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健康③如何把研究转化成设计，让城市更健康

【编者按】

城市规划与人类健康之间存在莫大关系。早在19世纪，城市规划便通过改善卫生设施和住房、隔离住宅区与工业污染，来抑制工业化过程中的疾病爆发。2016年9月，《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借由交通模式的选择，城市规划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市政厅对这一系列文章进行了编译。译文参考了“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志愿者团队的工作。本文系第三篇，关注如何以科学来指导城市规划的决策和实践，创建有益健康的紧凑型城市。

本文利用科研成果转化的概念模型，总结了该知识转换领域的证据，并使用一系列的案例来说明：有效的研究成果转化，对于促进以健康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和运输政策和实践的潜力。

对于许多健康研究者而言，研究转换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一些研究者可能不会考虑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决策者纳入到自身职责当中，而那些希望看到研究被应用于决策的人，又不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因此，研究人员需要了解政策过程，以有效促进健康研究结果的应用。

虽然政策制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城市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运作模型，可以用于明确健康研究应用的具体方向。Kingdon 和 Thurber 的模型描述了推动政策演变的三条主线。“问题主线（The problem stream）”是指决策者需要从许多事件中识别出问题，尽管流行病学有关健康问题的记载有很多，但是确定找到解决方案的很少。“议案主线（The proposal stream）”需要识别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个标准对研究要求很高，因为城市规划干预措施的评估是昂贵且耗时的。“政策主线（The policy stream）”是指政客愿意作出决定。对此需要展开不同类型的研究。

研究者和决策者通常不能理解或重视对方的方法，但研究者可以从理解决策者对研究的观点中受益。Petticrew和他的同事们与各种不同领域的决策者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对于研究的看法。尽管受访者没有来自城市规划或交通领域的人，但他们都认为，研究者缺乏对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特别是无法理解时间限制及政治压力通常比研究结果提供的证据更重要这件事。尽管决策者重视对真实世界干预的评估，但他们认为，故事和案例研究比严谨的研究或文献综述更有说服力，成本和成本效益分析比实验控制和复杂的统计更重要，决策者呼吁更多帮助他们做决定的针对性的研究。

研究仅仅只是任何政策决定过程的众多取决因素之一，但是研究对于决策者的价值应该被最大限度地发挥。

Giles-Corti和他的同事们定义了研究转化模型的四个阶段。关键的第一步是进行政策相关的研究。研究者应当咨询决策者以推进相关研究，而不是仅仅出于理论和科研知识来制定研究方向。这一步可以通过扩展研究团队的组成、与健康和建成环境的专家包括政策研究者的合作来实现。第二步，采用对决策者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方法包括对仿真自然实验的评估和对多种结果的检查，例如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等。第三步，通过合适的交流方法积极地对政策制定者传播研究结果。第四步，将参与宣传作为政策变动过程的一部分。

在健康部门以外的知识传播经验正逐渐被积累，包括城市规划、交通运输以及城市管理等。首要的挑战是让研究者参与到知识转化的过程中来，这可能需要改变学术界、资助机构和专业协会的奖励机制。接下来的案例描述了一个研究资助项目为了增强研究在政策和实际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应用所采取的措施。

案例1：活力生活研究（美国）

Active Living Research (ALR) 展示了研究转译四阶段模型中的所有步骤。ALR由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赞助，旨在建立环境和政策在身体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证据，由来自不同学科和个人背景的成员组成调查团队，利用研究为不同部门的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ALR最重视加强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的传播，他们可以通过使用证据辅助决策。号召提案需要一个传播战略，即既针对研究人员，也针对非研究人员。ALR通过培训沟通战略，从沟通专家获得个人技术援助，以及“研究转化政策（Translating Research into Policy）”奖的设立，打造容纳并支持研究传播的能力。ALR通过传播非技术性的简报和图表，以视觉的形式强调研究结果，以易于社区成员理解。社交媒体的引入，例如视频网站以及博客，也被用于向非研究者展示研究结果。为了克服研究成果转化的障碍，ALR开发了研究成果转化的补助金，为研究成果转化活动提供了激励作用。　　

比起单个研究人员，跨学科团队可能更充分地准备，来确定政策和实践的解决方案。来自城市规划、交通、教育和园林学科的团队成员可以作为研究人员和用户之间的桥梁。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ALR的成功：40％的受资助者报告了在特定年份与政策或实践受众的沟通，50％的受资助者参与了导致政策或实践变化的决策过程，80％的相关政策和倡导组织领导熟悉ALR研究概要。

纽约的活力城市设计指南（Active Design Guidelines）

21世纪，纽约市政府开始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任务，并将建立支持体育锻炼的城市环境作为重要战略之一。在健康和心理卫生司建立了一个建成环境和身体活动办公室，市长授意城市所有部门都要支持此项工作。多部门的举措包括工作小组、研究和评估工作、多个城市行政长官参加的一个年度Fit City会议。

