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译制厂：那些难忘的声音

1948年，为躲避战火，时年26岁的邱岳峰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从沈阳一路辗转至上海。在一位女作家的介绍下，邱岳峰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也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译制片创作生涯。

1949年，准确地说，是在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正式成立。它的原班人马除了创始人陈叙一之外，还有翻译陈涓、杨范，导演周彦、寇嘉弼，演员姚念贻、张同凝、邱岳峰、陈松筠等人。半年后的1950年6月，上影厂翻译片组迁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618号（1964年之前名为梵皇渡路），并正式开始电影译制工作。

这一年，日后被大家广为熟知并喜爱的配音演员刘广宁年仅11岁，距1959年那个冬日——她和母亲乘坐26路电车，然后在常熟路转乘45路公交车，前往万航渡路参加配音演员招聘考试还有9年。

说回邱岳峰，或许正是因为早先在东北的从艺履历，他才得以经人介绍顺利进入上影厂翻译片组。邱岳峰的父亲早年在呼伦贝尔从军，苏联大革命的时候，娶了一位俄国农场主的女儿。在生下邱岳峰之后，这对中俄夫妻带着邱岳峰回到了老家福州定居。后来邱岳峰与父亲先后离开福州闯荡江湖。四十年代末，邱岳峰带着太太和另外两个人所组成的小剧团，在东北做些小规模演出、唱唱堂会、演小节目维持生计。也正是因为邱岳峰的介绍，早年做话剧演员，日后在《虎口脱险》、《追捕》、《德州巴黎》等众多译制片中有过精彩演绎的尚华，在1950年进入了上影厂翻译片组。

1950年进入上影厂翻译片组的还有苏秀、胡庆汉和杨文元，他们三位都是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时，被劝归到上影厂翻译片组的；1951年，曾为解放军文工团团员的赵慎之加入片组，日后她因译制片《望乡》中阿崎婆的配音感动过无数观众；1952年，被誉为“上译厂当家花旦”的李梓和《追捕》中为高仓健配音最为人熟知的毕克也先后加入片组；再加上1953进组的于鼎，到这儿，上译厂第一代配音演员的大部分群像都已确立。之后，在1957年，上影厂翻译片组更名为上海电影译制厂。

虽说顺利考入了上译厂，但刘广宁的职业生涯却绝非一帆风顺。1959年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开端，中苏交恶，之前大量供应的苏联片，以及诸如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追随苏联的东欧国家影片片源数量都骤减。且从1949年上影厂翻译片组成立至此，十年时间里，演员潘康、温健、杨文元、邹华、闻兆煃等人都因各种罪名先后被捕入狱，其中温健、邹华早在1957年被送去劳改，潘康被捕判刑，至今不知所终。

邱岳峰呢？也没有逃脱这般厄运。

早年在东北的时候，因战乱无法出演，难以继日的邱岳峰轻信友人，加入了国民党军政工队充当演员。听命于上级，某一晚邱岳峰稀里糊涂拎着枪去和别人“查户口”。事后因心生畏惧，邱岳峰才带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一路逃亡辗转至上海。也正是因为这件事，1956年遭人检举，邱岳峰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在《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一书中，作者、也即刘广宁的儿子潘争写道：“在这么个只有十几名职工的小厂里居然有这么多人因为各色政治或非政治的罪名而遭到不幸。”苏秀曾说过：“谢天谢地，还留给我们一个毕克。”

然而，这仅有的一个毕克所存留的希望，终究是单薄的。由于职工和片源的问题，上译厂的译制片产量持续下降，1965年到1969年，上译厂总共才译制了十五部影片，几乎都是以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越南电影为主，在1967年和1968年，每年甚至仅有一部译制片出产。

除了1959年进厂的刘广宁，1960年初招收的第二批演员中，还有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的戴学庐，从河北唐山的工厂招来的伍经纬。在参与工作仅仅半年之后，刘广宁接到指令，要被下放农村劳动。一直到1965年，在这近6年的时间里，包括刘广宁在内，和她同组的胡庆汉、张同凝等人多次被下放劳动，他们往往既要兼顾配音工作，还要时不时地被调到农村参加秋收之类的劳动，同时还要忍受食物匮乏、疾病等糟糕条件。

这一切，直到上译厂接到内参片任务的时候，才逐渐有了好转。

从1970年开始，上译厂开始陆续接到北京交与的译制内部参考片的任务。期间译制了如《红菱艳》、《简爱》、《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大批在今日看来，已足称经典的影片。而《红菱艳》的译制似乎是为邱岳峰带来了一个峰回路转的机会。

1948年落脚上海的时候，友人曾劝邱岳峰去香港，邱岳峰回答：“我们在旧社会没有过过好日子。解放了，也许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那一年，邱岳峰的父亲也离世了，1967年，邱岳峰的俄国母亲也因病去世。接着邱岳峰就被下放木工间里干起了木匠活，每天回家还要接受居委会监督。原本“文艺九级”的工资被扣发（每月一百零三元），每月只发六十元。由此造成的生活窘迫让他不得已戒掉了烟。

