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文｜新出土的东汉金铜佛像将告诉我们什么

真容重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21年12月初发布的消息，该院于当年5月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这处家族墓地包括编号为M3014~M3020的六座墓葬，均为平面呈“十”字形的斜坡墓道洞室墓。成任墓地所在的位置南距汉长安城约十五点七公里，东南距汉惠帝安陵约七点八公里，东汉时属于司隶校尉部右扶风安陵县境内。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情况，发掘者判断墓主人应属东汉安陵县或长安县的中级官员或地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

成任墓地出土文物中，以M3015出土的两件金铜佛像最引人瞩目。两件造像一经公布，立即在关注佛教考古、佛教艺术的人群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发布会所言，这两件佛像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

由公布的图文可知，两件佛像出土于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上。其中一件单体佛像赤足立于覆莲座上，身着通肩袈裟，左手屈肘上举，持袈裟一角，上举的右手略残，但仍可辨识出手印为无畏印；另一件则由五身坐佛构成，佛像皆以两腿交叠的跏趺坐姿坐于仰莲座上，双手交叠、手掌向上结禅定印，身后有桃形首光与背光。两件佛像均为青铜材质，尺寸较小（高度分别为十点五和十五点八厘米）且呈片状，应当是以范铸法制成。立佛像背后还铸出一钮，实用中可能是附着于其他物品上。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两件金铜佛像

既然说M3015出土的两件佛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铜佛像，就先来谈谈何来“最早”。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判断墓葬的年代并非只能依靠带有纪年信息的出土器物。断代往往是以一些有纪年信息的墓葬为标准参照，根据一定地域和时段内墓葬的结构、随葬品的形制及组合方式等信息，总结出墓葬的时代特征。在积累的样本量足够大的基础上，对一些没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也能做出相对准确的断代。

以关中核心地区汉墓考古资料数量之巨，对新发现墓葬的年代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其实并非难事。M3014~M3020从南向北呈平行式并列分布，朝向完全相同，结构、规模相似，应是经过一定的统筹规划，发掘者因此判断它们属一组家族墓地。这组墓葬出土的器物以陶器和釉陶器为主，还有铜钱、铜镜、弩机等铜器，器形特点和组合方式均符合关中地区东汉晚期（一般指殇帝至献帝间的百余年时段）墓葬的特征。M3019还出土了一件陶罐，罐上的朱书文字中有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纪年，也进一步证实了这处家族墓地营建于东汉晚期。

从航拍图龛成任墓地M3014~M3020六座墓葬的布局

当然，朝代更替、政权更迭的政治剧变会影响社会生活，但这种影响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不同的领域的影响程度亦有所区别。以东汉末年为例，虽然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但从黄巾起义到司马炎称帝其实只有八十年光阴。具体到出土佛像的M3015，虽有东汉晚期这个时间尺度，但毕竟缺少明确纪年，没人敢保证这座墓葬的修建及下葬时间不会跨入三国甚至西晋。但即便如此，由于此前所知最早的纪年金铜佛像是十六国前赵时期的，也不影响这两件佛像是最早的金铜造像这一判断。

事实上，另一个因素对造像断代影响的更为直接——与许多古代墓葬一样，M3015曾经遭到盗掘。由于发布会披露的信息有限，目前尚不清楚M3015盗洞位置、盗掘对墓葬内部扰动程度的详细情况。依常理分析，发掘者在清理墓葬时能够根据埋藏学信息判断墓内的文物是否有盗掘时混入的晚期器物之嫌。若两件佛像真的存在因盗扰而进入墓内、实际晚于M3015本身的可能，相信发掘者会持谨慎态度，不会贸然将其公布为“最早的金铜佛像”。当然，这一问题也值得我们在更为详尽的发掘资料公布后继续关注。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鎏金铜佛坐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但其早年即流失海外，背景信息语焉不详，甚至被怀疑是清末民初的伪作。

