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症儿子”成为翻译家，“天才病人”的标签过于浪漫化

文 | 杜虎

日前，杭州日报口述实录栏目刊登了一篇口述文章，85岁的市民金性勇从一位父亲的视角，讲述家庭几十年的波折，尤其是向读者介绍了儿子金晓宇的故事：如何在少年时代被戳瞎一只眼睛不幸致残，而后患上躁郁症，忍受巨大的痛苦发奋学习，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甚至是高产的翻译家。

金晓宇的故事刷屏，一个表面的原因是它被归入“疯子在左天才在右”的叙事中，金晓宇以身残志坚的顽强意志，实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专业高度。在翻译这一行仍无法赚到大钱的现实下，金晓宇靠翻译自我治疗，实现了精神上的“宁静”。人们从他的励志中看到一个人即使经历病痛折磨，仍能靠天赋与勤奋成功。

除了这一层因素，打动读者的深层因素是翻译家金晓宇被讲述的方式——实际上，这是老父亲金性勇在老伴过世、自己感觉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写给儿子的一封公开的遗书。通过这个文章，金性勇得以无所保留地向儿子袒露自己的看法——无论他愿不愿意听——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向社会郑重推出了金晓宇，使得更多人知道他在翻译领域独特的能力、魅力与贡献。

写给儿子的“遗书”，就这样很自然地饱蘸情感的波涛，将一个家庭几十年间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袒露给社会大众。人们深受折服的，首先是一个有心理病患的家庭内部相依为命，在不幸中彼此扶持，先是父爱母爱养育金晓宇，后是金晓宇反哺衰老的父母，这样的故事超越了父严子孝的传统，散发出更加显著的生命光辉，体现的是人类的悲悯。

在生命故事之外，感动人们的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金晓宇不幸之中有寄托，他可以在无法遏制的发病状态下砸坏家具，但他却对帮助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电脑爱护有加：这不只是一台电脑，更是他沉浸到学习、翻译天地的道路，是他通往宁静世界的罗马大道。

倾向于家庭传统的读者，从金晓宇的故事中看到父辈的艰辛，以及为家庭奋斗一辈子的意志；中意现代情感的读者，则从金晓宇以勤奋超越疾病深渊的经历中，看见一个被不幸包围的人也有蓬勃的生机。

即使人们不能自以为是地“感同身受”，但金性勇、金晓宇这一家的故事，足以从情感上强烈地感染阅读它的人。因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或者在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中，都深藏着一份挣脱命运束缚，享有自由意志的愿望。

目前，金晓宇的故事已经传播开来，成为耳熟能详的社会见闻。后续的消息也带着乐观色彩，金性勇在老伴过世后，为自己找好了养老院。金晓宇的养老保险都正常缴纳，也找好了托养中心，为儿子准备好退路。这恐怕是一个躁郁症患者家庭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在后路无忧的前提下，金晓宇又接到出版社的翻译著作，继续从事能让他平静下来，能让他回到正常状态的生活方式。

当然，在金晓宇的故事被它老父亲公开讲述后，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和社工提出不同看法，比如口述实录这个方式对病人隐私的保护问题，还比如金性勇对金晓宇病情的描述是否会污化躁郁症等等。正因为金晓宇的故事无法超越“天才与疯子”的二元论述，专业人士从心理疾患的角度提出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担忧，仍要以尊重金晓宇一家为基本条件，尊重他的生命意义，不必过于苛责。

可有一个问题似乎值得讨论，金晓宇的翻译才能不只是天才使然，更是他靠勤奋换来的应有成果，仅仅将其赋予“天才病人”的标签，只怕有所偏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涉及到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从躁郁症的个案中，提取出对这一患病人群的善意，进而建设一个能改善他们生存质量的诊治和养护体制，以及必需的社会氛围。

从金晓宇的故事中，狭隘地选择某些“暴力”行为，难免会对这个特殊人群产生污名化的不良后果。从他的翻译成就中，如果只是一味拔高，也容易变成不切实际的浪漫化解读。无论是污名化还是浪漫化，都不应该是大众看待金晓宇的恰当角度。看见这一家人在失望之下的希望，在不幸中的万幸，在失落下的获得，在疾病折磨下仍保有的生命力，理解两代家庭成员对抗疾病的隐喻，感知人的悲欢离合，恐怕才能走出所谓天才或疯子的简单总结，走向更加辽阔的人间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