这些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活力城市设计指南》的编制，它基于科学研究和该领域内的优秀案例，为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提供了创造更有利于健康的建筑、街道和城市空间的策略。　　

案例2：居住环境研究（珀斯, 澳大利亚）

居住环境研究（RESIDE）是一个纵向的自然实验，为评估州政府的宜居社区设计规范对新郊区的健康影响。尽管该研究是由公共健康研究者们发起的，规划部门在研究前和研究中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RESDIE旨在寻找证据支持城市设计的变化以及身体活动（特别是步行活动）之间的关联，并对州政府的宜居社区政策进行独立评估。规划部门的官员希望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雄心勃勃的政策能够带来健康的益处。与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相关的目标奠定了长达10年的合作研究基础，包括政府部门的共同资助。

RESIDE通过控制变量手段和配对比较典型社区的实验设计，进行实验前后的结果对照分析。该研究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水平和“宜居社区设计规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实施每增加10％，步行的几率增加约50％。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与政府官员的频繁沟通建立了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之间的信任，之后规划部门也邀请研究人员直接投入到宜居社区政策的审查和更新中。这项研究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亮点是，规划部门可以直接基于研究发现指导在宜居邻社区政策的性能指标。

调查者将健康的证据介绍给多样化的利益相关团体，包括政府部门、非健康领域的讨论会以及新闻媒体等。与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金会的合作利用了其在宣传方面的经验。研究团队的知识转化和宣传工作有助于提高规划部门对健康影响的了解，并将与健康相关的设计原则纳入规划政策。

RESIDE研究人员在持续性地参与其他项目之后，与政策制定者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研究方法的细节不如证据本身重要，特别是当研究结果符合决策者的偏好时，而决策者又对研究人员十分信任，他们通常不需要特别关注于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的健康活动设计 Healthy Active by Design

澳大利亚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其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核心城市。很多澳大利亚城市位于世界环境可持续性最差的城市之列。限制城市蔓延、改善环境可持续性并保持持续高水平宜居性是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议题。

西澳洲的HAD（Healthy Active by Design）是由非政府卫生组织（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金会）、建成环境与健康中心的学者、政府部门和规划专业人士合作完成，特别为城市规划者和利益相关业主、健康倡导者等提供的免费网络资源。它提供了通过场所、空间和建筑设计，提升活跃性、健康生活方式选择、提供行人友好环境的信息和证据。

HAD由九大设计要素构成：交通网络、混合使用、城市中心、主要街道、住宅多样性、场所感、共用设施、学校和建筑。

HAD于2014年3月发布，展开的宣传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城市和地区宣讲、特定的地方政府工作坊、专业研讨会（包括亲自实践的设计项目）、普遍性的宣传活动。

案例3：亚特兰大都市交通和空气质量战略（亚特兰大、佐治亚，美国）

亚特兰大都市交通和空气质量战略（Strategies for Metropolitan Atlanta’s Regional Transport and Air Quality，简称SMARTRAQ）是另一个通过研究促进研究员和政府成功合作导致强有力的将知识转化到政策的案例。1997年，亚特兰大和佐治亚州地区呈现低密度蔓延的城市形态，造成了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很远，除了私家车又缺乏可以代替的出行选择，导致这两个地区未能成功遵守美国联邦清洁空气法案。

亚特兰大地区委员会（交通规划机构）、佐治亚交通部、佐治亚地区交通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环境保护局和特纳基金会支持了这项跨学科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创新性地整合了健康与交通的数据收集。受到重获与空气质量相关的联邦交通资金的激励，各种合作伙伴协力同心地资助与健康有关的研究，以及对交通的投资采取更精明的增长模式。

SMARTRAQ整合了空气污染、出行模式和步行数据，以评估三个社区的规划的空气质量效益。 使用情景规划软件，将基于社区的规划与当由机动车主导的规划趋势进行对比，表明通过在现有人口和活动中心条件下增加步行出行的比例，可以显著改善空气质量。

研究人员在项目期间向政策伙伴们简要汇报。最终的成果在与利益相关人的会议、技术报告、新闻稿和期刊文章中都进行了传播。易懂的图形、政策简报和对关键政策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释调查结果。

SMARTRAQ的研究结果帮助从亚特兰大地区委员会的居民生活中心初步得到3.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改善，否则该笔资金将会用于扩大公路，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扩张。另外还批准了1.5亿美元用于符合研究报告中所建议的活动。

交通官员为了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发起了有效的研究。然而，研究需要设计，使其能够直接解决政策问题，并传达具有明确建议的调查结果。本案例研究说明了联邦政策如何与健康有关，从而促进区域交通政策变化，以及跨学科研究何以成为变革的关键机制。

此外，伦敦、斯德哥尔摩和波哥达在促进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每个城市应用证据指导决策制定方面有很大不同。