所谓金铜佛像，是指以铜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佛像。早期以青铜为主，元代之后则常见黄铜、红铜等材质，部分造像还会在铜胎表面鎏金。与石刻、泥塑相比，金铜佛像存世量少，且体量普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铜像能够被熔融为金属再利用，因此在历次官方毁佛及战乱中常被重点关注，许多金铜佛像可能因此而完全灭失。以往被视为最早的几件金铜佛像均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但这批造像有相当比例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有早年被盗而流散于市场者，亦有文博机构从民间征集，或群众意外寻获后主动上交的，其背景信息大多含混不清，甚至有赝品混迹其中，给研究造成了很大障碍。而因为是经科学发掘出土，M3015两件金铜佛像的“身份”就更显珍贵，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是其他非考古出土的金铜造像难以比拟的。有了考古资料的支撑，它们的年代信息及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那些有明确纪年文字、但“出身成谜”的造像。

佛法何方来

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汉使蔡愔、秦景的陪同下，携带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由中亚的贵霜帝国来到洛阳，汉明帝于次年为他们在洛阳西雍门外兴建白马寺一事一直被视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并不等于最早，从种种迹象来看，佛教在永平十年之前就已经传入汉地。而在我国新疆，由于地近信奉佛法的贵霜帝国，西域应当在比汉地更早的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即接触到了佛教。

汉朝对西域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构成了佛教沿丝路传入中原的基础。《后汉书》中记载了汉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示谕楚王英的诏书内容，其中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的内容。文中的“浮屠”指佛塔，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称为浮屠教；“伊蒲塞”“桑门”即在家信的居士与出家的僧侣，后世常译作“优婆塞”“沙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裴松之注中还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但史家对这则史料多持保留态度。

明帝诏书中不仅指明楚王英信奉佛教，还揭示出楚王在崇佛的同时也信奉早期道教（“黄老”）。同样在《后汉书》中，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向汉桓帝上书时提到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再次证明了汉代贵族常将佛道同作为崇拜对象。事实上，佛教在传入之初的确只是汉代众多信仰中的一支，佛也只被视为众多神祇之一，其在汉地的影响力并不足以脱离其他信仰而成为独立的体系。

除了中亚到中原的陆上途径，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可能性同样值得注意。地濒黄海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曾一度被认为是佛教题材，进而被视为是佛教由海路传入的实证。事实上，孔望山摩崖造像的确有鲜明的汉代风格，但其内容和人物形象并未出现明确的佛教元素，同时也缺乏文字佐证，将其视为佛教造像并无实据。但基于汉代海上丝路繁荣程度不亚于陆上的事实，佛教由天竺经安南传入徐闻、合浦等重要港口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进而引出一种推论：早期佛教或非单由中亚传来，中国南方的佛教可能自南亚独立传入。

尽管海路传入的情况尚不明朗，但就结果而言，佛教在南方的传播颇为顺利。《三国志》中记载了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在领内大兴佛事的情形：“（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三国时，康僧会、支谦等出身中亚的僧人亦受到东吴君主的礼遇，是为六朝江南佛法盛景的先声。

襄阳市樊城区蔡越三国大型砖室墓出土的釉陶楼，汉地常见明器陶楼与佛塔塔刹的结合反映了早期佛塔可能的形制。

至于霍去病北击匈奴所虏获的祭天金人是佛像、张骞出使西域是为前往大月氏追寻佛法的传说，以及《四十二章经》《法句经》等汉译佛经早在汉代即已出现等说法，则是后世佛道之争中佛教徒为与道教度长絜大、试图将佛教入华时间提前而编造出的不经之谈。

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莫高窟初唐323窟

因此，成任墓地出土的两件佛造像若确为东汉晚期的作品，则其出现时间虽早，但也已是佛教传入中国至少百年后，与史实并不抵牾。两件佛像的发现提示我们，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发端的时间比我们以往认识的更早，甚至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中国已存在相当数量的佛造像，若还有M3015这样年深日久而仍未湮灭者，未来就仍可能有新的发现。

但希望很可能无法寄托于M3015所在的洪渎塬上了。发布会上，有点评专家称成任墓地的考古成果很可能“后无来者”，这其实并非称赞，而是表达了悲观与无奈。本次洪渎塬发掘的墓葬竟然能编为数千号，足证短时间内发掘范围之广、墓葬数量之多，这在全国的考古工作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洪渎塬上的大片区域未来将用于基本建设，在被动收获了井喷式发掘成果的同时，这一延续千年的古代墓葬核心分布区在被楼宇、机场覆盖后，未来很难再有新的考古发现。

