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侧记｜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

一百多年前，西政西艺浩浩东来，昔人恒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中国在贤智之士与豪杰之才交相为用的探求中由衰转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适时出场——毋宁，百年未有之变局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犹然结局未定？

张之洞《劝学篇》有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曾经的文明危机时刻辐射出众多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倘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与世界的照面，而百年未有之变局又是世界与中国的重逢，那么当中国的旧邦新命已然以“中国复兴”的崭新面貌展现时，我们是否能够希求洞视大事因缘的“学”呢？或者，从中国复兴的大事因缘回望中国与世界，是否能彰明治乱盛衰的“世运”呢？

2021年的身影已经远去，在新一年的开端之际回顾过往并非不合时宜。笔者曾有幸于2021年霜降时节聆听了一场以中国复兴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场的言辞碰撞与思想交流宛如一部乐章，使笔者遐思有间，是故将记忆所及的几组旋律转录在此，以之作为向新年的献赠与祝福。然而随性所录，实难全美，允有讹误，咎唯在我。

2021年10月23至24日，时值霜降，北京的气候渐生寒意，归藏之际思兴正浓，四十多位学者在燕山大酒店召开了“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学术研讨会暨“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笔者在进入会场时不禁想到，近年来“中国复兴”的世运已经催生出对中国所处时势的关切，本次论坛想必接续着前三届以“中国与世界”的整全视野谛视时势变迁的传统，而选定“中国复兴”为主题，应该既有对当前世界大势的敏锐把握，也暗含着以“中国历史的世界时刻”顾视文明理据的忧思。诚如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致辞中所言，“中国的现代道路已经成型”，但如何跳出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叙述中国的观念和制度变迁却仍是挑战，尤其是如何从历史政治和世界政治两个角度洞察中国道路有待继续努力。从主办方的致辞来看，此次会议恰是致力于在中国的文明自觉和世界的崭新境况两个向度上阐释“中国复兴”的内涵。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说：“从外部的视角来看，持续的经济增长、稳定的政治环境、强大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崛起；但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这不过表明中国在现代重新走向了复兴。”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则申言，中国复兴作为一种“世界性的伟大趋势”，必须在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衰象已显和未来新世界唯能远眺的进程中才能恰切理解，而作为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政治”正是一窥中国复兴与世界变迁大势相交融的枢机。

应主办方“跨学科视野”的期许，本次论坛汇集了来自政治学、文学、法学、历史学、哲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参与，议题也涵盖了中国复兴的诸多题中应有之义：“发韧与赓续：复兴的历史与理论语境”、“现代政治：话语论争与实践抉择”、“天下的情实：比较视野中的文明处境”、“文明互鉴：史观与政道”、“内与外：从观念到制度”、“政治史学：法权与道德”、“他山之石：思想与战略”。会议为期两天，各位学者在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看”和从世界变迁的大势“望”的视野交织中，超越了狭隘的学科视角而直面“中国复兴”的大事因缘本身，不断掀起讨论热潮。也许梁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致辞中引用的鲁迅之言颇能说明本次论坛吸引与会学者的原因：“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与会学者和同样被此种时代感驱动而前来听会的在场观众当然都知道，鲁迅所说的“大时代”已经发生了语义变动，而变动得以发生的时势迁移无疑是“中国复兴”的一个注脚。

学者合影

引人注意的是，两天的会议各以一场专题引领发言开始。23号上午，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借助探明克劳塞维茨形象的“神话”与“实际”之真相，回视了似乎已成定局的现代世界在生成过程中的诸多理论与政治争论，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视角彰显了“现代世界”的疑案。24号上午，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通过对中华政治史观的创造性重述，展现了一种着眼于政治共同体之生存的史观如何再续过往和接引未来。刘小枫的探究落脚于“家族—王朝正当性”与“人民—国家正当性”的差异，潘维的重述则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结，从战争撑开的歧异的世界与以史观收束的绵延的中国，或许正为讨论“中国复兴”的正当性留下了“革命与保守”的守先待后之地？

