进行考古活动的运气一直很好，收获极丰。在甘肃，他命名及研究了马家窑文化，发现了具有完整墓志的唐墓，并于兰州附近踏查到了许多史前遗址；在敦煌，他考证并确定了汉代玉门关的位置，发现了众多汉简并试释，清理出了珍贵而完整的唐彩绘花砖墓门并尝试进行保护，更对藏经洞和千佛洞有所研究……

纵穿史前至汉唐，横跨文保与佛教，西北行的主力夏鼐马不停蹄地将中国考古学的诸多领域都挖松了一小块，此行所产文章高达十余篇，且均经受住了后世的检验，为西北考古打开了一个开阔而积极的前景。

而回到史语所后，立刻杂务缠身、再未能外出发掘的夏鼐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西北行，是他人生中因无官在身而酣畅淋漓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主发掘。

建国后，傅斯年和李济等考古大家归期未明，考古所第一任和第二任所长郑振铎与尹达皆事务极繁忙，非能专攻考古。而梁思永身体极弱，中年即逝，断无法外出发掘。因此，可以说，从1950年开始，是夏鼐带领着所有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建造出了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请君且看，从1950年至1985年这三十五年里，中国考古学的哪个领域，没有夏鼐的身影？

田野发掘方面，他没有食言，将国外最先进的发掘技术、制度和理念充分运用在了中国大地的考古活动中，并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于后辈。他亲自带队发掘的有且不止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再掘、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湖南长沙马王堆等战国至两汉墓地、北京昌平县明定陵等，每一处都是极为响亮的代表性遗址。

年事增高，工作更繁重后，他很少再能亲自带队发掘，但他指导过的发掘有且不限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西安半坡仰韶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洛阳偃师商城、西安西周丰镐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河北平山周代中山王陵、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北京丰台大葆台汉墓、河北保定满城汉墓、北京后英房遗址（元大都局部），等等。

并且，夏鼐的考古理念大多是正确而先进的，至今仍未过时。例如，提倡配合国家基建进行发掘，而非主动发掘，尤其帝陵一类重要遗迹；重视建筑基址，对所有遗址一视同仁；痛斥“挖宝”思想，认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遗迹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况；重视发掘方法，严格要求其科学性和规范性；在遗迹丰富处建立工作站，如洛阳、安阳和西安等地，给发掘以便捷，等等。而今日中国，考古发掘技术日益精进、更符科学，各朝都城的完善发掘在国际上名声日趋响亮，诸多重要遗址和文物未被不成熟的发掘与保护技术所破坏，各地考古所蓬勃发展，不少在今日已能与社科院考古所媲美……这一切，都离不开夏鼐为中国考古所设立的准绳。

但他也并非从未为时所限。彼时，距斯坦因和安特生等掠夺文物，大肆于中国大地上随心发掘的年代尚未久远，因此，中国稀缺的考古成果乃是国家的极大利益，不可为国外所窃取。一心为国的夏鼐十分反对与国外进行合作考古，曾极力阻拦川大与哈佛的合作，国家利益面前，毫无与张光直和童恩正的交情可言。时光飞逝，如今的中国，考古成果遍地开花，世界考古技术更日新月异。我们不仅与国外合作发掘，更主动去国外进行发掘，以期与世界考古共同成长。这必然不能怪夏鼐，只能说，今日的中国，真是强大了。

同时，夏鼐并非只有理论强大，他的动手能力更为人中翘楚，琉璃阁19辆大型木车是他剔的，明定陵万历帝后的朽棺是他参与取下的，成皋县青台新石器遗址中的柱洞是他发现的，他的整体田野发掘能力是一流的。并且，发掘时他特别谨慎认真，从每一块陶片上的层位标记，到每一块人骨的测量与绘图，都曾手把手地教尚初出茅庐的王仲殊、安志敏和石兴邦等未来著名考古学家如何处理。而当有队员把陶器上的标签弄丢致层位不清时，一向温和的他也曾大发雷霆。而今日中国的一切田野考古发掘规范，大多脱胎于他亲身试验后所撰写的《田野考古方法》一文。

