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缩短工时并延迟退休，避免陷入内卷和穷忙

2021年初，“内卷”一词走红。众人仿佛刹那间被点破，个人凭借加倍努力，再难获得加倍回报。的确，疫情这两年，蛋壳暴雷、线下商业限流、旅游业停摆、互联网金融调控、房地产巨头破产、学科培训叫停……这些变动牵动着所有劳动者的就业焦虑。

许多人直观感觉，自己变忙了，也变穷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1%。在就业难题和生计压力下，研究生送外卖已算不上新闻，“35岁危机”悬在打工人头上。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0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比2019年增加2小时。

2022年1月，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又穷又忙”的现象早已有之。21世纪初，基于对日本的观察，经济学家门仓贵史写出《穷忙族》。书中指出：占日本总量1/4的人口处于“每天繁忙地工作却依然不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状态。随之而来的，是“低欲望社会”和“穷充”的生活新选择。

人要如何工作，实际上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活决策，进而塑造整个社会的消费与发展面貌。

站在2022年的门槛，本文试图反思当下的工作方式，从个体和社会制度层面，思考是否尚有避开“穷忙”陷阱的可能。

穷忙陷阱：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美国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以亲身经历写成《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讲述低收入者在“越忙越穷”和“越穷越忙”的死循环中的苦苦挣扎。越穷越忙，原因很好理解：为谋生计，不得不承担更多工作。而越忙越穷，则指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相比有钱有闲的人群，穷人生活成本更高、风险更高，更易陷入破产泥潭。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时间做饭，或缺少厨房、微波炉等设施，这个人便更可能依赖快餐、外卖等，导致每餐成本增加，而健康水平降低；当一个人无法支付年租、月租的押金，便只能住进周租或日租房，从而承担高昂的日租金；当一个人没时间学习技能或仔细筛选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便更可能在多个低薪兼职中焦头烂额；最后，当这个人因为太忙，错过福利保障的申请信息、社保断缴，就可能因一场小病、一次失业，陷入经济、情绪和健康的崩溃。

以育儿为例，国人可能更容易体会。相比60后、70后的家长准时上下班、接送子女上下学并准备一日三餐，80后、90后的家长因下班时间过晚或经常加班，不得不请一方长辈接送孩子，或购买专门的接送服务，为此要购买（租住）面积更大、有更多房间的房子，或单独支付一笔雇人成本。同样，由于加班情况普遍，家长无法保证按时做出一日三餐，需要购买半成品或点外卖，甚至直接雇保姆，用餐成本直线上升。由于没有充足时间陪伴孩子，而学业竞争逐渐激烈，家长不得不购买课后陪读、陪写作业甚至陪运动、陪玩服务。另外，当孩子生病，去医院的急迫需求，足以让家长在工作中焦头烂额。

2022年1月，上海，通勤的列车和居住的楼房。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二线城市，以上因“忙”产生的额外成本，很容易高出一个人的收入。于是，越来越多家庭考虑干脆让一方停止工作（通常是女方），担任“全职家长”。

随之而来的是，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五口的开支，全由另一方的收入承担。“穷”的程度进一步加剧，经济风险增强。一旦失业，或加薪不如预期，房贷、车贷、学费等足以压垮一个家庭。

当“忙”成为普遍状态，“穷”也随之而来。这一过程中，不仅个体生活方式改变，更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认知，又反过来影响个体决策。比如，“忙”导致越来越多女性脱离正规就业、成为家庭主妇。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3.2%逐年降低至2019年的60.6%以下，1/5左右的90后女性担任全职妈妈。劳动市场对女性，尤其对育龄女性和家庭主妇的歧视增强，增大了女性生育成本，从而缩减了女性生育意愿。而对男性来说，“忙”导致的“穷”，也增加了婚育压力。《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跌破1%，创下1978年以来的新低，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甚至低于日本同期数字（1.4）。

“加班”或“躺平”

2021年4月前后，“躺平”一词走红，引发“年轻人为何选择躺平”的讨论。然而，年轻人是否具有选择“躺平”的权利，或许才是关键。

2021年7月，某互联网公司公布了关于是否取消大小周的内部调研反馈。1/3的员工不支持取消，理由是：KPI不减少，一年加班费却要损失10万。显然，无论企业还是员工，都没有把“降低工作量”当作可选项。员工只能选择降薪，却无法选择“躺平”。

