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徐俊谈《魏书》及“北朝四史”的点校与修订（下）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修订本《魏书》将与读者见面。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本文是访谈的下篇。

（四）唐长孺先生“北朝四史”的校勘风格

澎湃新闻：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北朝四史”，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受好评，尤其是他校勘与研究相结合的风格，受到史学界的推许，您对此怎么看？

徐俊：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的“北朝四史”，在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最得学术界盛誉，被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这当然与唐长孺先生精深的学术造诣有关。唐先生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过人的见识判断，以他对南北朝史实和文献的熟知，充分利用前人成果和新出史料，发前人之所未发，形成了独特的校勘与研究结合的风格。放到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看，“北朝四史”区别于早期出版的“前四史”，体例上不再是简单的版本对校，不限于仅仅刺取前人成说用于校勘；与其后“上海五史”等在反对繁琐校勘的思想主导下的集体成果，反差更大。因此1963年前后同时开展的、由“南王北唐”分别负责的南北朝诸史，标点校勘的整体质量，都堪称上乘，而唐先生所主持的“北朝四史”特点更为鲜明。

“北朝四史”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学术界常称道的校勘与研究的结合，用古籍整理的通常表述是校史与考史结合。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已故唐门老弟子高敏先生对点校本《魏书》的特点有非常详细的概括，他一一列举了点校所用的近四十种文献和前人著作，指出点校本不仅以现有能看到的各种不同版本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校勘，还用《御览》《册府》《通鉴》等及清人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对《魏书》史料或进行校勘，或予以补充，或给以考证”，“其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在整个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是首屈一指的”（高敏《魏书说略》，《二十五史说略》）。

唐先生校史与考史结合的风格，当然首先与他的学术追求有关，对此我没有能力评说。但放到当时点校工作总体背景下，形成这样明显区别于其他诸史的风格，有哪些古籍整理层面的原因，或许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角度。

首先是1963年重新拟定的校勘细则的作用，尤其是“他校”的引入，使点校工作更加完善和规范。按照新的校勘细则，明确要求做好“本校”的同时，要做好“他校”，而且要“做得比较彻底，不能信手翻查”，其中通校《册府》是南北朝诸史校勘中的亮点，王仲荦先生曾就此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文史哲》1984年第3期）

1963年新校勘细则还强调尽可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正确意见，校勘记尽可能作出判断。南北朝诸史点校同时展开，在版本选择、他书校勘、前人校勘资料取用、校勘尺度方面，都大体相似。

其次，“北朝四史”中《魏书》《周书》《北齐书》都残缺严重，宋以来形成的补缺文本和文本讹误，在版本校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他校”和“理校”成为不能回避的选择，我个人觉得这是形成唐先生所撰校勘记面貌的一个直接原因。“北朝四史”校勘记在理校和考证方面，明显多于“南朝五史”，论证表述也相对复杂，有的校勘记多至数百上千字。造成二者间的差别，也与南北朝诸史的残缺完好程度不同有关。

唐先生最先着手的是《北齐书》《周书》，而《北齐书》《周书》残缺尤甚，最早在宋代就已经散佚不全。传本《北齐书》原书仅存三分之一，用《北史》和唐人史抄所补的部分，还常有删节，因此所补缺文的讹误较多，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点校本《北齐书》在校勘记之外，还特别在全书末增加了《点校后记》，这是《史记》之后仅有的一例。传本《魏书》也经过后人补缺，但正文注“阙”、“阙字”的还有二十九卷之多，文字窜简现象也不少，还有后人据他书补字但没有注明的。通常来说，“二十四史”各史不同版本系统之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异文，但像北朝诸史这样复杂的情况，是相对特殊的。换句话说，文本的复杂性，是校勘记不得不复杂的原因。

澎湃新闻：唐先生校勘记中，最被称道的是“他校”的成果，其中成效最大的莫过于通校《册府》。以《册府》补《魏书》，从陈垣到唐长孺，从百衲本到点校本，几乎是每言必及的佳谈。请您介绍一下《魏书》脱叶先后被发现和补缺的情况。

