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一开年中国中东外交很热闹，但也面临挑战

2022年新年伊始，中东六国外长相继访问中国，中国中东外交在年初便开创了热火朝天的新局面。1月14日，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抵达中国进行访问。阿卜杜拉希扬也是近日继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五国外长访华后，第六位来到中国的中东国家外长。除此之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也于同期抵达中国进行首次访问。此次中东国家外长密集访华，是继2021年3月王毅七天访问中东六国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又一轮密集互动。

“无论是海合会国家，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同上述国家在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11日表示，“我们相信，中方同上述国家保持高层交往，将对深化中海、中土、中伊关系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也会对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有益贡献。”1月24日，中国将迎来和中东地区另一重要国家以色列建交30周年。在不久前通话中，中以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深化双边关系发展，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从这种角度来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局面。

回顾中国的中东外交，从1955年中国与阿富汗建交到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中国历经数十年实现与中东国家全面建交；从改革开放前以“政治外交”为主到当今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中东外交；从改革开放后对中东事务的总体超脱到21世纪以来的建设性介入和积极有所作为，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劝和、促谈、维和的重要作用，无不展示了中国中东外交的巨大成就与深刻变化。

一、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阶段（1949-1978）

改革开放前中国中东外交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是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深受冷战格局下美苏在中东争霸以及中国与美苏关系变动的影响，并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变动保持一致；第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明显的“一边倒”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第四，对外关系偏重于政治方面，对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重视不够，将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视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可从四个阶段考察：

1．1949—1955：彼此相对孤立的时期。新中国初期，由于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中东国家基本上受控于西方阵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新中国成立之际，多数中东国家都宣布不承认新中国，并反对联合国接纳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在1950年1月宣布正式承认新中国，双方还曾展开建交接触，甚至有学者认为中以几近达成建交协议，但受冷战体制下中以双方各自与苏联、美国关系的影响，中国与以色列最终未能建交。

2．1955—1959：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第一次建交高潮。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调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决定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而迎来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从1956年同埃及建交开始至1959年，一共有7个中东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分别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中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等问题上对阿拉伯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美国干涉黎巴嫩、英国干涉约旦问题上，中国都坚决反对；在中东国家如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都保持了中立。中国与亲西方的中东国家土耳其、伊朗、沙特、约旦、黎巴嫩、利比亚等国家的关系依旧处于冷冻状态。对此，有观点认为，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中东外交主要是对该地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支持”，“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植根于冷战时期对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

3．1959—1969：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起伏乃至停滞时期。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出现曲折动荡乃至停滞不前。整个十年间，只有新独立的民主也门（南也门）、突尼斯、毛里塔尼亚与中国建交。在已经建交国家中，中国与埃及、也门、伊拉克等国的关系都因出现矛盾摩擦而发生起伏波动，直至1963年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情况才有所好转。在该阶段，中国延续了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重点支持阿尔及利亚、南也门以及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

4．1970—1978：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改善与第二次建交高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伴随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得以改善。1971年3月中国和科威特实现建交。1971年10月，中国在第26届联大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既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黎巴嫩、科摩罗、约旦、阿曼、利比亚5个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在1970年代，反对苏联霸权扩张构成了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方面，构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亲西方的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塞浦路斯先后建立外交关系与此有重要关系。同时中国对埃及、苏丹等反苏阿拉伯国家予以了支持。同时，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开始显现，如1978年对埃以媾和的理解。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出现了积极迹象，以色列在1971年联大会议上主动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中国“对以色列批评的调子已较过去有所缓和。”

二、总体超脱阶段（1978-2001）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破意识形态制约，并在外交战略调整指导下实现了中国中东外交的总体转型。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方面，伴随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调整，在继续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基础上，中国与以色列和沙特等西方的盟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创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实现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全面建交。

在地区热点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以和谈及由此出现的中东和平进程，对这些问题中国都采取了适当的对策，具备了从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出发，灵活、适当处理中东热点问题的外交能力。

1．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迎来与中东国家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实现和所有中东国家建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客观认识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逐渐冲破过去以意识形态，或以美、苏阵营划线的传统外交理念束缚，扩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在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先后和吉布提、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6个阿拉伯国家建交，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逐渐改善与以色列关系。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交。中以建交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中东国家的全面建交。中国同沙特和以色列建交后，为中国更好地在中东事务和阿以冲突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回旋余地，它为“中国直接参与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在内的所有中东事务提供了可能性。”至此，“中国的中东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反美国家（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注：（1）注星号的为非阿拉伯国家，其余皆为阿拉伯国家；（2）原民主也门1968年2月与中国建交，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中国与民主也门的关系随之结束。（3）不属于中东的三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情况是：索马里1960年12月14日；科摩罗1975年11月13日；吉布提1979年1月8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整理，http://www.fmprc.gov.cn

 2. 中国与主要中东国家政治互信与合作全面加强，外交机制建设全面推进

中国与主要中东国家的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例如，中国与埃及1999年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与沙特1999年签署建立战略石油伙伴关系的文件。中国同主要中东国家建立了旨在加强合作对话与磋商制度。1997年，中国同土耳其、伊朗、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伊拉克、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外交部政治磋商；同年，中国同土耳其、塞浦路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以色列、埃及、科威特等国签订了外交部政治磋商协议。加上以前已签协议国家，中国同中东20多国建立了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经常进行政治磋商，使政治磋商制度化，有助于双方彼此增进了解，增加共识，促进相互合作。

