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吴景超·龚业雅·梁实秋

《吴景超日记：劫后灾黎》，吴景超著，蔡登山编，新锐文创2022年1月出版

《吴景超的社会观察》，吴景超著，蔡登山编，新锐文创2022年1月出版

吴景超和闻一多、罗隆基并称“清华三才子”，他当年是胡适最为看重的年轻人之一，被称为“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负盛名相比，他却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了，尽管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我在十几年前曾读过学者谢泳的《清华三才子：闻一多·罗隆基·吴景超》一书，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前两人，因为吴景超所涉及的是社会学，并不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2021年5月，政大教授刘季伦老师告诉我，吴景超的《劫后灾黎》应当重新出版，他认为该书是记录抗战胜利后中国的灾情惨状的重要著作。于是我从图书馆找到这本194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仔细拜读。1946年吴景超出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同年5月至8月间，他应善后救济总署之邀，从重庆出发，到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五省考察抗战后的灾情及各区善后救济分署的救灾工作。他记录了旅途中的见闻，全书采日记形式写成，真实感很强。后来他又写了《看灾来归》一文，发表于1946年9月20日的《大公报》，可视作这本日记的整体概述，因此我把它放在日记前面，权充一篇导言。

对吴景超的成就，我实在无力写导读，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著作我没读过一本，遑论它是属于社会学的领域。只好向老友谢泳求助，从他的大著中摘录成《吴景超的学术及人生道路》一文作为导读，蒙他应允，十分感谢。而书后我也补充了三篇附录，分别是《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八期由佚名作者写的《吴景超》和第十期吴景超自己写的《回忆清华的学生生活》两文，可做他生平的补充；而他在《新经济半月刊》第二期发表的《抗战与人民生活》则是由《劫后灾黎》这本考察日记所延伸的论述文章，和本书有直接的关联性，故也加以收录。

吴景超著述的学术价值长期被忽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吴景超兴趣广泛，涉及社会学的多个领域，其著作大致如下：（一）《都市社会学》；（二）《社会的生物基础》；（三）《社会组织》；（四）《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五）《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六）《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七）《战时经济鳞爪》；（八）《劫后灾黎》；（九）《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十）《苏联工业化时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十一）《唐人街：同化与共生》。这些书籍几乎都是早年的版本，图书馆也不一定有。我并没有特别去寻找，因为在这之前我看过好友陈正茂教授搜集的全套《新路》周刊，里面有不少吴景超的精彩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并没有集结成书。1948年1月24日，吴景超去拜访胡适，说要办一个刊物，由钱昌照出钱，吴半农主编，刘大中负责经济，钱端升负责政治，萧乾负责文艺，而自己则负责社会，此刊物就是《新路》周刊。它于1948年5月15日创刊于北平，但在同年12月18日就停刊，共出刊两卷六期（计三十期）。《新路》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作者阵容强大，网罗不少华北学术界领袖，如吴景超、潘光旦、刘大中、蒋硕杰、楼邦彦、邵循正、邢慕寰、周炳琳、萧乾、汪曾祺、杨振声等硕学鸿儒。除了《新路》周刊外，我利用中研院的“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上百篇文章中找出二十篇重要而具代表性的文章（分别发表于《独立评论》《独立时论》《新经济》《新路》周刊等），编成《吴景超的社会观察》一书。我两度到中研院去搜集这些文章，最后一次去的时间记得是2021年5月7日，而吴景超恰恰是在1968年5月7日去世的，冥冥之中，似有因缘。而就在文稿搜集完成后的一周后，新冠疫情爆发。紧接着中研院图书馆禁止院外人士进馆，幸好文稿已经搜集完成，否则不知会延宕到何时。

吴景超的著作，是中国都市社会学的发轫；他提出的“区域经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理论，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理解，对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及人口问题的判断与解释，影响至今。尤其在《新路》周刊中有多篇文章是吴景超写完之后，先发给刘大中、蒋硕杰这些经济学者看过，然后每人再发表意见讨论（讨论内容亦刊登），最后吴景超就这些相同或相异的意见，做总答复。“疑义相与析”，创下最佳典范。1948年10月下旬，胡适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人中，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到了台湾，在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及税制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蒋硕杰还曾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社科院学者吕文浩说：“在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里，吴景超治学方法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他善于而且勤于搜集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工业化各国的社会统计资料，并以此为依据观察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论断。正因为他的这一特点，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思想往往比较敏锐而新颖。”谢泳对吴景超评价很高，他说：“凡论述某一问题，视野都很开阔，他总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来观察，他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他涉猎之广泛，学术格局之宏阔，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通观吴景超所写的文章，他其实给中国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愿景。而这些前瞻性论点至今依然适用于当今的社会。2021年是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们以《吴景超日记：劫后灾黎》《吴景超的社会观察》这两本小书，来缅怀这第一代的社会学家，希望他不再被世人所遗忘！