徐俊：百衲本《魏书》于1934年出版，其中《乐志》第十二叶为阙叶。后来陈垣先生从《册府元龟》中找出《魏书·乐志》的脱文，所补文字正合宋版一叶，若合符节，学术界叹为奇获。1944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再版，《魏书》据补了《乐志》缺叶。陈垣致信傅增湘说：“此叶自靖康以来沉霾千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今一旦复得之，其快慰为何如耶！稍暇拟付影印，以广流传，想凡有百衲本《魏书》者无不欲得此一叶也。”（1942年4月15日信）“公试检之，必叹其吻合之神也。”（4月21日信）很快傅增湘又转寄给张元济，张元济看到后“为之狂喜”，并推而论之，“《通典》、《通志》、《册府元龟》为古书一大渊薮，循此推之，旧史缺文必尚可收获不少也”（张元济致傅增湘5月15日信）。

张元济的推测在《魏书》点校中得到了验证。《魏书》中的另外两处脱叶，《礼志》和《刑罚志》的脱叶，因文字似乎衔接，向来无人注意，点校本据《册府》《通典》补足。这个情况在点校本《魏书》出版说明中有交待，没有明确说由谁发现，后人因为点校由唐先生主持，逐渐归之于唐先生。这在魏连科、张忱石等老编审的回忆文章中，在我们出版的《唐长孺文集》前言中，都有类似表述。然而从现存档案看，至少《刑罚志》的缺叶是负责通校《册府》的王永兴先生发现的。在前引汪绍楹先生《魏书校点进行计划》的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永兴先生据殿本《魏书》校《北史》、《元龟》等，大体完毕，现据资料卡片来看，基本上相当仔细。尤其是卷一一一《刑罚志》（衲本十四页末“应有迟疑而”下）据《元龟》六一五校出缺页一纸，全文共三百十七字。（百衲本缺十五页，殿本衔接连下，今据《元龟》校出三百十七字，正约合一页。宋本页三百二十四字。）是很可宝贵的。

这一点在赵守俨先生对王永兴先生所作《刑罚志》样稿的意见中也能得到印证，赵先生意见中详细论说了这段新补文字的断句和文意。

还原档案所见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为了划定“发明权”，相反我更希望透过这样的校补特例，通过对校补过程的理解，看到唐长孺先生以及点校本《魏书》在史文补缺和文本校订上所显示的功力，所获得的全面成效。唐长孺先生据《册府》补《礼志》《刑罚志》脱叶，跟陈援庵先生据《册府》补《乐志》脱叶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但缺文校补，无论是价值之大小，还是发现之难易，与文字多少并不是一回事。仅就《魏书》而言，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史文补缺，翻开每一卷都不难看到，而唐先生校勘记中那些对史文的取舍判断和甄别考证，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才是真正卓见功力、沾溉后学，因而广受推崇的原因。可以说，校补史文缺佚，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提供学术研究的可用之书，是唐先生所校《魏书》《周书》《北齐书》三史的共同特点。

《魏书》校勘记撰写于1971年以后，当时为了避免繁琐芜杂，要求校勘以版本互校为主，主要校正刻本文字的讹舛衍脱，对于史实异同和原书内部的矛盾不作校正。甚至原则上不作“本校”和“他校”。在这样的背景下，《魏书》校勘突破一般规定，取得这样精深的成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区别于其他诸史，唐长孺先生校勘记还有一个特点，是行文的语体化。这与这个时期校勘要求“一律用语体文，但并不排斥使用校勘术语”有直接关系。总之，唐先生早年就完成了《唐书兵志笺正》（1957年出版），自然懂得一般校勘规则和惯例，以他的学养和追求，这样打破常规，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

（五）“北朝四史”修订及《魏书》修订本主要成绩

澎湃新闻：“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开始至今已近十年，各史修订团队的组建、修订方案的确定，以及漫长的修订过程，各有特点。能否请您谈谈《魏书》修订的大致经过？