互联网行业一向以高负荷、高转速著称。“996”意味着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共计72小时，几乎是标准工时制的双倍。那么，有无可能停止“996”，将两倍的活交给2个同等级别的员工来干？答案是否定的。“雇1个人，干2份活，发1.2至1.3倍工资”，已成为许多企业和员工心照不宣的“财富密码”。

具体说，以一位员工月基础工资为1万，年终奖为4个月基本工资为例，一年下来企业的用人成本（含工资、社保公积金、年终奖等）约为22.4万。若采用996工作制，企业额外提供周末加班补贴每月3640元，加班车补每月2000元，全年加班费约为6.8万元。企业用人成本合计29.2万元。聘请两个同等级员工的成本为44.8万元，比前者增加50%以上。在月基础工资普遍较高的互联网公司，其差距将更显著。

由此，选择“准点下班”的员工，不仅意味着自己损失20%到30%的收入，更意味着让企业“增加”50%的用人成本。无怪该公司高调宣布取消大小周的同时，直接制定员工降薪15%的目标，将增加成本的损失转嫁给员工。

而后不到一个月，该互联网公司低调开放员工自主加班权限，更体现了对财富密码难以割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员工只有选择加班的“自由”，没有准点下班的“自由”。

员工加班，个人增收入；雇员减少，企业降成本，何乐而不为？答案在失业率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21年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2%，均显著高于2019年同期数据。更别提,就业数字涵盖了非正规岗位，也就是说，从大厂流出的中年人，无论送外卖、开专车还是搞个体，都被计为就业人口。高失业率与高工作强度互为表里。简单说，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固然可能创造双倍价值，但也可能挤占另一个人的工作岗位。

2019年11月，上海，路上的劳动者。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更重要的是，靠“忙”创造的个人价值，往往不可持续。在身体层面，意味着高血压、心脏病甚至猝死；在生活层面，意味着没时间关注自己、陪伴家人，甚至很难经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更别提养育子女；在行业层面，当岗位数量减少、失业率上升，又会加剧竞争环境、影响收入预期，让劳动者加倍陷入“穷忙”陷阱。加班表面上是企业和员工的双赢，长远看则造成劳动者个体和社会的潜在风险。

穷充：难以持续的未来？

竞争压力之下，考公成为许多人的选择。2021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150万，其中不乏来自互联网“大厂”的前程序员。只要工作稳定、压力相对较小，低收入同样有吸引力。

曾几何时，日本的年轻人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将“低收入、低欲望、高幸福感“的生活状态称为“穷充”——贫穷而充实。一个人回到老家四五线城市，在父母身边，找到钱少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过上有饭有菜有娱乐的生活，便是“穷充”最直观的注脚。

不少人觉得，主动的“穷”意味着对生活更具掌控力——收入少了，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照顾子女、陶冶自我、拓展视野、发展社交。一旦脱离高速运转，生活成本随之降低，便是收入降低，也可能带来积蓄增加和生活品质提升。

相比不可持续的“穷忙”，“穷充”可能是更平衡、健康的生活选择。然而，150万国考考生中，能成功“上岸”的人凤毛麟角。多少人能过上穷充的日子，又能过多久？答案是模糊的。

一方面，在竞争加剧、经济至上的整体氛围下，容许劳动者“准时下班”的行业有限，收入降低的压力，又往往迫使劳动者主动寻找兼职、延长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6岁，逐步增长至2021年的77岁。原本6-10年的养老时间，逐步增加至20年上下，需要更高的养老金储备。伴随出生率降低，养老金增收渠道缩窄，劳动者晚年生活罩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日本已有前车之鉴。2016年，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发行《老后破产》纪录片，展现了经济衰退背景下，日本退休老人入不敷出、逐渐破产的悲惨生活。伴随预期寿命提升，医药费逐步增加，而退休金涨幅不抵通货膨胀水平，哪怕退休时有百万积蓄、自持住房的老年人，也可能在漫长求医路中沦为赤贫。在日本，70岁老年人照顾90岁老年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贫困和病痛无法自拔的老人举家自尽，已不是个例。

2019年11月，上海公交站旁。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在这一背景下，对个人和社会而言，延后退休不仅是必须的，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微观上看，增加的就业时间有利于提高养老金基数，从而给退休生活更充裕的收入。宏观上看，延迟退休有助于为养老金储备池开源节流，为更多人提供更持久的保障。