且一起来聆听“时势中人”如何剖白中国复兴的目标，又如何分疏世界为中国复兴赋予的机遇与挑战吧。

复兴：国家与文明

两天的交流讨论话题多样，既交织着中西思想义理的重审，也缠绕着古今历史场景的深描，而第一天上午名为“发韧与赓续：复兴的历史与理论语境”的专题看起来可以勾连本次会议的条贯线索，因为理解中国复兴不可能跃过“何以中国”的内在问题，学者们借道澄清“中国”这一“文本”不断展开的“语境”以接近中国复兴的真相顺理成章。富有挑战性的是，此场专题的两位发言者对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政教精神的研判使如何理解中国从“发轫”到“赓续”——当然直至当代复兴——的连续性变得至关重要：刘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认为，自秦汉以后中国政治传统的品质是“以礼统法”，即把曾经在春秋战国时代片面推扩的权势政治收束在仁义礼智的伦理精神之内，“导德齐礼”的治理原则与“君者，善群也”的政治原理构成了中国的“纲常”；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梳理了人民民主的演进阶段，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追求承接了传统中国的“民本”精神，“以家庭为本位，用治乱论得失”的历史传统依然回响在当今政治与文化之中。倘若以民为本的政治精神与君者善群的政治原理可能只是同一政教传统的两种面向，那么一古一今的视角并置追问的就是面对曲折前行而至今日复兴的中国，究竟该为她的“民族—文化”献上“温情和敬意”，抑或是对她的“文明—国家”付以领会与践履。延续着对中国政教传统勘定的话题，两位年轻学者取道思想史家沃格林的“天下”论说试图重访“中国之为中国”的特殊性如何生成，并将这种特殊性带回到缔造普世政教秩序的“文明—国家”语境：王凯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通过展示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连续性”和中国轴心突破的“不完全性”的研究切入这一关怀，姚啸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则强调所谓“不完全的突破”背后是儒家圣贤君子维持超越精神秩序与现实政治秩序之平衡的“居间”智慧。

在两天的讨论中，“文明—国家”近乎是对“何以中国”的共识性判断，而辨识中国这一文明—国家内在机理的尝试则展现为孟子代表的政治哲学与正统论代表的历史哲学的交互诠释，或者以更文明语境的话语可以视之为“经史传统”的再现。张广生指出，在战国晚期的大争之世，孟子坚持“援天下陷溺以道”，其以“仁义”的“心性论”为先王垂范的“政教相维”的文明伟业重新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仁义行”乃以“心性之德”和“伦类之知”行“权以归经”之道，其“道德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天下—文明”的重建。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认为，作为一项史学原则的正统论，无论凝结为“大一统”和“正闰”说对历史的评骘，还是分列为“道统”与“政统”蕴含的内在张力，其旨归都是对弥散天下的“中国之道”的坚守。

或许不尽揣测的是，诸位学者对“复兴的历史与理论语境”追踪所得的答案正是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中国复兴的理论语境就是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合一的文明—国家重建，历史语境自然是文明—国家亘古亘今的政教践履和战略筹划。不过，与探究文明—国家的“目的”和“形式”相应的，也有学者关心中国作为国家的衍生“动力”一面：宋洪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以“内治外强”把握法家在乱世中领悟的政治理想，并通过本—末、先—后、内—外之间的复杂辨析把法家的根本追求视为锻造保障“人民”生活的秩序。然而，在会场讨论业已寻回的文明—国家语境中，重新开启的儒法之争似乎并不受阻于是否承认“不王道之富强”，而进一步深入为，是否有“富强之王道”：穿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曲折前行而致力的中国复兴目标，或不仅仅是国族—国家躯体的回应形塑与建构，更是“文明—国家”精神的自觉赓续与创造？

法统再造的“道路”

一古一今的视角并置追问的问题在将中国领会为文明—国家之后也许只能说回答了其中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如何在战略筹划与时势变迁中完成古今之变——人民民主的新法统如何从文明—国家的践履中诞生？或者说，当下的中国复兴在何种意义上是文明—国家治乱盛衰历史的一环？学者们对近现代思想与实践的兴趣理所应当地与问题的此一面向相契合。甚且，即便从慎思传统中国政教品性入手的几位学者也遵循论题自身的指引葆有对现代变革的关怀：刘巍引用了陈寅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以显示“纲常”的普遍意义；宋洪兵把严复看作继承了法家政治理想的思想人物；张广生在回应中则以梁漱溟“人心的政治”为例将心性之德与中国发展道路中的“经—权之辨”贯通起来。从回顾文明—国家的完整战略的角度来看，近现代思想家毫无疑问是觇测中国复兴的临在者。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捕捉学者们关注近现代思想的倾心所在，“道路”也许最为合适。洎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或者被吸纳进“器物”、“制度”和“文化”层层退却的演化叙事，或者被放置在由专制和民主锚定的政体类型学边缘，最终传统中国成为博物馆中的陈迹而与现代中国不相侔合。但是现场的发言与讨论似乎延续着从文明—国家出发的视角转换，大家尝试在近现代思想历程中恢复“中国”的自觉，进而辨析出文明—国家应变求治的道路。许孟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对龚自珍思想的挖掘提供了观察政教秩序处于危机时刻的窗口，透过龚自珍的目光可以看到，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张力呼唤着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宾师”，而“历史”对通经以经世的宾师的期待也就是对知经知权的政教担纲者的期待。在对章太炎思想的重审中，郝颖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阐释了章太炎依托佛学资源建构的兼具批判精神与担当潜能的革命主体学说，并指出其“以百姓心为心”的理想是对“内圣外王”的突破性诠释。周展安（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梳理了章太炎思想中潜藏的可称之为“事的哲学”的底色，而通向“实践”的“事的世界”既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去蔽，又是对行动和作为的召唤。有趣的是，章太炎思想中“革命主体”与“事的哲学”的交织或许完整地承应了龚自珍对历史行动者的思考，“宾师”知经知权的政教重整道路和革命者面向时势的行动道路恐怕并不相悖。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在自由讨论环节就挑明了章太炎的革命主体道德之论与其革命道路考量的关系，而他本人的发言也是借助发掘李大钊思想中对道德的重视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回应道路选择的关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德追求为接引期许精神觉悟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可能。