徐俊：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条件要求，武汉大学既是当年“北朝四史”的点校单位，又是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成为“北朝四史”修订单位的当然之选。“北朝四史”修订由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先后两任所长朱雷先生、冻国栋先生联袂主持，负责组建各史修订班子，制定各史修订方案，分工承担具体修订工作。《魏书》由何德章先生负责，何先生原先在武大工作，后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两校对《魏书》修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北朝四史”与《三国志》《晋书》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于2007年11月底召开，专家组由田余庆、程毅中、周伟洲、王素、许逸民五位先生组成，田余庆先生担任专家组长并主持评审。此后，2009年6月、2010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北朝四史”样稿评审会，对各史样稿逐条讨论。具体到《魏书》，2009年5月，修订组提交《魏书》样稿。11月，修订组冻国栋、何德章先生到中华书局，就《魏书》样稿审读情况进行讨论，确定以百衲本为底本。次年3月何德章先生再次提交修订样稿，经过专家外审和编辑组审读，11月，《魏书》修订样稿评审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北朝四史”修订主持人冻国栋，修订组成员何德章、刘安志、魏斌、朱海、姜望来、黄楼，修订工程审定委员许逸民，修订工程修纂委员、《南史》修订主持人张金龙等参加了会议，对《魏书》修订样稿进行了逐条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修订原则和校勘尺度，并对旧校的处理进行了集中讨论。

2014年2月，《魏书》修订组完成初稿，并提交编辑组进入审稿流程。在此期间双方多次就审稿情况进行沟通，讨论取校范围和征引文献、出校尺度、校记写法以及对于旧校的处理等问题，修订组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吸收，陆续提供新的改定稿。2015年2月，编辑组完成初稿审读工作，并先后约请了近十位专家进行外审。同年5月，我和编辑组一起前往武汉大学，与“北朝四史”修订组交流，冻国栋、刘安志、魏斌等参加了座谈。双方就“北朝四史”的修订工作进度、整理者名录等问题做了沟通，并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整个过程得到了修订组的大力支持。

2015年7月24至25日，《魏书》修订稿定稿会议在北京建银饭店召开，“北朝四史”修订主持人冻国栋，《魏书》修订负责人何德章，外审专家梁满仓、张金龙、孟彦弘、陈爽，以及编辑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在两天的时间里，对“北朝四史”的整体修订情况做了通报和沟通，集中讨论了《魏书》修订稿定稿前还未达成一致的各类问题，其中涉及到相关各史的照应和一致性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进入排版阶段之后，编辑组除了完成对全书及校勘记的合拢加工，还重新核校了《魏书》底本和原点校本，解决审稿中发现的问题。在最后定稿阶段，《魏书》修订负责人何德章与编校组成员在中华书局会议室集中工作，就《魏书》校样中的有关问题做了逐条讨论和现场处理。

《魏书》修订从草拟方案算起，经历了近十年时间；从版本试校、样稿撰写，再进入实质性修订阶段，到2016年底最终完成，修订工作经历了八年时间，其中修订负责人何德章先生投入了全部精力，撰写修订长编，撰写校勘记，形成目前完整的修订本。

澎湃新闻：您前面讲到对旧校的处理，请问在如何对待旧校的成果和风格的问题上，大家是怎么看的？

徐俊：这确实是大家一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成果，兼顾点校本特点与修订工作的总体原则，是各史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由于“北朝四史”点校本的成就和影响，由于“北朝四史”校勘记的考史风格，使这个问题更加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北朝四史”的校勘成就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尤其是在史实考证、史料阐释方面，修订本要在已有成绩基础上再进一步，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方案讨论阶段，无论是修订组还是评审专家，都就此问题提出了意见，并多有讨论。有学者在评审意见中表示，修订要充分尊重并保留原点校本原貌，只对其中个别校勘疏漏和失误之处加以改正，只增补唐先生标点校勘之后新的研究成果与资料即可。修订组认真研究点校本与修订总则的要求，提出在五个方面的改进提高重点：一是文字校勘仍有拾遗补缺的余地；二是标点分段有不尽合理之处；三是点校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工作原则，改定文字未能一一出校；四是清人考订成果未能尽予参考；五是点校本印行后，相关考古资料陆续发现，应加以利用。应该说，修订组一开始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是明确、准确的。对《魏书》修订方案，田余庆先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唐先生所定大局，正确精当，校点工作也细致严谨；所出校记对读者也多提示作用。修订方案萧规曹随，基本合适。”田先生说的“萧规曹随”，就是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延续唐先生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校勘成果和风格的形象说法。

