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宣判背后，体现法律对社会道义的支持

原创 维舟 维舟

刘鑫、江歌和江歌妈妈

轰动一时的江歌妈妈江秋莲诉刘暖曦（曾用名刘鑫）案日前宣判，刘被判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失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这被普遍视为“正义的裁决”，即便有争议也大抵只是在惩罚的力度上：有些人惊讶于判重了，因为以往同类案件大多只能判个几万，但更多人则在叫好之余还不解恨，有人甚至主张刘鑫应被判死刑。

虽然这一案件裁决的是“事”，但从网上的反应来看，大部分人在围观时聚焦的其实是“人”——这被视为“好人”与“恶人”之间的一场正义之战，问题只是后者应当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多大代价而已。

如果是这样，那么刘鑫究竟错在哪里？

这个案子已经被太多人讲了太多遍，人们普遍反感刘鑫的为人，毕竟江歌是为了她这位室友而才遭凶手陈世峰袭击身亡的，然而刘鑫当时既未拨打119急救电话，更未打开紧锁的房门，以致为她挡刀的江歌无处可躲，死于血泊之中。她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江歌的安危，倒是询问了一位日本前辈，自己这么做犯不犯法。

毫无疑问，这违背了中国人的道德直觉，很多人也都觉得她“自保而未施以援手”是其过错的根源。刘鑫作为“被救助者和侵害危险引入者”，对救助自己的江歌没有心怀感恩，还在自我辩解中表现得相当自私，无疑道德有亏，但仅此并不能算是犯罪，日本警方还认定她也是受害者。也就是说，即便她当时未能对江歌施以援手，但除了道义谴责之外，很难给她定罪。

她真正引发巨大争议是事后的表现：毫无感念和愧疚之意，拒绝出庭作证；捏造江歌是同性恋，称她死于与陈世峰“争风吃醋”；尤其是网暴江歌妈妈，不断在她伤口上撒盐，加重其伤痛。本来早就可以平息的这一纷争，在舆论场上引发持续五年多的骂战。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徐文海在2017年就撰文悲观地指出，“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刘鑫无需承受法律评价”，只能期待“道义上的评价，尤其是这种类民事范畴内的稍显用力的私力救济的存在确实能够引起社会的反思，甚至最终影响了法律规制范围的扩大化”。

现在最终裁决也证实了他的这一判断，他认为：“这个案子要是没闹到这般田地，尤其是没有刘鑫那么恶毒地在事后对江歌母亲的刺激，以及伟大坚强的母亲的执着，那么这个案子大概率不会这么判——能不能判下来不好妄下结论，至少判不了这么多是肯定的。”

江歌妈妈江秋莲

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对刘鑫的罪责认定仅限于隔空对骂的道德评判，但正如“没药花园”所说的，本次判决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证据，法律明确裁定，刘鑫对于江歌遇害是有过错的。这不足以让刘鑫坐牢，但仍然通过经济赔偿体现出了法律对社会道义的支持。

江国华2019年曾在《论司法的道德能力》一文中强调：“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的道德能力，即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道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

事实上，在这次案件中，很多人所关注的也是这一判决对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潜在影响。江歌妈妈在起诉时所讲的一句话，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如果这场官司打赢了，我教育孩子们不要做刘鑫那样的人；如果输了，我就教育他们不要做江歌那样的人。”

设想一下，如果刘鑫在案发后向江歌妈妈致谢、报恩，修复其伤痛，那么以老人的宽容明理，双方极有可能不至于对簿公堂。从这一意义上说，此事正是我们这个转折时代的缩影：传统的道德观已无法约束当事人的行为，而又正因为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出社会道义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因而激发了公众强烈的反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成了社会道义的最终裁决者和守护者。

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一个难以言表的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无数人的良知：为什么会有刘鑫这样的人？为什么像这样的人竟然还有30万粉丝，有那么多人不断为她辩解？我们仅仅得到一个“一定要远离烂人”的教训够吗？

刘鑫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毒。本来，江歌遇害后自私也就罢了，但令人侧目的是，她还一再用诸如“阿姨，血馄饨好吃吗”这样的话恶意刺激江歌妈妈——馄饨是江歌遇害那晚带回家的晚餐，结果倒在门口，馄饨撒在血泊中。

逢年过节了，她给江歌妈妈发“阖家团圆”的短信，明知她母女俩多年相依为命；又恭祝她“财源滚滚”，讽刺她打官司只是为了钱。

她还曾在微博上对江妈妈说：

在昨天给您寄了我们这边的特产鸽子肉、黄喉、鸭脖等等之后，今天突然感觉这些不能用来感谢一年来您的厚爱！所以今天特地为您准备了鸽子肉馅的馄饨，还有一只老母鸡。今儿去市场买了一只活鸡。但是顺丰快递不让邮寄活物，只能从脖子那放血把鸡杀了以后再进行……

这番话也都别有用意：江歌昵称“鸽子”；鸭脖和黄喉是暗指因颈部戳刺十几刀大动脉破裂致死。

这种恶毒，在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欲，那种“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拿我没奈何”的肆意凌辱。一个人做到这种程度，意味着唯一能制约她的就只剩下权力和法律，而通常的社会道德对她已失去约束力，因为她根本不在乎。

