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演技不重要，有粉丝就行？ 电影不能被“小鲜肉”绑架

【编者按】：

王斌，作家、评论家、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等；编剧过电影《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青春爱人事件》与《美人依旧》；出版了小说《六六年》、《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等。

一方面，人们抱怨很多电影的“无厘头”，另一方面，又对新上演的电影趋之若鹜，以致频频创下票房佳绩。

当然，这一现象截至去年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路飘红的中国电影上座率开始出现下滑。从迹象看，似乎人们终于无法忍受如此低劣而仅以明星之面孔取悦观众的当代电影了。

中国电影所呈现出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若从现象学的角度看颇具典型性。其中的许多观众，并非是刻意冲着一部电影而去的，他们其实是冲着心仪的那张脸。也就是说，剧情的好坏不再重要了，或者说不再是考量一部电影是否值得一看的首要元素，关键点变成了：其中出演的明星会是谁？

我曾与一位颇迷恋某韩国明星的粉丝就“粉丝心态”聊过一回。她非常坦然地承认，当她们心目中的俊男偶像一旦出现在大银幕上，便会不惜代价奔向电影院，更有甚者，一天之内可以轮轴转地反复看上好几场。当我追问如此看下来是否会感到无聊、烦闷，她的回答是：我们根本不在乎电影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只是为了盯着偶像的那张脸。

此现象引起了我的思考，亦让我为此而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自愿“精神受虐”的心理的确是当代人的一种病态症候，以致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某物／偶像所“驯化”，且心甘情愿肝脑涂地，无形之中藉由精神“受虐”转化为喜悦与幸福。但我又必须强调，在此过程中“精神受虐者”并未感受到是一种“虐”，相反，一如我之所言是一种心理上的快乐和陶醉。

正是这一当代文化现象的广泛弥漫，为投机取巧的中国电影提供了“乘虚而入”的冠冕堂皇之理由，制作方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票房说明一切。这种功利主义式的利益至上，亦为当代的文化堕落提供了温床。

然而电影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文化担当与责任，它自身还承载着可以让人效法或崇尚的文化价值。可在今天，这种文化价值的沦落或曰堕落已日趋严重，甚至已然发展到了灾难的程度。

明星制故然是商业电影运作的一种重要法则，它的确也是一部电影具备足够票房号召力的法宝，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赢得全球票房，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拥有全球号召力的电影巨星。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注意到，好莱坞存在相当一部分有格调与品味的明星，会对剧本有至高要求。对于时常买碟的我来说，与其说我看一部美国电影是在选择谁演的，莫如说我是用明星的层级来权衡这部电影自身是否具备必要的艺术品质——当然也会偶有例外和失望。

但在中国的电影制片业，似乎潜行着这样一种规则：电影剧本的好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由谁来担纲出演，而这位出演者不必非得是擅长演戏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足够的名气和明星效应。若能吸引粉丝，哪怕存在“表演性面瘫”也无所谓。

于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名词——“小鲜肉”——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称谓其实暗含着某种肉欲的狂欢。从人们理直气壮地使用“小鲜肉”这一名词不以为耻而论，不难看出这个社会已然堕落到了何种程度，更遑论品味。今天的许多中国电影都被这类不三不四的“小鲜肉”或“女神”绑架了，以致剧本也不再顾及必要的合理架构，而一味去屈媚讨好那些所谓的明星。因为这些被粉丝伺候得已然忘乎所以的“小鲜肉”们，若在一个剧本里找不到足够的戏份，便可能断然拒绝出演，而这一拒绝，对投资人来说又是致命的，那很可能意味着票房无法获得必要的保证。

《红高粱》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红高粱》拍摄现场：（左起）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电影“第五代”横空出世是多么幸运。彼时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关于明星的概念几近茫然无存，饥渴的观众只想看到电影中能反映苦难或审视历史的故事，至于由谁来演并非最重要的。

反思与凝视，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历史给了“第五代”电影人一次巨大的、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的机会，而他们亦创造性地抓住了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这种机遇。于是，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乃至《红高粱》等。

如果我们稍加回味，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其实那时的演员在剧情发展中更多只是充当了一个“符号”——思想的符号，或者民族或文化的符号——即便如此，剧情在这些电影中是平衡和匀称的。故事与人物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平衡，于是思想与精神气质便呼之欲出了。

“第五代”电影之所以能登上时代的舞台，很重要的一点，乃是彼时的他们怀揣着历史与现实的责任与情怀。在那时的他们看来，电影并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且更是一种思考，一种对袪除历史迷雾、还原人生真理的责任所在。

那时的“第五代”电影人，个个决意要拍出掷地有声的理想电影——哪怕被观众漠视甚至因此遭受冷遇——远超今日之功利性的追求。从当下的角度回望，他们当年的电影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甚至不乏压抑和愤怒，可那里面盛满了一代电影人的情感与思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第五代”电影人常会说起这么一句名言：上下五千年，铁肩担道义。而他们，也的确是以此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追求，且将此化为一种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用以激励自己拍出更加响亮的中国电影。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他们亦确实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他们大步行走的足迹。

《黄土地》拍摄现场：左一皆为导演陈凯歌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一门艺术的电影，是不能没有理想情怀的，不能丧失艺术品质与品格。好的电影从本质上说，不能一味地取悦于大众低下庸俗的趣味。电影需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影响乃至改变大众彷徨的价值观，提升他们的艺术品味以及人生态度，若电影丧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艺术品质与价值追求，那么电影的堕落乃至无耻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由“第五代”电影人代表的时代已然消失在了无声的时空中，我们只能在回望中才能再度感受到它曾经有过的光荣，那种光荣至今仍令我回味。我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诞生的中国电影，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在彼时的中国电影中所反映出的感同身受，还有电影中洋溢的热情、思想、信念与情怀。

我们无法确知，当代中国电影所呈现出的那些奇葩现象是否能够得到扭转，这其中，电影的主体观众也要承担必要的责任，但我知道，如此下去，当代的“小鲜肉”电影只能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史留下一笔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