二十世纪中叶，国家的基建不断扩大，配合基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重，考古人才极速短缺。夏鼐与裴文中、梁思成、苏秉琦、郭宝钧、宿白等学者一起，迅速投身到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中，分别为学员讲解和示范自己所专长的领域，而夏鼐讲授的正是《田野考古方法》。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兼任了北京大学教授，为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却不因面对学生而泛泛讲谈，时常带着他们动手与进行实验，王世民便是此时与他在北大结缘。著名的“黄埔四期”考古训练班（编者注：此四期考古训练班意义重大，其之于其后的中国考古，如黄埔军校之于其后的中国军事，故名）结束后，他又带领考古所将训练班教师们的讲义汇编为《考古学基础》，一时成为国内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训练班的成果很大，1955年，夏鼐便领着训练班的几十名杰出学员披戴上阵，对三门峡水库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完成了国家迫切交派的任务，为水利枢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夏鼐之所以能成为权威，正在于他不仅会挖，会教别人挖，还会研究，甚至教别人研究。1959年，史前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文化的命名问题便凸显了出来。为说清这一问题，夏鼐写作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和《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二文，指出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为“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认为在满足三个条件后可以进行命名：（1）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2）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在所发现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须至少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更详解了“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命名方法的优点，并提出对已有多个名称的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可选择“在全国性的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他仍是面面俱到地将该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内在逻辑联系紧密，该二文迄今仍是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教科书。非要说有弊端的话，也是划分考古学文化这个方法本身的缺陷。

又如彼时，遗迹遗物的年代问题，尤其是秦以前的，因尚无科学方法的支撑，而难至精确，甚至会出现较大纰漏。也正是夏鼐，以一人之力领导引进了碳14测年方法，使后世受益无穷。早在1955年，国外碳十四测年刚发明不久时，他便发表了《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放射性炭素或炭14的断定年代法》一文，希望考古工作者加以重视，建立碳14测年实验室。而建立此种实验室谈何容易，全国考古界懂相关知识者寥寥。见迟迟没有人动手，夏鼐便亲自找人找钱找支持，终在“文革”前夕，带领物理所的仇士华夫妇建立了碳14实验室，而这一建立在全世界尚处于领先水平，后为无数前来参观的外国学者所惊叹。实验室能在“文革”前建起实属一大幸事，“文革”开始后，实验室的工作便中断了，1965年和1972年才陆续发表出一批测年数据，碳14测年在全国较难推广应用。夏鼐便又担当起了教导研究的职责，1977年，他发表了较为系统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影响深远。接着，他又孜孜不倦地发表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等演讲和文章，现代科技在考古上的应用才在中国普及兴盛开来。他确实看得很远，想得很明白，未来的世界终究要成为自然科学主宰的世界，不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科考古，终将难继。

后世常有人对夏鼐的学术贡献提出质疑，认为他没有代表性的学术领域。这其实是个误会，一则源于，中国考古学兴盛初期，有无数谬误和疑难杂症等待他来解决，因此，他的研究看上去东一锤西一枪，毫无章法。例如《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便缘于新疆出土的几枚银币，大家都不识得，自然需要曾专研古埃及串珠的夏鼐来研究。他陆续发表了三四篇文章用以介绍，这最后一篇综述，则基本解决了当世所有与波斯萨珊银币相关的问题，并且，他籍此专门研究了中西古交通史，仍然面面俱到。

又如他为《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一文所作的《读后记》。事情源于该遗址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颇有人想将中国的铁器时代提前至商代，认为那时便已能冶炼熟铁。夏鼐认为这可能是陨铁而并非冶炼铁，便请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及其团队详细检验。后证明他心细如发，追求真理这一原则不屈居于任何事物之下。

还有西汉墓中的星象图的释义、东罗马拜占庭金币的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中的中外古交通史，等等。夏鼐就像是那些年中国考古学的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就点他。一半确实他学识渊博，一半则是为高位所迫，不会也得会。因此，他几无时间与精力来撰写大领域的专门研究。