《雅舍小品》合订本，梁实秋著

梁实秋被称为翻译大家，花三十多年译毕《莎士比亚全集》，当之无愧。梁实秋又被称为散文大师，《雅舍小品》堪称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但许多人都认为“雅舍”是他的书斋名，其实是不对的，它涉及梁实秋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那是抗战时期，梁实秋只身到了重庆，应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之邀，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此时《新月》的好友刘英士主编《星期评论》，邀请梁实秋写专栏，每期两千字，名之曰“雅舍小品”，署名“子佳”。

梁实秋曾自述雅舍之由来：“抗战期间，我在重庆。五四大轰炸那一年，我疏散到北碚乡下。吴景超、龚业雅伉俪也一同疏散到北碚。景超是我清华同班同学，业雅是我妹妹亚紫北平女大同班同学，我和他们合资在北碚买了一幢房子，房子在路边山坡上，没有门牌，邮递不便。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议给这幢房子题个名字，以资识别。我想了一下说，不妨利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雅舍’，第二天我们就找木材做了一个木牌，用木桩插在路边，由我大书‘雅舍’二字于其上，雅舍名缘来如此，并非如某些人之所误会以为是自命风雅。”

吴景超长梁实秋两岁。他们都是1915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两人是同班同学。在校期间，吴景超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梁实秋评价他：“好史迁，故大家称之为太史公。”1923年8月17日他们在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赴美留学，据梁实秋先生回忆，1923级（癸亥级）毕业的这一级学生，入学时有九十多名，上船时还有六十多名。这一级是非常优秀的一届，其中不少当年的才子才女，后来成为各界翘楚或抗日名将。在此次同船的留学名单中清华的就有顾毓琇、梁实秋、吴景超、吴文藻、孙立人、齐学启、张忠绂、全增嘏、孙成玙（孙瑜）、吴卓等人。船上还有燕京大学的，据冰心说，其中就有四名燕京大学毕业生——谢婉莹（冰心）、许地山、陶玲和李嗣绵。吴景超入明尼苏达大学，获学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梁实秋在科罗拉多学院学习，1924年夏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获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许地山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和宗教，李嗣绵入麻省理工学院。冰心经燕大美籍教师举荐，入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读研究生，学习英国文学。

有关龚业雅的资料相当少，据学者吕文浩说，她出身于湖南湘潭的一个知书达理的士绅之家。其父龚德霖曾于清末留学日本，归国后在1905年创办了湘潭第一女子学校——龚氏女校。龚业雅在父亲主办的女子学校毕业后，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继续深造。课余她常去同班同学梁亚紫（梁实秋的三妹）家里玩，因其性格开朗，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吴景超之所以能够和龚业雅结为连理，梁氏兄妹的桥梁作用功不可没。1928年吴景超学成归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教务长；1935年在国民政府任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转任经济部秘书，龚业雅也随丈夫去重庆居住。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市区，第二天梁实秋去戴家巷2号探望吴景超夫妇，吴景超尚未下班，只有龚业雅和孩子在家，两人正在闲谈，突然防空警报大作，大家慌成一团，只好在房东太太的客厅屏息待变。就在此时，一颗炸弹击中房子，四处火起，灰尘弥漫，梁实秋带着龚业雅和孩子仓皇逃生，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五四大轰炸”。梁实秋在文章中这样回忆：

业雅拉着两个孩子，我替她扛着皮箱，房东太太挽着我的胳臂。我们怕走散，不停地互相呼唤着，像叫魂一般。事后房东太太告诉我，我头上有冷汗滴在她的臂上。我们走到江边海棠溪，倒在沙滩上，疲不能兴……仰视重庆山城火光烛天，劈劈啪啪乱响，因为房子都是竹子造的。过了午夜火势渐弱，我们才一步步的走上归程。戴家巷2号依然存在，我下榻的旅行社招待所则门户洞开，水洒了满室。第二天，景超向资委会借到一部汽车，我同他一家狼狈的去到北碚。