3. 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开展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同中东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贸往来、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引进外资等方面合作。例如：中东地区是中国最早在国外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地区。1978年到1990年，中国同中东国家签署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达2600多个，合同总额为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总额的6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在中东国家的劳务人员最多时达4万多人。1982-1989年，科威特、阿联酋、约旦等国共向中国提供了5.7亿美元的贷款。在“军售三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军贸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有研究资料认为，1980～1988年，中国对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的军售约在110～120亿美元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认为，正是通过在中东地区的商品贸易、承包工程、输出劳务、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军工产品，中国掘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4．在中东热点问题上采取总体超脱、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

中国对阿以冲突、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重大中东热点问题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外交开始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追求更加平衡务实外交的特点。在该阶段，中国面对中东热点问题，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的同时，对相关问题采取了公正的立场，有所参与，但同时保持了整体上的超脱。其基本情况是：（1）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更趋务实和平衡；（2）对两伊战争采取严守中立和积极劝和的立场；（3）斡旋海湾危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政策。

三、从建设性介入到更加积极有所作为阶段（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既可以视为一个大的阶段，也可以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为界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建设性介入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对中东全方位外交不断加强，并呈现出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特点。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可谓波澜壮阔，色彩纷呈，其中部分标志性事件和成就包括：

2002年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加大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劝和促谈作用，特使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机制。

2004年创立中阿合作论坛，开展与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合作。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8年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进行建设性介入，在如何处理尊重国家主权和建设性介入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

2011年以来妥善应对中东变局：第一，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不动摇是中国外交保持主动性的根本所在；第二，保持具体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力争“有所作为”；第三，在叙利亚问题上连续行使否决权。

2013年以来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全面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1+2+3”合作格局。

2016年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全面规划中国的中东外交，中东已有10余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于2016年在沙特与伊朗断交之际访问沙特、埃及、伊朗三国。

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的内容和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在中国的中东外交中，尊重中东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反对外部武力干预、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文明对话等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因此，做公正的协调者而不是领导者，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身份定位。

2.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埃及时在阿盟总部发表讲话，针对如何解决中东争端，十分具体地论述了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的必要性和好处。他指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零和思维无法带来持久安全。对话过程虽然漫长，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但后遗症最小，结果也最可持续。冲突各方应该开启对话，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推进政治解决上形成聚焦。”

3.倡导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的作用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认为建立广泛参与、平衡有效的多边促和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机制是和谈的重要保障；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支持非盟、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阿盟特使的斡旋努力，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等多边机制。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4.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和沟通，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同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和沟通，以化解矛盾、凝聚共识，进而抑制热点问题升级，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在伊朗核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注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以及伊朗的沟通和协调。为加强中美两个大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中国积极与美国建立协调机制，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专门设立了中美中东事务磋商机制，双方就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南北苏丹问题等一系列中东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

5.重视从发展的角度认识和解决中东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因此，对于许多热点问题，中国既重视从发展方面认识热点问题的根源，强调用促进发展的办法为解决热点问题创造条件，同时更加注重通过经济援助和发展项目，为解决热点问题作出实质贡献，践行“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承诺。

2016年1月习近平在开罗阿盟总部的讲话中强调：“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发展事关人民生活和尊严。这是一场同时间的赛跑，是希望和失望的较量。只有让青年人在发展中获得生活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希望才能跑赢失望，才会自觉拒绝暴力，远离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习近平主席以更加真诚的态度强调了发展对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重要性，还庄严承诺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还就缓解中东人道主义危机、推动中东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具体承诺。

6.强调综合治理和标本兼治

在反恐问题上，习近平在2016年阿盟总部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需要凝聚共识。恐怖主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同样，也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单独完全奏效，反恐必须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在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转型问题上，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国家为恢复政局稳定、发展经济、解决热点问题所作的努力，特别是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为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寻求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强调既要重视新生的热点问题，又不能忽视巴以争端等原有的地区热点问题，尤其要关注新老热点问题的联动效应，倡导综合治理的理念。

四、未来中国中东外交无意填补权力真空

中东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在政治层面，中东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和配合；在经济层面，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在安全层面，中东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对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层面，中东问题是联合国框架内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使得中东成为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际形象的重要舞台。

当前，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最大张力和挑战，是美国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加强视为对美国中东霸权的挑战。长期以来，中美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消除地区动荡和混乱根源、确保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等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具体行动上，中美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近年来中国参与中东事务能力增强，已经引起美国高度重视，并被美国视为对美国中东霸权的挑战。

近年来，伴随美国自身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和中国中东外交的加强，中美在中东的战略紧张关系已经逐步从观念领域进入中国、美国、中东的三方关系之中。例如，近几年来美国确实增强了对中东国家的压力，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制造障碍。中东与中国、美国的关系也日益呈现出中东在经济上日益依靠中国，但是安全上依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压力，但还是试图处理好与中美的关系。最近，中东六国外长相继访问中国也可以视为中东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已经日益凸显。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中，双方保持一定的战略竞争是正常的，但中美双方应增进对彼此利益关切的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中国在中东既无意挑战美国霸权，更无意填补权力真空。这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