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发展理念下中拉经贸合作模式分析与思考

随着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不仅自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同第一经济强国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通过加速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途径，中国逐渐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中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对中国前期对外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做一总结，从而为将来提供宝贵经验。

在新世纪的2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特别是南美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面对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双边贸易基本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中国对拉美地区出口金额略有上升，从该地区进口下降了9%。拉美经委会在2021年10月份的一篇报告中指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对华进出口在2021年将分别有望实现33%和35%的高速年增长率，进出口总额也极有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的历史新水平。

同期，拉美地区也成为中国资金流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基本占到了这些国家外资接收总量的10%左右（图1）。 

图1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在当地接受总量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Monitor de la OFDI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1”资料整理。

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并且往往从事矿产采掘、农业、发电以及当地的基础建设和基础服务等行业。 

拉美地区各国经济既有资源依赖型，又有出口导向型；即使同属于资源依赖型的南美国家，他们对外出口所依赖的产品往往也有所不同。其中，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属于农产品出口依赖国家，净出口指数位居该地区前列，都在40以上；智利、秘鲁则在矿产资源和金属产品出口方面表现突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则严重依赖原油出口贸易。墨西哥与不少中美洲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则以非自然资源加工业为主。

正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出口结构差别，使得中国在过去20多年同当地经济体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归纳起来基本为三种：中墨产业链合作出口导向型、矿产资源获取多途径发展型、巴西农产品供应为特色的食品保障链运营模式。 

中墨产业链合作出口导向型 

墨西哥属于拉美地区一个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政策也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墨西哥对外开放水平高，各类法规建设基本与国际接轨，共与世界上4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有自由贸易协定，各类经济指标处于稳定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经济结构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表现出明显差异，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业不仅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最高，而且在其出口结构中也占据优势。

随着北美自贸协定的实施，墨西哥对美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特别在1994-2000年期间更是如此，同时对进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自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管在美国市场还是在墨西哥市场，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其中在墨西哥市场，中国产品大部分以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身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成为北美自贸区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并将墨西哥作为通向美国的跳板和产品组装地。由此促成了中墨美三国之间贸易的新局面：即在加大对美出口的同时，墨西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需要来自中国的产品。根据测算，在1993-2020年期间，墨出口美国市场产品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需要增加0.24个百分点的自华进口产品。

中国出口到墨西哥市场的产品中，机械设备、电子电器属于两个主要领域，它们每年在中国对墨贸易顺差总额中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三分之二左右；2010年，更是高达76.2%。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2020年，这两个部门依然产生了总额432.4亿美元的顺差。

从整个拉美地区来看，尽管中墨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低于中国同巴西之间的贸易合作，但是与墨国所产生的贸易顺差，则占到中拉整体贸易顺差总量的75%左右。

矿产资源多途径合作发展型

如果说中墨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主要建立在扩大中国产品在当地市场占有率基础之上，那么同委内瑞拉、智利和秘鲁等矿产油气资源丰富型国家，则往往是围绕着为获得当地资源保障而进行的多途径发展战略，即属于“两头在外” 发展理念中原材料在外的体现。尽管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在委内瑞拉、智利和秘鲁等多个经济体投入了大量资金，通过购置与合资等多种方式开发资源。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来自中国的资金已经控制了秘鲁20%的矿产开采，对华出口也一跃成为当地该类产品对外贸易的主要业务。 

首钢秘铁案例

首钢集团在1992年底，成功收购了当时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成为最早跨出国门的公司之一。该矿区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530公里处的马尔科纳城（Marcona），占地150平方公里。作为生活区的圣胡安镇，共有包括矿区职工和家属在内的16000人。在过去的30年中，首钢秘铁不仅投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譬如修建公路以及房屋等等，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和其职工生活，而且还积极资助社会福利项目。其中，2006年12月，与当地其他矿产企业共同合作，同秘鲁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帮助当地居民的自愿捐赠协议。这些活动，对于首钢秘铁来讲，尽管是企业的一种额外支出，但从长远来讲，更是一种投资活动。 

秘鲁班巴斯铜矿案例

2014年底，由中国五矿集团为主的三家企业投资70亿美元，获得了班巴斯铜矿的经营权。到目前为止，该项目投入超过100亿美元，占中国在秘鲁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约为该国所接收外资总量的9%。