穷忙至死：如何看待工作？

计算上具备合理性的延迟退休制度，遇到“35岁危机”时，难免效用失灵。当越来越多人流入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等不缴纳社保的就业岗位，养老金储备池的开源渠道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进一步缩窄。而劳动者面临的远不止是延迟退休，而是终生劳动，甚至是终生失业。

是什么出了问题？高强度、高时长的工作模式，缩减了正规就业岗位，增加了个体经济风险，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劳动者辛苦工作到65岁、乃至70高龄，仍难以避免退休金入不敷出、老后破产的命运；而中年人一旦失业，除了缺乏保障的松散非正规就业之外，别无选择。

本文作者认为，矛盾核心在于：个体、社会与企业，如何看待工作。

表面上看，工作是个人劳动和金钱的交换。然而，工作的价值绝非一份薪水那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大部分清醒时间，在工作单位而非家里度过；陪伴同事的时间，远超陪伴家人的时间。工作的内容与价值，直接决定了人生的内涵与体验。

不仅如此，工作链接着个人与社会。个体将技能、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中，从而得到回报；这些回报支持个体组建家庭、孝顺老人、照顾子女，完成人口接续；以金钱为媒介，个体购买他人的工作成果，构成消费循环；通过工作、消费等互动方式，人们彼此关联、陪伴，形成密不可分的社会网络。这一切，既是个人选择，也受着市场与社会制度指引，更决定着未来社会走向。

当全社会将工作视为谋求高收入、高增长、高消费循环的工具，那么不论996还是大小周，都是企业和个人的“局部最优”选择。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穷忙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而如果工作是一种社会链接和保障机制，技能与价值交换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吃得好、过得好，以促进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那么，缩短个体工作时间、增加就业岗位、完善社保制度就必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选择。

工作时间可以缩短到什么程度？冰岛2015-2019年间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天只需工作6小时。试点结果显示，员工工作效率大为增加，身心健康程度显著提升，工作焦虑感降低、满意度提高，可谓大获成功。在这一背景下，冰岛表示，有望在全国推动一周35至36小时工作制。之后受疫情影响，多地企业自发出台“灵活上班”规定，允许员工每周仅上班三到四天，灵活采用到岗办公和居家办公。联合利华在新西兰采用四天工作制，期间员工工资保持不变。新西兰规定，每周仅达到30小时，即可作为全职工作，更可将“四天工作制”写进劳动合同。

2022年1月，上海小区里打牌的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周仅需上班三至四天或30小时。其他时间做什么？私人生活、兴趣爱好、陪伴家人、公益服务……简而言之，无需花太多金钱，却对增加幸福感、提升社会黏性有显著作用。相应的，伴随就业岗位增加、收入预期稳定，广泛的消费潜力可能得到释放，消费繁荣又将拉动就业岗位与收入的增长。

结语：我们需要怎样的工作？

在日本，有这样一群老年人：不以工作为苦，反以工作为乐。他们之中，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需要别人照顾。然而他们都积极申请养老机构提供的工作岗位，努力完成任务领取报酬。

是什么促使这些老年人热心工作？报酬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年龄增高、行动能力受限、社会交往渠道缩窄，工作便成为促进社会交往、提升个人价值感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工作，老人感受到，自己仍是被需要和有价值的，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以及值得追求的目标，从而进入更为积极的身心状态。由此，这一案例入选日本2017年和2018年的“健康养老促进试点项目”，为更多养老机构开展宜老服务提供参考。

健康的工作状态，会让我们享受“延迟退休”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试想一个人有幸从事一份心怡的工作，保持着自己适应的节奏，在工作之内获得成就感与价值感，在工作之外拥有充实的个人生活和健康的亲密关系，那么工作就会成为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当“四天工作制”和“延迟退休”政策结合，还可能带来令人惊喜的结果。举例说，假定一位男性22岁大学毕业，进入工作，60周岁退休，每周工作五天，则工作38年，共计约9900天；而延迟退休、四天工作日制度下，按照65周岁退休计算，工作天数约8900天。虽然晚退休5年，但实际总工作天数大大降低。不仅如此，通过调整工作与休息时间的分配，中青年时期将拥有更多个人时间，老年时期则拥有更多社会链接。这样的延迟退休，是否值得期待？

无论“四天工作制”和“延迟退休”是否实现，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与工作相连。盘点个体与工作的关系，是以工作为链接，盘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全社会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工作，劳动者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营造持久而稳定的幸福生活。

（作者王虹光系城市规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