“道路”论争的视角也渗透在对社会主义新法统下中国如何发展的关心中。现场讨论中有学者商榷汪卫华勾勒的人民民主历程是否过于平滑，而在整体的讨论氛围之内，“人民”概念和“人民民主”实践都借由道路论争获得了足够的内在深度：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通过重读柳青的《创业史》提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与党员率先垂范的要求共同构成了影响道路抉择的因素；彭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提到的电视剧《功勋》中政工干部李延年的形象看起来正与梁生宝的形象一样，展现着“人民”的丰富内涵；符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追述了建国初期工业管理体制中“一长制”的兴替，并随之指出制度兴替的深层是党群关系的人事变迁；而董成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在评议环节提及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工农业发展战略的争论更将道路的讨论提升至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建国之道的层次。也许，工农业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制度探索的旨归就是汪卫华引以说明人民民主真意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吧。

回到“复兴的历史与理论语境”的线索，笔者隐约感觉到现场讨论中发轫、赓续和复兴的中国政教变迁叙事浮现出另一条更深层也更有揭示性的线索：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到“以百姓心为心”，再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岂不就是文明—国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新法统的连续性？在重温梁生宝的故事时，他面对郭振山杯葛合作社时的担忧和容恕，使笔者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孟子所言的“怨慕”之情。

让中国面对世界

第二天下午的圆桌讨论中，徐戬（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针对论坛的名称“中国与世界”不无风趣地说到，西方人很少使用“西方与世界”或者“欧洲与世界”的表述。他的言下之意自然是，近代以来所谓“世界”是由西方主导并塑造其秩序，我们言说“中国与世界”不可或缺的角度是对曾经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的澄清。诚然，理解中国复兴的时势必然包含理解世界，甚至理解中国的文明特质也离不开与西方的对照。诸位学者对中国的过往与当下的省思其实已经不断地与西方对勘：文明—国家与国族—国家、人民民主与自由民主、历史的连续与断裂、政教精神的审慎与放纵……而深入西方思想与实践的机理恰是此次会议的另一部旋律。只不过，当从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逻辑出发，讨论关键词是“复兴”时，从西方与其主导的世界的角度观察到的处境却是“危机”。

学者们对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关注集中于国族—国家的形成和法理结构，尤其是政教关系和政体问题，并且在此种看似追溯的态度中隐然透露出当下关怀。陈广辉（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疏解了帕多瓦的马西留解决尘世权力和精神权力争端的构想，并指出将教权收摄于国家之内的公民共体论是现代国家主权学说的先导。梁晓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尝试解释卢梭处理“爱欲”的不同思路，最终归结到卢梭希求的公民宗教对自然爱欲的涵化驯服。就公民共体论和爱欲都指向政教关系而言，帕多瓦的马西留和卢梭留下的恐怕都是对现代国家的追问，而追问的内容或如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所提醒——现代生活如何安置自由与德性的古老争论？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尝试在麦考米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马基雅维利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面向，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则反驳了麦考米克对卢梭立场的寡头倾向解读，或许两位学者对麦考米克的问题意识都心有戚戚：“何种制度能够防止富裕公民支配一个本该服务于全体公民的政府？”与民主和寡头的政体问题相应的，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从社会演化角度解读“威权人格”为制度讨论补充了行为者的维度，而威权人格涉及的统治与同意的关系则延伸到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层面。