此误会二则源于，事实上夏鼐几乎精通所有的领域，但他需统领全局，不可专偏某处研究。因此，他不是不懂，只是实在没时间写，故高超的学术素养未能很好地体现在世人面前。诸如，马王堆女尸解剖这一举世瞩目的行动，是夏鼐偷偷给主刀医生彭隆祥递了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可供彭隆祥参考的古病理学外文著作。寻找夏朝的关键——“二里头文化”之名，亦是他改“洛达庙类型”而来，主动示范规范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并指出了夏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后世又说他不注重类型学，这定是未好好阅读《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一文者所言，漂亮的牙壁分型定式图，使国内外的玉璿玑纷争落下大幕。并且，他动不动便能行云流水地独立撰写《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等极为详尽的分析总结型学术文章，对每一个墓葬和每一处墙基皆如数家珍，并精要地指出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每一个大发展方向。时至今日，我们仍按着他的蓝图不断前行，此等功力非只懂皮毛者可企及。

因此，一个建国后的考古人可以说夏鼐没有在他的领域走得很深很专，但每一个领域的考古人都无法回避，夏鼐曾在其领域所作出的那些正确而高瞻远瞩的决定性指导意见。

不过，虽然夏鼐在世时是中国考古学的活体大百科全书，会挖，会整理，会保护，会研究，会辨析。但最重要的是，他为身后的世界培养了无数顶尖的考古学人。

“夏商周考古之父”邹衡，是他特别欣赏的年轻人，他曾不远万里背着西瓜去看邹衡，一次次谦虚地向邹衡讨教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曾经考古所的小年轻王仲殊，后来成为了所长，是著名的汉唐及日本考古学家；彭隆祥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古病理学家；受他邀约鉴定各种金属的柯俊及其团队，从此涉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领域，成立了国内外闻名的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中心，柯俊被赞“钢铁大师”；而碳14实验室的负责人仇士华夫妇，是史册中碳14测年的开创者，仇士华更是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荣誉等身……

更何况，夏鼐的工作仍不止于此。他极为重视考古研究的成果，主编了多种重要刊物。《考古学报》是考古所原就有的，1955年《考古通讯》也创刊了，不久即改名为《考古》，皆由夏鼐主编，陈梦家协作。“文革”中，《考古》、《考古学报》与文物事业管理局主办的《文物》一同被迫停刊，1972年复刊后，亦由夏鼐主编，王仲殊和安志敏协助。这三种刊物，现今都是中国考古学界最权威的核心期刊，其之欣欣向荣，断是离不开夏鼐曾经的心血的。

另外，夏鼐主持了多项大型编撰工作。如总结建国以来考古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两部专刊，最重要又如《殷周金文集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等，只要是在他生前出了稿的，每一个标点都曾被他的眼眸检阅。

此外，夏鼐几凭一人之力审阅和修订了那三十五年中，绝大多数的经典报告与著作，毕竟所有重要的工地，他基本都曾亲临。例如《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他参与了编写并担任主编；又如《洛阳烧沟汉墓》、《西安半坡》、《沣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他都曾通篇细阅与修改。而学者的重要作品，例如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黄展岳的“人殉与人牲”系列文章、徐苹芳等的“居延汉简”系列文章和邹衡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及《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等，亦有他详细审阅与认真建议的印记。

而之所以说建国三十五年的考古时代就是“夏鼐时代”，还离不开在机构架设方面，他一手推动组建的中国考古学会，离不开在国家法规层面，他对于文物保护法制定的推动，更离不开在国际层面，他曾无数次带着新鲜的中国考古成果出访国外，而他的名字，亦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领先水平，传遍了他所到过的每一个角落。

考古学会此事，若记载无遗漏，最早是李济向他提出的。1946年，李济谈起想组织考古学会，“限于有田野工作经验者，估计可得20人左右；另设特种会员，以容纳名流及助钱之富翁，乙种会员以容对考古有普遍兴趣者。至于工作，则以交换消息、出版刊物及开年会为主”，这便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考古学会的原型设想。当时一同在座的吴金鼎，不久便早逝，而夏鼐是否为遂李济之愿而全力推动考古学会的组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可知的便是，1979年4月6日，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2日，夏鼐任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一项讨论事宜即为“为台湾的考古工作者保留若干理事名额”。

