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研究报告｜展望“后疫情世界”：中国的挑战和机遇

【编者按】

1月14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北京发布《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两份研究成果。

《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围绕2022年中国将面临的外部风险、可能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要驱动因素开展了研究，最终提出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的五大驱动因素、十大风险领域及具体风险情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以“展望后疫情世界”为主题，试图从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变化之中梳理出主要线索，为我国妥善应对“后疫情世界”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两份报告，希望在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麻线团”中，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中国的挑战和机遇

日益向我们走来的“后疫情世界”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篇章，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世界上首个成功和平崛起大国的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几乎所有关键工作都需要在这个“后疫情世界”所酝酿和呈现的变局当中推进。

四大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

总体看，从社会运行和跨境交往方式，到国际格局、全球议程和世界经济，疫情改变了许多，中国既要对可能袭来的复杂情况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又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在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当中，最主要、最紧迫也是牵动面最广的有四个。

一是境内外“接种和免疫落差”“修复和开放落差”继续拉大。疫情的反复、病毒的变异和社会冲击效应的堆叠，将使得中国“独善其身”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保持抗疫成果和恢复对外交往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防疫政策面临的调整压力也会逐渐增大。

二是内外经济改革攻坚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并行发生，交互作用。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调整压力沉重。“共同富裕”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需要长期、复杂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落实“双碳”目标任务也很艰巨。

在此过程中，中国改革和调整的每个重大步骤都会引起国内外市场联动反应，形成相互传导效应。外部经济大环境加快恶化，各主要经济体货币超发，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财政悬崖”近在眼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减速风险。总之，外部环境转坏，内部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狭窄，保增长保稳定保改革挑战重重。

三是中美关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来自美国的遏制与围堵的压力。

美国从中东、南亚抽身，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将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看美国的“转身”并不顺利，加上其国内积弊复杂难解，处于“战略透支”后的“战略过载”状态，拜登政府需要同时处理包括疫情、阿富汗、经济、两党关系、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等多重麻烦甚至危机，其支持率一路下滑，必然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造成影响。种种预测显示，共和党将重夺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这种状态固然延迟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进程，但中长期看美方会更多迁怒于中国，其对华政策可能朝更强硬的方向调整。今后的中美关系，暗礁密布、荆棘丛生，要想实现稳定可控可预期困难重重，两国在经济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也会因传统领域内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加强而难以顺利开展。

四是周边安全环境进入新的风险集中多发时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亚洲，而亚洲又是“后疫情世界”各种变化所产生的冲击力集中交汇之地。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大国竞争重心转向亚洲，我国周边地区将有更多力量关注和投入，各种既有和新增热点问题交错发展，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热点问题相当突出。阿富汗变局之下，长期盘踞在那里的“三股势力”如何调整彼此关系，塔利班能否稳局并把国家引上善治轨道，有待观察。拜登政府无心与朝鲜开展高层对话，放手让技术官僚处理，韩国政治进入着眼“后文在寅时代”的调整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形成新的刺激。朝鲜半岛核问题在美国无暇兼顾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值得关注。缅甸政局激变后，美西方保持高压制裁态势，当地局势要想重返稳定与和解的大方向还需缅甸各方和地区国家付出更多努力。围绕乌克兰的大国角力趋于激烈，美俄欧等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均明显压缩，战略忍耐度也在大幅下降，发生大规模地缘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中亚国家权力交替的遗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叠加民生和反恐难题，我国西部近邻地区正在生成新的动荡和干涉漩涡。

中国要有“穿针引线”的意愿、智慧和行动

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尽管支撑这个主题的因素不断发生复杂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平台仍在运作，国际社会反对战争、主张合作、要求加强全球和区域治理的需求仍然强劲，中国总体实力不断扩大的基本趋势还在发展。这是我们在“后疫情世界”里和平发展好自己并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主要机遇所在，而其中最大者便是我们自己把握世界大势、塑造周边环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经验值和能力值还在不断提高。

在“后疫情世界”，主要力量赢得尊重并发挥引领作用的“金标准”将是：谁最能展示安全有效的保护人民方式；谁最能向世界提供事关社会安宁与发展的公共产品；谁最能发挥稳定和支撑全球供应链、消费链的作用并保持开放包容；谁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向最能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均在得分，影响力与日俱增，言行举止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许多成员肯定，可以在“后疫情世界”的演变和构建中有更大作为。

“后疫情世界”如同一个“麻线团”，中国要有在其中穿针引线的意愿、智慧和行动，帮助世界行稳致远。同时，中国自己亟需处理的内部议程也很多，如何抓住“时间窗口”“机会窗口”，找准主线和主要矛盾，内外兼顾、两头兼修，既维护好我国改革、调整、发展的局面，又努力争取在“后疫情世界”中占据和扩大有利的国际位置，是重大考验。

习近平主席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他也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正阔步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征程上，要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的总目标，一切工作、所有议程都应该也必须服从、服务于此。

以此为前提，需要强调战略定力和大局观，守护好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对议题进行排序，明确主次关系，对要紧问题主动出招、善于预置、争取破局。当下最关键的还是稳定周边，并在周边以更大力度促发展。也要在世界范围内把朋友尽量搞得多多的，尤其要争取东盟、拓展非洲、稳住欧盟，扩大共同利益、修补共同语言。

中国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和平合作的关系态势，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国内的发展需求，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和维护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申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面对美方的重重围堵压力和单方面炮制的竞争叙事，中国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唯有据理力争、坚决斗争，特别是在事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一贯重视处理好、发展好对美关系，愿与美方妥善管控分歧，携手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共同引领世界应对关乎人类福祉的全球性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时指出的，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应当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现在的任务是着手推动双方围绕这些原则探索新的战略框架，包括如何相互做出战略保证，在此基础上争取形成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处的新范式。

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之一，不仅通过自身变化塑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直接地承受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中国希望把自己变化和拓展中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嵌入国际秩序，世界也急切希望了解日益强起来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因此，中国与世界加强相互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从为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做和能做的事情很多，全社会应当进一步动员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舆论场注入更多中国作品、中国声音。

（报告原标题为《展望“后疫情世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报告全文已于1月14日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本文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