北碚的“雅舍”其实是相当简陋的，用竹筋和三合土盖成，梁实秋说：“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后面是荒僻榛莽未除的山坡。篦墙不固，门窗不严，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入夜则鼠子自由行动，使人不得安枕。夏季则聚蚊成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

雅舍共六间房，梁实秋占用两间；龚业雅及孩子占两间；其余两间由时为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代主任的许心武及其秘书尹石公居住。虽然地荒凉、屋简陋，雅舍却胜友如云。一大批名人雅士常到雅舍做客：冰心、卢冀野、陈可忠、张北海、徐景宗、萧柏青、席徽庸、方令孺、余上沅、李清悚、彭醇士……老舍一家时居北碚，也是雅舍上客。梁实秋还回忆说，有一晚他与龚业雅、卢冀野等几位好友打麻将消遣，“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一位爽朗、豪放的“女汉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据梁实秋描述，“业雅是我见过最具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她，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据学者吕文浩说，1938年10月7日，在重庆的吴景超给驻美大使胡适写了一封信，说：“业雅近来忽生求学之念，请你替他（引者按：当时吴景超将女性人称代词都写作‘他’）留意，假如有什么学校里，可以给中国女子一种奖学金，他愿意得到这种机会。不过他的英文，还不能直接听讲，所以即使有奖学金的机会，他也当自费在美补习英文一年。我们虽然伉俪情深，但我对于他那种求知的欲望，很不愿意打冷他。请你替他留意为托。”此时的龚业雅已经三十六岁，一儿一女都很年幼，抗战时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吴景超虽然舍不得龚业雅离开，但对她的求学热情仍给予尽可能大的理解和支持，但后来此事并没有达成。

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

对梁实秋和龚业雅的关系，当时就有些传言。梁实秋对此非常坦率，他在文章中说：“《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而今网上更有人以当时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尚在北平为由，想当然耳认为梁实秋与龚业雅有暧昧之情，此实为小人之心。龚业雅可说是梁实秋的红颜知己，已超越男女之情而化为文字上的缪斯女神。《雅舍小品》可说是在龚业雅的催促、欣赏下完成的。因此，成书时梁实秋请龚业雅写了一篇短序，以志因缘：

二十八年实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时候最久。他久已不写小品文，许多年来他只是潜心于读书译作。入蜀后，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亦不能像从前那样顺利进行。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邀他写稿，“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用笔名一连写了十篇，即名为“雅舍小品”。刊物停办，他又写了十篇，散见于当时渝昆等处。战事结束后，他归隐故乡，应张纯明之邀，在《世纪评论》又陆续发表了十四篇，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义，因为这四个字已为读者所熟知。我和许多朋友怂恿他辑印小册，给没读过的人一个欣赏的机会。

一个人有许多方面可以表现他的才华。画家拉婓尔不是也写过诗吗？诗人不是也想画吗？“雅舍小品”不过是实秋的一面。许多人喜欢他这一面，虽然这不是他的全貌。也许他还有更可贵的一面呢？我期待着。

三十六年六月　业雅

设若没有龚业雅，我们可以断定不会有《雅舍小品》。后来这本书稿在时局动荡的当年并没有出版，直到1949年梁实秋抵台之后，才在正中书局出版。　　

1949年后，龚业雅随丈夫吴景超留在大陆，梁实秋则南渡抵台，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梁初抵台湾后，两人仍有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1952年后吴景超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吴景超非常谨慎地说了几句话，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此后更是被作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成为众矢之的。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当时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吴泽霖、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其中，“吴门三大右派”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分别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吴景超于1968年5月7日因肝癌去世。“文革”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去世时六十九岁（推算当在1972年左右）。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非常难得的是，学者吕文浩找到晚年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及儿子、女儿和孙辈三代同堂的和乐照片，可惜的是梁实秋生前从未见过这张照片，以慰其思念！　

前些日子，吕文浩兄微信告知，传记作家叶永烈说他曾见过梁实秋在三十八岁时（他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腊八，也就是1903年1月6日，而阴历三十八岁生日恰是1941年1月5日）的一本生日纪念册，为纪念他的生日，文友们在纪念册中为文、题诗、作画，而卷首是吴景超用毛笔写的千字文，追溯他与梁实秋结交的往事。这篇文字相当珍贵，也是吴景超的一篇佚文！吕兄说他曾写邮件问过在美国的梁实秋女儿梁文蔷女士，她表示不知道有此纪念册。因此，吕兄要我问一下台北的梁实秋纪念馆，我查询之后也不见此纪念册。希望哪天能重见此物，这是两人半生情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