《红菱艳》的译制过程并不顺利，影片先在北京译制，由于效果不佳被分到上译厂。《红菱艳》在上译厂译制的第一个版本是由中叔皇和李梓主配，但这个版本北京方面还是不满意，经过讨论，男主角被换成了还在劳改的邱岳峰，此时，他已经很长时间未在话筒前工作了。

“银幕上那个霸气十足的人物莱蒙托夫所透出的声音气质自信而优雅，让人根本听不出这是由一个当时正处在极其艰难卑微的处境下不得不低头夹着尾巴做人的‘历史反革命’所演绎的角色。”邱岳峰最终顺利完成了《红菱艳》的配音。

在这之后，他又连续参与了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勇敢的人们》、《天亮的时候》，日本电影《战争和人》、《樱花特工队——啊，战友》、《啊，军歌》，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合拍的《罗马之战》，苏联电影《湖畔》以及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的配音工作。1972年，邱岳峰为《简·爱》中由美国著名男演员乔治·斯科特扮演的男主角罗切斯特配音，也由此塑造了中国配音史上堪称经典的银幕形象。

若干年后，陈丹青在美国观看了《简爱》的原版，他的耳朵里全都是邱岳峰的声音：“简直不能忍受《简爱》中罗切斯特扮演者乔治·斯科特的声音。”

1972年前后，上译厂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时期，程晓桦、丁建华和孙渝烽加入上译厂，一同加入的还有在1980年代跃升为上译厂主要配音演员的乔榛，以“佐罗-阿兰德龙-童自荣——即角色、演员和配音演员——这三位一体在中国观众面前亮相”，颇具传奇色彩的童自荣。而这时，已经进厂长达十多年的刘广宁，似乎还没有进入自己艺术创作的最佳时期。

从《红菱艳》的顺利通过，到凭借《简·爱》达成配音艺术的最高成就，看起来，《红菱艳》的译制确实是为邱岳峰带来了一个峰回路转的机会。

“前期邱岳峰配的反派角色大致有：《勇士的奇遇》里的勒贝尔、《三剑客》里的红衣主教、《王子复仇记》里的大臣波罗纽斯和奥斯力克……后期配的反派角色则有《巴黎圣母院》里的弗洛娄主教、《基督山伯爵》里的维尔富、《悲惨世界》里的德纳第、《追捕》里的堂塔和《佐罗》里的维尔纳上校。”

——在牢狱里因听到影片中邱岳峰那句“盐是从大海里来的，大海是人民的”而重拾信念，同时也是《那些难忘的声音》一书作者的张嫁峰，这样总结邱岳峰的配音历程。在书中他还写道：“也许正由于邱岳峰特殊的人生道路，使他对人性善恶两方面都有比常人更深刻的领悟，尤其是对恶的领教似乎更为透彻，他塑造的反派人物形象总能做到入木三分。”

1976年，上译厂由万航渡路迁往永嘉路，设施条件好了很多。刘广宁也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最佳时期。从1976年起，刘广宁参加了数十部电影的配音。随着《叶塞尼亚》、《尼罗河上的惨案》、《恶梦》、《生死恋》等影片的放映，刘广宁的名字很快被众多配音爱好者熟悉。此时的邱岳峰呢？

1970年代中期，上海市电影文化系统宣布为邱岳峰摘帽。那一天邱家全体出动，摘帽以后邱岳峰被补发了一千多元工资。“在日渐宽松的环境里，邱岳峰一贯瘪着的肚子居然也慢慢鼓了起来，开始有了些富态相。”

无论是上译厂还是刘广宁、邱岳峰这些配音演员，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然而1980年3月的某一天，邱岳峰却自杀离世了。在提及这段往事的时候，潘争这样写道：“邱岳峰的声音曾经在影迷张嫁峰在狱中最绝望的时刻给予了他生存的勇气和希望，但在邱岳峰本人最绝望的时候却没有出现那么一只手把他拉出死亡的幽谷。”

有人在甲板上朝海里扔下一枚硬币，从此梦中或不眠的每一刻，总是同不知名的钱币的另一时刻印证。对邱岳峰来说，那些由悲伤、喜悦、不安所组成，纠缠的命运，似乎也都在步履不停地奔向他留在银幕中的声音：“在任何一出戏里，每个临死的角色都有权说完最后的台词……我在巴黎死过，在伦敦死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死过，从来没有像今天死得这样真实……你们为我鼓掌啊……”

1980年代被誉为是上译厂的黄金时期。1980年，当时还在世的邱岳峰和刘广宁合配了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邱岳峰配凡尔杜先生，刘广宁配一个叫拉塞尼的女子，一个身处绝望边缘，但对人世的美好依旧心存向往的女子。她说：“然而，活着真好……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2009年，刘广宁在上海的观众见面会上，有一位盲女孩叙述了她对上译厂的热爱，从声音中感受世界美好的时候，刘广宁留下了眼泪，她从人群中将女孩搀扶出来，搂在怀里，久久一言不发。

只是此时，有些声音早已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