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共享单车挂钩国民素质，新世相贩卖文艺情怀

共享经济挂钩国民素质

昨日（3月5日），交通部长李小鹏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部长通道”上向各大媒体表示，共享单车是一种模式创新，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本月1日，萌芽于北大校园、正式起步于2015年6月的共享单车创业公司ofo宣布完成D轮4.5亿美元融资，不久前，其竞争对手摩拜单车也宣布D轮2.15亿美元融资。就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在资本的追捧下，共享单车行业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海量单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大城市投放，连腾讯CEO马化腾也感慨：“这个新事物来得太快了。”而伴随着共享单车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围绕共享单车的争论也甚嚣尘上，将共享单车推向了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首先是对破坏单车行为的道德讨伐，诱发了一场围绕“国民素质”的大讨论。2月15日，微信公号“文案狂人笔记”发布了题为《共享单车，真是一面很好的国民照妖镜》，在这篇以图片为主的推文里，作者曝光了各种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如给共享单车上私锁喷漆据为己有、花式破坏单车、乱停乱放，还有疑似组织行为的上百辆单车堆积而成的“废墟”。这篇文章迅速引爆朋友圈，据“新民周刊”微信公号数据，这个本只有74个关注者的公号一夜涨粉一万四，点击高达330万，并且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呈病毒式扩散。对破坏共享单车行为的讨伐，戳中了网民的集体情绪。

随后，“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侯虹斌刊文称，将单车损毁归结为“国民素质”的论调其实并不新鲜，二十多年来，“素质低、没有公德心”的负面评价，于中国人如跗骨之蛆。但一个产品投向公共空间，本身就不该“考验人性”。在她看来，低素质者是“社会环境鼓励与怂恿的结果”，而共享经济这事，不能指望于全民忽然提高素质，而要建立起其良好有效的追踪与惩罚机制，只要盗用与损毁的，都能得到严厉追究甚至法律制裁。

同样是对《照妖镜》一文的回应，澎湃新闻刊发署名“维舟”的评论，认为人的道德和礼仪，并不是靠法律来规范和纠正的，而只能靠民众自发的提升，尤其是在政府和法律难以监管的日常生活领域。他认为国民性问题伴随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后的历程。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家族”之间缺乏“社会”，而新文化运动后百年来，中国强调个人解放，打破了家族宗法制度，却较少强调社会在自发的理性交往中秉持“自由的界限就是不妨碍他人”理念，造就了如同古代“游民”群体般游离在国家法律之外的新“游民”，而如今凸显的国民性问题本质上是缺乏公共意识和公共交往的结果。以短租房平台Airbnb以及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则要依托于完善的自由市场机制，个人权责边界明确，社会信用程度已达到相当高水平。而中国要达到这一步，依赖于自发的、日积月累的社会理性交往。

与上述两者将共享单车视作公共产品不同，“新民周刊”公号发布署名“河小西”的评论，将共享单车的推广当做是商业行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照妖镜》将单车损毁归结为“国民素质低下”，还是近日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发表的《失败了，就当做公益吧》的演讲，都试图将共享单车打扮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但实际上，这背后是以分享经济为平台的资本大战。既然是商业行为，本就该考虑损耗问题，炒作单车损毁和“做公益”的自我标榜，是在不停放大损耗问题以博取大众同情。而今天共享单车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共享单车创业公司的无序投放，缺乏管理有很大的联系。

而澎湃新闻刊发章玉萍的署名文章，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共享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本质。在她看来，脱开“共享经济”字面上的伪装，其本质是混合了真正的“共享经济”和商业经济的混合型经济。而这种混合型经济一方面号召和动员消费者自发自愿地贡献时间、精力、资源和数据，用户生产的使用信息成为了这些共享平台的核心财产，消费者实际上在为商业公司免费打工；另一方面，如网约车行业等共享经济无需承担社会劳动保障和交通事故赔偿，规避政府管制，最大化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而这些行为，都是以“公共”、“共享”、“人民”为名，由此获得了天然的道德正当性，反对或不配合这样的新经济形式，就会被背上“扰乱社会秩序”、“不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文明素养”的骂名，甚至上升到国民性批判。但是，将公共生活建立在商业公司之上真的可靠吗？