在一个道德观渐趋瓦解的社会，不择手段的人反而通行无阻，而高尚者却由于顾忌道德而自缚手脚。那句网络流行语“人至贱则无敌”也是同样的意味：当一个人完全不要脸时，你反而无法用道德来约束他了，他由此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怎样一个人？很多人都说，这是极度的自私自利，而她的一位支持者汪阳则说：“刘鑫其实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女生，那种打游戏的时候有点公主病那样的一个挺普通的人，经过这么多事以后，她对待这件事情是一个逃避的姿态，她自己不会特意去讲。”

“自私”和“逃避”只是表象，在这背后，这一人格特质的真正症结，其实是没有主体性：她不会主动承担任何责任，觉得自己永远是无辜的，而对他人的处境则极为冷漠，因为这样一个人根本没有余力去关心他人。

所谓“公主病”，正表明她是那种“把爱理解成被爱”的人：她可以像黑洞一样吸纳他人的善意，但自己不会有任何付出，并且绝无愧疚。社会交往中双方互动的那种“你来我往”，在她这里完全不存在，而只有单方向的流动。

凶手陈世峰作为她的前男友，对此当然感触最深，在行凶前不久就对她说：

我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想你。每天都梦见你。我想忘掉你。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到你有所反应。但是你太冷漠了。你可以拒绝，但不要太冷漠了。我非常非常痛苦，如果一直这样，永远不能结束。

刘鑫的这一反应，与她后来的表现是一致的：她不回应他人的善意，对他人的痛苦也完全无感，甚至根本不在乎。这原本就是悲剧的根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陈世峰是那种“完全不顾他人意愿，只顾推进自己想法”的个性，这种过剩的自我意志，与刘鑫那种没有主体性的“无我”恰如榫卯，正是一对。

而善良的江歌，为了这位室友的安全，不仅替她阻挡前来惹事的前男友，甚至一度在寒冬深夜的车站等了她将近1小时，只为陪她走回家的700米路，这已超出了一般人乐于为室友付出的程度，这恐怕也是因为刘鑫这样的类型特别需要庇护，才会自觉不自觉地搜寻、接近江歌这样乐于付出的人。

从这三人的人格特质来看，这一悲剧不是偶然的：刘鑫就像一个磁场，吸引到了陈世峰这样的人，而她又需要江歌提供庇护。

在这两组关系里，共同的特点是“人我界限模糊”，冲突也随之而来：当陈世峰无限制地想要占有、侵入他人的边界时，刘鑫就示以彻底的冷漠（即“回应就是无回应”），但这样的逃避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对此，刘鑫仍然拒绝面对，而是将江歌作为挡箭牌。

刘鑫确实一直在逃避：逃避陈世峰，逃避江歌遇害后自己的责任，甚至在江歌妈妈起诉后也拒不应诉，但她的逃避只是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是最后法律判决她不得不承担起来，她极有可能仍不愿面对自己的罪责。

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案发后，她改名“刘暖曦”，这很可能是一种内心冲动使然，那就是把旧的自我抛在身后。在心理上，这会带来一种类似人格分裂的效果，欺骗自己已变成了一个新的自我。

如果这仅仅是刘鑫个人的心理问题，那也罢了，但她在网上却有30万人追捧，足见这种心理特质在国内至少能引发一票人的认同。刘鑫的个人道德并非关键，关键是她的代表性，以及生成这种人格的社会条件。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社会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人格特质，许多家庭的亲子结构都是其沃土：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必要的界限，既无限制干预，又全身心付出，其结果是孩子对父母所给予的既照单全收，视为理所当然，又用冷漠回避来应对其干预，并因为这种被干预而没有任何报答的意愿。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就曾听有人表达对父母的怨恨：“那些都是他们自己要给我的，又不是我想要的，我为什么要感恩？他们又对我管这管那的，你说我还能怎么样？”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不仅道德无感，还格外反感道德说教，因为那通常正是家长用来控制他们的说辞。

他们从来没有发育出完整的主体性，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而只会撇清所有干系，只求自保——刘鑫家人的表现，也是如此。

在很多方面，这正是人格发育不成熟的“巨婴”的表现，是既过分干涉又无条件溺爱的中国家庭这一温室里培育出来的特质。

如果是这样，那刘鑫的悲剧在于：她一直未能超越自己的成长环境，到头来吸引到的男友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又复制了自己从小习惯的家庭结构，甚至惨案也没能触动她有所改变——当然，那也确实极难，因为这意味着要否定自己原有的生活模式，重新做人。

对任何一个现代个体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能给你无条件保护和全身心付出的任何外部力量，也将能全方位干预你的生活；而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没有自主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

仅仅指责刘鑫个人之恶是不够的，只有明了这种人格生成的社会条件，培养独立自主的个体，才能尽可能地避免下一个“刘鑫”出现。

原标题：《刘鑫之恶》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