最初的佛教艺术

作为亚历山大东征的遗产，中亚地区一度存在过多个希腊化城邦，希腊化的雕塑艺术风格也随之传入。之后的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大力弘扬佛法，使佛教一扫自释迦牟尼涅槃后的长期沉寂，重新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信仰的扩散往往会催生出偶像崇拜的需求。佛教传播至中亚后，敏锐意识到将希腊式雕塑技艺应用于佛经内容具象化的潜力，其初期成果又与印度本土雕塑风格相结合，对周边影响深远的犍陀罗造像艺术终于贵霜帝国时期趋于成熟。

日本画家平山郁夫收藏的公元二至三世纪石雕佛立像。鼻梁高挺且长，波浪形卷发、顶束发髻，头后有背光；衣着宽大、衣褶多由左肩下垂，为典型的犍陀罗风格造像。

M3015出土造像的工艺水平显然离“精美”二字尚有不小的差距，但其造型风格却体现出了犍陀罗艺术的鲜明影响。由于铸造水平有限，两件造像的头部未表现出波浪形卷发，但头顶均有凸出的发髻；面部呈长方形，鼻梁高挺；衣着宽松，立佛的衣纹从左肩向右肩呈放射状分布，衣纹波谷在右胸和右臂之间；坐佛的衣纹则呈圆土棱状。与身体塑造精准、面容刻画俊美的犍陀罗顶尖作品相比，这两件造像的确难以望其项背，但其追摹犍陀罗风格的意图也显而易见。

与坐佛组合像相比，单体佛立像出现的意义要更显重大。在汉晋时期的中国南方，佛的形象实际上屡见不鲜。巴蜀地区的汉代崖墓墓壁多有浮雕佛像，汉墓出土的青铜摇钱树上及陶质底座中也常出现佛像，佛像亦是长江以南三国两晋墓中出土的青瓷贴塑魂瓶上的常见元素。但在这些实例中，佛像无论在墓室中还是器物上都只是装饰元素之一，几乎从未被置于核心位置或独立出现。M3015单体佛立像的出现，正是佛脱离汉代繁杂的神祇体系、被单独制作为宗教偶像以供崇拜的标志。当佛教作为独立的宗教被信仰、佛像作为独立的偶像受到朝拜，才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重大进展、真正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乐山麻浩崖墓1号墓门楣处的佛像浮雕

如前文所言，佛教在早期常常与道教一起出现。有趣的是，在有“延熹元年”纪年的M3019中，部分随葬陶器内装有各类天然及人工炼制的矿物，很可能是道教所谓的“五精石”。在一组家族墓地的不同墓葬中分别出土了与佛教、道教有关的陪葬品，造像中又出现了单体佛像，正暗合汉晋时期佛道两教从杂糅走向分野的过度历程。

另一个问题也十分关键，即这两件佛像是在本土制造，还是以成品直接从他处携来。从发布会披露的信息来看，发掘者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初步判定其为本土制作。若确能证实它们是本土作品，则意味着犍陀罗艺术在其发展的高峰时段就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本土的雕塑风格产生影响，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要远早于此前认为的十六国时期；犍陀罗风格造像对中原的影响可能也更为直接，而非以往认知中的经由西北进行了长时间、多地段的中介传播。若将视野进一步放大，它甚至能给东汉雕塑造型技术较前代有飞跃式提升的原因以提示。

当然，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两件造像本身进行更为谨慎、全面的研究。虽然研究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已经是刷新中国佛教艺术史乃至整个佛教史的重要发现。若以M3019的公元165年为时间节点，此时的贵霜帝国正处于迦腻色伽二世治下，看似强大的迦腻色伽王朝也与东汉一样，表面的强盛下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正与暗流中酝酿的混乱与动荡，将在未来化为更适于佛教传播的土壤。

成任墓地两件金铜佛像的发现也再度证明了现代考古学所不断揭示的一个事实：古人在思想文化交流互动中所跨地域之广、时效之高，均远超我们的想象。当迦腻色伽二世在他富楼沙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宫殿中低声吟诵佛典时，长安城中一些我们的汉朝先辈或许正向佛像款款下拜。在这低吟声中，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历程也早已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