澎湃新闻：《魏书》修订本大家期待已久，除了专业史学研究者外，一般读者可能更需要了解修订本与原点校本之间有哪些明显的不同，请您概括一下修订本的主要成果。

徐俊：《魏书》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修订本的定位，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基于新的学术条件，通过修订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升级本。

从文本的整体面貌来说，变化最大的是从原来的“不主一本”，改为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底本式”校勘。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不出校勘记的方式，实际上等于另创新本，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在1971年后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晋书》《隋书》《宋书》《梁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都采用了“择善而从”的方式，学术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百衲本是原点校本的实际工作本，这次作为修订底本，比较方便与原点校成果衔接。采用“底本式”校勘，需要对原点校本的文字取舍一一复核，与底本不同但没有出校勘记的，要一一查考版本依据，判断取舍理由，对的要补充校勘记，存疑的仍从底本，增加异文校。修订本还增加了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作为通校本，三朝本是与百衲本同一系统的祖本，可以说比点校本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早期版本。

其次是文字校改和校勘记方面，在充分尊重和保存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全面复核了原点校本的文字校改和校勘记引证，根据“底本式”校勘的原则及修订总则，作体例上的处理。校勘记存有疑义的，慎重对待，斟酌处理；确有不当的则加以改写，确定失误的予以删除。《魏书》原点校本有校勘记约两千条，修订本校勘记约三千三百条。其中，删去旧校九十余条，新增校记一千四百余条，改写旧校四百五十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一千四百五十余条。新增校记相当于原有校记的七成。

再就是分段和标点，原点校本分段和标点做得很精到，但也不无误漏，包括专名线误标漏标。修订本纠正原本标点误漏约五百处，比如原点校本卷五〇《慕容白曜传》有一段文字：“契长子升，字僧度。建兴太守，迁镇远将军、沃野镇将，进号征虏将军。甚得边民情。和第二子僧济，自奉朝请稍转至五校。”原点校本将“和”字属下作人名处理，即慕容契的次子。修订本经考查发现标点存在破句，“情和”二字是成词，指民心悦服，《后汉书》即有用例，《魏书》中也两次出现（卷四八“甚收颍川情和”、卷六一“得民情和”），上下文也没有提到“慕容和”这个人。这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文字误解，北监本、殿本、金陵书局本为了读通这一句史文，干脆把“和第二子僧济”改成了“契第二子僧济”，而文从字顺了。另外根据新的体例要求，对分段做了技术调整，主要集中在本纪部分，原点校本按季分段又略有变通，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按月分段的通例不一致，修订本作了统一。

从《魏书》修订样稿讨论开始，我们就特别强调对原点校本成果的整体性把握，充分理解原点校本的校勘标准和处置方式，把握原点校者的意图，系统做好校勘资料的搜集复核和补充论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点校本成果。在校勘记表述方式上，力求兼顾原点校本风格，对文字润饰不强求一致，避免改动后失去原意。特别注意原校勘记的表述重点、尺度、逻辑关系。《魏书》修订本的全部新撰校勘记和原校勘记修改，都出自何德章先生一人之手，我觉得处置得当，甚至很难靠一般通读区分出新旧校来。

修订本还搜集采纳了学术界关于《魏书》的校勘、标点意见，参考利用了新见石刻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本着谨慎合理的原则，对必要的校点补充了校勘记。整体而言，《魏书》修订本实现了对原点校本的升级和超越，是可以肯定的。“北朝四史”本身以及点校、修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现在《魏书》修订本率先出版，《周书》《北齐书》《北史》三史还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期待各史相互参照，进一步协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