尽管该矿区在促进秘鲁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开始招标那天起，矿区周围社群就一直存在着反对的声音。自2015年以来，骚乱和抗议活动不断升级，由此也为矿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干扰。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因运输矿粉造成的环境粉尘污染，因此公司频频遭遇提出赔偿损失的诉求。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地居民在向政府销售其土地过程中，居民与当地政府一直就价格问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最近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21年12月18日，在谈判无果而终的情况下，企业宣布停产。2021年12月30日，秘鲁国家矿产委员会主任米尔塔·瓦斯奎兹（Mirtha Vásquez）宣称，由于社区成员封锁连接矿区至港口运输道路的行动，对企业、国家以及当地居民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最后秘鲁政府与参加谈判的当地社区达成暂时解封协议，矿区的生产也由此得以重新回归正常。

同首钢情况相比，班巴斯铜矿产区出现的问题，可能会使人认为五矿在处理与当地社区关系方面，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拉美地区土地制度的复杂性和社区不断提出的各种不同声音，往往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这些纷争不仅在秘鲁会发生，而且在拉美其他国家同样也会出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土地和社区问题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不单单属于中企困境。实际上，即便是当地政府自身的建设开发项目，也往往不乏其例，最终在社区和居民的反对声中陷入绝境而不得不最终放弃。譬如墨西哥福克斯执政期间的机场项目就是最为突出的案例。此外，该国连接首都墨城与墨西哥州首府之间的城际快轨项目，工程修建不断延期，到目前为止已经建设接近10年。其中主要原因，正是围绕着沿线的土地使用问题，政府与当地社区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拉美地区的另外一个矿产资源丰富国家智利来讲，尽管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也以资源为主，其中包括以铜矿为主的矿产资源。2020年，对华出口金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55.1%，但是，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并没有采取与在秘鲁同样的做法，而是主要选择直接向该国矿产商购买其产品。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保障原材料供应，矿产资源合作应包含多种发展模式。其中，直接投资开发当地矿产资源无疑是保障原材料供应的一个简便途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具有表面的价格优势。但是，企业在考虑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外，其它方面的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等等隐形费用，可能需要引起重视，统筹核算之后，再决定直接投资开发还是购买当地产品。 

巴西农产品供应为特色的食品保障链运营模式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经贸领域双边合作，涉及到了全方位多领域，不仅双边贸易额在拉美地区占据首位，而且当地所接收到的中国投资也名列前茅，占到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2018年，巴西不仅成为拉美地区首个与华双边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的经济体，而且还一直保持着顺差地位。2019年和2020年，巴西对华贸易顺差，都在300亿美元以上。在众多输往中国市场的产品中，大豆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该产品在保障中国食品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每年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大豆的数量极为可观，如何保障供应来源多元，逐渐成为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巴西是拉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并且具有适于大豆种植的丰富耕地资源，其产量和出口量在近几年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中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围绕着大豆的供应保障，中国在巴西也曾经尝试在当地购置土地种植该作物，试图建设自己的大豆种植基地，但物流问题很难解决。经过多年努力，巴西产大豆逐渐成为中国食品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2019-2020年度，在全球范围的大豆出口总量中，巴西供应了其中的56%，而销售到中国市场的部分，则占到了该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大豆的7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同时，也不应当存在统一标准来衡量中国与拉美各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而是需要根据各国特点，因地制宜。此外，各种合作模式，还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不断磨合与完善，从而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达到共赢目的。

首先，中国的新发展理念观，包括从外向型模式向双循环模式转变，逐渐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模式迈进；从资源消耗密集型向资源集约型转变；从高环境成本发展向低耗高效转化，以期早日实现碳中和目的。

其次，不管是墨西哥模式，还是资源保障型的委内瑞拉、智利和秘鲁模式，或者是促进中国养殖业食品链发展的巴西模式，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渗透和包含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任何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以具体的某种合作模式为主，其它各种模式相呼应，所以，不仅仅存在一种合作模式，更多的可能是各种模式并存互动。

再次，尽管中国资金进入拉美地区开发和加工当地资源，属于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其目的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安排资金，从而赢得最大利润。但是，企业的运营也离不开周边环境以及共同生活的当地社区，履行社会义务并由此融入当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已经成为企业责任与核算成本的一部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讨论的三种中拉经贸合作模式，肯定无法全面覆盖整体上千变万化的情况，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旅游业以及旅游业相关活动的加勒比经济体来讲，更需要探讨双边合作的具体途径。同时，可能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特点，利用新发展观巩固和改善现有模式，进一步尝试更多的共同双赢机制，构建中拉经济合作发展新格局。

（作者程弋洋系复旦大学西班牙语系系主任，刘学东系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