多的是，埋怨夏鼐“又红又专”，全忘恩师唯顾己利的人。但这其中的情义恩怨，又如何仅是外人便可道清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亦有成效，但无明文法律，力度尚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制定的，而早在1980年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会议上，夏鼐便向大家介绍了国外和中国解放后的文物保护法令，可见此事他上心已久。1982年，夏鼐参观临潼兵马俑时，发现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便立刻写作了（关于文物保护的）《紧急呼吁》一文。该呼吁发表八个月后，中央决定制定《文物保护法》。制定过程中，夏鼐亦不断奔走，向文物局及社科院多方建议，与苏秉琦和王冶秋等时常讨论，花费了巨大的心力。11月，该法通过，中国正式进入法制文物时代，有效地规范了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等。

刚建国的中国，没有经济外交的能力，只能大力发展体育和学术外交。而学术外交方面，自建国以来，恐怕考古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再无一人能如夏鼐般拿着那般鲜亮的成果，打开外国学者的心扉，令其惊叹，更令其与其之国度尊重中国。

那会儿，自1956年夏鼐第一次跟随翦伯赞出席巴黎的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以来，已经流逝了十四年，他刚从干校回来。经过一场“文革”的抹杀，能上场进行学术外交的人，分明不剩多少。于是，会多国语言的夏鼐一下子被推为中国考古的首席代表，陆续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墨西哥、伊朗、希腊、日本、英国、美国、罗马尼亚、瑞典、德国、瑞士等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英美日等国曾多次邀请其去讲学，皆为中国短短几十年惊人的考古学成果赞叹不已。同时，带着这些成果，用一口温州口音浓重的流利英文进行讲解的“中国考古泰斗”夏鼐之名，自然而然地响彻了诸国，他更获“七国院士”之誉：英国学术院（B. A. ）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DAI）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RALHA）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TWA）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讯院士及中国科学院院士。

面对如此丰厚的成果，终还是有人诟病夏鼐非纯粹学者，做官太多。对于此点，笔者只能说，且不论夏鼐绝非沽名钓誉之辈，总是要有一个人舍弃学者的孤高，去纷乱的俗世中争取支撑象牙塔的一切，去当一个深思熟虑的总工程师，去做一个冷酷能干的掌舵船长，带着他一贯的单纯，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泅渡向火海。

结语

回首夏先生的一生，几千字的篇幅无法尽述短长，甚至连他的习性都未能诉全，又或许尚有纰误。夏先生真的是一个很拼又很可爱的人，曾发掘定陵至老胃病严重发作，却不肯遵医嘱住院休养；几年后胃病被彻底根治，他又曾流着热泪不断感谢党，高兴得近乎神经错乱；家里都挤得住不下了，还不许自己家比考古所的年轻人先申请房子；极度省吃俭用，谭其骧先生曾向学生展示夏先生写信用的纸，那是一张“比拆开了的香烟盒子还略小”的小纸片，上面同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而他功成名就攒下来的三万余元巨款，则都捐给了中国考古的方方面面。

在国家百废待兴时，夏鼐携众考古历史相关学者，一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科牙牙学语时，他尊前扶后，一肩扛起了振兴的重任；在身后，他更留下了诸多坚实的奠基与神妙的锦囊，使几乎任何考古相关领域的后辈学者，都能踏其之肩不断前行。他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存在，他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考古学人的良师益友，是彼世考古史册上跋涉最远的盘古巨人。斯人已去，但其艰苦朴素，秉遵真理，为了国家利益与学科发展，终置个人利益为最末，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将永远穿透时光，拥抱与他同道而行之人。

（参考文献为《夏鼐日记》十卷本、《夏鼐文集》三卷本、《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考古学家夏鼐影像集》等。前二者作者夏鼐，后二者作者多人，编者皆为王世民。）

本文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一书著者，本文图片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