伦敦：伦敦市长自行车愿景

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城市，伦敦的行动很可能对未来全球的积极出行策略(active-travel)的政策产生很大影响。通过“伦敦市长自行车愿景”（MVCL），伦敦希望在未来十年内自行车出行者数量翻倍。未来十年投资将增至3倍达9.13亿英镑，用于支持不仅是伦敦中心区，还包括外围大伦敦地区的投资，在外围大伦敦地区，土地利用政策往往严重倾向于单一功能的居住社区和小汽车为主导的公共设施。但研究发现，自行车出行者更可能光临社区商店，增加的自行车交通可以帮助复兴已经衰落的商业街。

伦敦交通部门调查了14个其他城市，获取在积极交通(active-transport)设施和管理的最佳实践信息。

尽管在伦敦骑自行车要比十年前更安全，但意外伤害的潜在风险依旧是人们不愿意在城市骑自行车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个问题，伦敦已经将自行车降速限制到32公里/小时，或者在交通量大的路段隔离出专用车道，对骑行进行系列辅导，以及对重型货车司机进行安全训练——研究表明他们对自行车是最大的威胁。

将沿安静住区街道补充专用隔离车道，提供给更谨慎的自行车出行者。伦敦交通部门对自行车相关的态度进行了常规性研究，以理解市场细分。

伦敦交通部门委托剑桥大学饮食与活动研究中心建立政策选择的健康影响模型。根据模型估计，假如到2013年实现了市长交通战略对骑行的期望，那么在低污染、更活跃的城市，其带来的健康收益相比增加的事故风险价值2.5亿英镑。

尽管人口增加，伦敦的机动车交通量从2004年到2014年下降了7%，但是自行车流量增加了。

斯德哥尔摩：冬季自行车出行研究

斯德哥尔摩和自行车之都哥本哈根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天气和城市规模。斯德哥尔摩的自行车出行分担率远低于哥本哈根。像伦敦一样，斯德哥尔摩计划让自行车出行翻倍，并且实施了拥堵费，不鼓励小汽车进入城市中心。自从2007年施行拥堵费以来，斯德哥尔摩的小汽车出行已经减少了20%。

斯德哥尔摩为应对寒冷、多雪的冬季带来的问题，开展了冬季自行车出行行为和设施维护需求的研究。冬季自行车出行的调查包括日常出行调查、设施建设干预前后的研究，这些调查为未来的项目提供信息。在整个城市层面，采用了指标来显示哪些交通设施应优先设置。这些指标包括模式分担率、交通事故、自行车速、安全的自行车和行人路口数量、自行车停车场数量等。

斯德哥尔摩收集当地社区数据的同时，也对全国和国外案例进行了研究。斯德哥尔摩还在达到二氧化氮和PM10的欧盟空气质量标准方面进行了投资，这些都需要大量减少交通排放。

波哥达：独立自行车道网络

波哥达在努力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设独立自行车道，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机动车道改造而来。超过300公里的独立自行车道已建成，花费0.46亿美元。和伦敦、斯德哥尔摩的渐进式方法不同，波哥达希望实现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设施的快速建设转变。

实施自行车网络管理时，波哥达自行车网络聚焦在研究上的方式和伦敦、斯德哥尔摩不同。波哥达有一个机构内部的研究团队专业顾问，这个团队收集了全球范围内的自行车设施建设的最佳和最差实践案例。这个团队找到出版的案例，邀请专家培训城市官员，向公众宣讲，地方政府认为公众对自行车设施的使用经验很有限。

然而，自行车网络效果的衡量并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对于管理者，可以为城市出行模式带来明显变化的新的政策就已经足够。Ciclovia活动指在周日和公众假日封闭121公里城市街道，允许自行车和行人安全通行。每个月至少参加一次ciclovia活动的人们在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评估优于其他人。一项关于道路沿线粉尘污染的研究显示，普通工作日的PM10密度（65Ug/m3）是周日（5ug/m3）的13倍，这表明了在城市中心减少小汽车使用获得的潜在健康收益。自行车出行分担率则从2005年的2.2%上升为2011年的3.8%。

机动车主导的土地利用与交通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慢性疾病与交通伤害的流行。城市对健康影响决定了，必须利用科学研究的证据将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推向促进健康的方向发展。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制定过程，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研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收集到本地数据去指导当地的决策。将其他国家的实验证据和案例应用到自己国家时要谨慎，特别是在尝试将高收入国家的有效的研究成果转化方法推广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时。

研究转译往往涉及多部门，因此对此类研究的资金来源就产生了疑问。关注国际事物的慈善机构可能是最有前景的支持研究的资金来源，可能导致基于特定情境的研究成果转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健康的城市设计和交通政策，不仅仅会给环境可持续性和经济活力方面带来健康益处。政府决策改革的系统方法，以及研究人员、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可能需要考虑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交通决策对全方位的健康和环境影响。由于通过研究加强了土地利用和交通决策的社会意义，我们建议建立一个国际工作组，以便在学术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提出改革，从而导致更系统的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方法 。

【微信号“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SustainableCity）志愿者团体也为此文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