国族—国家的分合存亡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础结构，而国族—国家的锻造与维持似乎一开始便与“扩张”紧密相连，戴晓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在评议中阐释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共同体构想中的扩张性看起来恰是从国族—国家到帝国扩张与世界霸权的义理楔子。围绕“世界”，学者们既有对欧洲分裂格局的地缘政治学关照，如李世祥（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通过介绍赖希对法国大革命的地缘政治分析和思想剖解，呈示现代欧洲内部“分”与“合”的艰难困境；也有对现代殖民帝国兴起的政治史追踪，如康子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借助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史笔”返回西方重商主义帝国的兴起现场，展现了殖民帝国建基于征服与战争的真相；还有对维系霸权的统治手腕的法权剖析，如贺方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梳理的可溯源至罗马的“分而治之”策略，以及傅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通过针砭沃尔特·米德辨别的歧视性话语、海权战略和债务体系等手段。

可以说，在思考中国复兴所处的世界时势时，现场的讨论充满着冷峻的战略洞察，而此种洞察的重心落实于当前的中美竞争格局。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讲述的近代外交家伍廷芳与美国门罗主义的反讽故事既引人慨叹又适与当前的中美格局形成鲜明对比：伍廷芳曾希望美国将门罗主义的范围推进到亚洲，从而形成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以牵制对中国的瓜分，这一“无奈之举”在美国政客眼中只是寻求霸权扩张的契机。今日中国在实力上的强势崛起当然已经摆脱了无奈境况，虽然如贺方婴和傅正强调的，分而治之的“僭主”统治原则和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敌视仍然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或者如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所说，作为霸权的美国仍然在地缘意义上离“我们”很近，但是不同于习见的以“修昔底德陷阱”忧虑中美竞争的权势消长，学者们对中国在世界如何自处、如何面对美国挑战的思考进一步敞开了更有长时段观察和理论关切的视野。徐戬从施米特和科耶夫的争论入手，认为中美竞争的背后是“大地法”的法统竞争，而中国也许能提供一种可称之为“给予的社会主义”的“新大地法”。叶然（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研究员）对比了施米特的“大空间”和尼采的“大政治”两种世界秩序构想，指出二者都建立在“发现即占取”的野蛮原则之上，而中国应该秉持“为和平而对战争立法”的道义立场。白钢从普遍历史的角度用“波利比乌斯现象”（波利比乌斯从鄙视罗马的希腊精英转变为解释罗马崛起之理的史学家）瞻望西方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并进而强调中国复兴在普遍历史的进程中承担着领导“和而不同”的新世界秩序的可能。

“新天下时代”

如果说伍廷芳曾经只能思考中国如何在霸权体系中维持自我保存，那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背景的此次会议确实传递了另一种声音：一方面将美国还原为西方主导的世界内部霸权转移的一环，另一方面将作为文明—国家复兴的中国牵引至对未来秩序的展望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白钢和徐戬在发言中都提到了沃格林的“天下”论说，这或许暗示着曾经在“天下时代”凝定成文明—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复兴的语境如同孟子的所见世一样，也是“天下”？看来，主办方为圆桌论坛设定的主题——“新天下时代”在两天的讨论中自然地浮现了出来，而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正是在“新天下时代”才真正展现为文明—国家的时势。娄林（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教研室讲师）在评议时说到，沃格林带来的启发当然有其对西方“灵魂病理学”诊断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借由“平行天下”的论述将目光转回中国；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所说中国的文明复兴需要对秩序和意义的双重理解正是目光回转之后的期许，李致远（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教研室讲师）援引“允执厥中”以说明“中国”之“名”的意旨也正是在“新天下时代”对文明—国家循名责实。

用张广生在圆桌论坛结尾时的话说，“本次会议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具有对中国发展道路和世界变迁大势进行评估和鉴赏的自觉”。站在听众的角度回头来看，笔者发现“自觉”一词相当传神地捕捉了整场会议的“本色”：

在话语自觉层面，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关心中国的学术体系是否能扎根中国实践“说中国话”，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关心中国人应对尚未消歇的疫情能否传递“情理合一”的中国智慧，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忧虑中国连续的历史叙事如何回应诸如“新清史”等论调的解构与批判，刘小枫在主持圆桌论坛时提到的中国认识西方早晚的话题更要求澄清西方政治—学术话语与西方道路的表征关系。

在道路自觉层面，西方政道是“他山之石”，中国道路才是待琢之玉，如何推进汪卫华所说的“历经艰难曲折探索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道路自觉的意旨所归。

在文明自觉层面，无论把中国古传政教描摹成“以礼统法”抑或“政教相维”都不仅仅是“照着讲”的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新天下时代对文明—国家政教精神“接着讲”的未来之热望，中国复兴如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所论，是一种包容着光复和创发的“面向未来”的复兴。

圆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