界面新闻刊发张之琪的评论，则回顾了“素质”一词从“计划生育”到“素质教育”的发展脉络，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素质论”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在当下语境中，素质一词越来越模糊和抽象，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洞又无法辩驳的话语，在人们不假思索地用“素质”讨伐他人的同时，掩藏了很多无法宣之于口的真实想法。现在社交网络上很多对于“低素质”的指责都指向农村的流动人口，听起来很刺耳、很政治不正确的“我不想和穷人住在一起”摇身一变为更加中性的、更加合理的“我不想和乱丢垃圾的人住在一起”。去年对甘肃农妇杨改兰事件中，对其“素质低”、“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指责，在公共层面上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对穷人权利的剥夺。这篇文章隐含了警惕“素质论”滥用的告诫。

新世相贩卖文艺情怀

2月25日，“新世相”微信公号发布了青春版《红楼梦》的主题曲文案“她在歌词里写了一个婊子。这是陈粒给青春版红楼梦写的主题曲”，而这首歌曲《戏台》也在二月的末尾迅速冲上网易云音乐热歌榜第五名，一万余条评论里大半是粉丝好评，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其在豆瓣上被三百余用户的打分中得到了4.4分（满分10分）的差评，复现了去年12月豆瓣上给青春版《红楼梦》“打一星”运动。

新世相向来是文艺营销的一把好手，其策划的“逃离北上广”和“地铁丢书大作战”都曾霸占朋友圈和话题榜，而它贩卖文艺，将情怀做成生意的营销，也招致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青春版《红楼梦》的发布是去年12月新世相联合果麦文化策划的又一场文艺营销，文案里新世相称这一版粉红色的《红楼梦》是“最接近作者原笔”、“225年出版史上最优质版本首次亮相”，并抛出好妹妹乐团和陈粒制定主题曲与插曲、红楼APP、邀请范冰冰等女星微博晒图等营销点，却招致诸多批评。陈粒《戏台》口碑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延宕了这场围绕文学经典《红楼梦》的“口水官司”。

澎湃新闻刊发了署名“阿水”的文章认为，陈粒歌词中将秦可卿塑造成“婊子”，而新世相则将秦可卿解释为“红楼梦里最淫荡的女孩”，明知道偏颇却为了卖书哗众取宠，实在是“恶俗营销”。而新世相以“恶俗营销”创造话题，话题一旦建立，无论舆论是捧是骂，它的目标都算达到了。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去年12月曾发表的以“哈曼尼”署名的文章近日再次在网上广泛传播，认为新世相所针对的人群，是大都市中无暇生活、无暇读书和旅游，满腹委屈却无力改变的年轻人，这本无可厚非，但它却提供了一剂催眠药，让他们佯装热爱生活、热爱读书、热爱旅行，为他们制造了一闪念就能逃离重压之下的生活的假象，其号称要“改变潮水的方向”，而营销的最终流行是对当下时代的绝妙反讽。新世相强调让《红楼梦》再次流行起来，刻意将图书打造为“装饰物”和“摆设物”，迎合大众对“有钱又有闲”的消费和生活的向往，而纸张所承载的思想、精神和书的内核都不见了，只剩下花团锦簇的形式，这是对经典的无知和亵渎。

微信公号“老道消息”推文梳理了《红楼梦》不断大众化、世俗化的历史，从少爷小姐大户人家的读物，到市井小民人人可读的经典，所以青春版《红楼梦》普及经典无可厚非，反驳“降低红楼梦的门槛是异端，扩大红楼梦的受众是亵渎”的论调。微信公号“托式派对”则认为，所谓的红学研究权威和红学爱好者党同伐异，从不容许余英时、夏志清等人的红学研究成果，到讨伐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再到如今批判青春版《红楼梦》，将《红楼梦》视为禁脔，禁止他人染指。而“越是对文艺的感受僵死的人，越喜欢把‘经典名著‘供在殿堂上，无视经典的世俗性，也就显得自己越精英越有文化”。微信公号“土逗公社”推文认为，将《红楼梦》做成生意的何止新世相，《红楼梦》自清朝以来就是一个“别样产业”，而近年则有面膜、漫画等文创产品，各地重建“大观园”的旅游产业，更遑论影视开发。针对当代读者特点，把名著再创作本无可厚非，能够出87版《红楼梦》电视剧般的精品是对经典的再阐释，但在恶意营销、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红楼梦》“不过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