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徐俊谈《魏书》及“北朝四史”的点校与修订（上）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修订本《魏书》将与读者见面。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本文是访谈的上篇。

（一）“北朝四史”的点校概况

澎湃新闻：随着“二十四史”修订本陆续问世，当年各史的点校历程，成为大家所乐知的话题，如《史记》与“二十四史”点校的序幕、两《五代史》与“上海五史”点校的情况等。《魏书》是“北朝四史”之一，南北朝“八书二史”主要由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史学大家分别主持完成，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读者的好评。能否请您谈谈当年的情况？

徐俊：南北朝诸史分别由王仲荦先生所在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唐长孺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的。在1958年拟定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就已经明确宋齐梁陈四书和《南史》（即所谓“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即所谓“北朝四史”）由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起初也希望武大承担，武大表示有困难后，又曾动员山大承担，最终没有达成，另作了安排。

“北朝四史”点校工作开始于1960年底，在1963年秋唐长孺先生借调进京之前，主要在武汉进行。武大历史系成立了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点校小组共七人，唐先生担任组长，成员有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等，其中陈仲安先生后来作为唐先生助手，全程参加了“北朝四史”点校。

档案保存了石泉先生1961年4月12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提出改进工作的三点意见，同时也介绍了点校小组的情况：

从去年年底以来，在我系参加了由您局组织领导的校点北朝四史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走过弯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些多快好省的办法，以求既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又能加快工作进度。

按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与工作状况（例如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先生因课忙，始终也未参加这一工作……），能在年底以前完成北齐、北周二书（约四十万字）就算不错，……如果还要继续搞《魏书》、《北史》两部大书，照现在这样的进度，真不知道会拖到哪年？

当年5月，具体负责“二十四史”点校的赵守俨先生到武汉、济南出差，了解点校情况。“武汉大学校点的北朝四史，暑假前可完成《周书》、《北齐书》的本校和与《北史》的校勘。估计再有七个星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明年只能完成《魏书》一种。不同意担任《隋书》的校点工作，唐长孺表示可以把资料提供给山东大学参考。”（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北朝四史”在内的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在此期间，“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周书》和《北齐书》，从档案保存的与武大方面的往返书信看，点校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借调进京集中校史，《周书》全部完成并付型，未及付印，《北齐书》基本完成。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北朝四史”的出版都在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之后，《周书》1971年11月出版，《北齐书》1972年11月出版。《魏书》《北史》的主要点校工作都在1971年以后进行，《魏书》1974年6月出版，《北史》1974年10月出版。

唐长孺先生曾经说：“回顾自六四年以来，校勘北（朝）四史先后六年，中经十年浩劫，我精力旺盛时期也就这样过去了。七四年后，我大部分时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我想这二十年来，如果说有什么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献整理方面。”（1987年9月3日致张泽咸信，张泽咸《温故与怀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从1960年底算起，“北朝四史”点校历时近十五年。其间1963年、1967年、1971年，唐长孺、陈仲安先生三次奉调进京，在中华书局工作近十个年头。1975年以后，唐先生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吐鲁番文书整理。

（二）唐长孺先生等进京及翠微校史

澎湃新闻：在历时二十年的“二十四史”点校历程中，先后三次都在借调进京之列的，为数不多，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唐先生等一批学者借调进京，翠微校史成为学术界传诵的佳话，当时哪些因素促成了外地学者进京集中校史？

徐俊：从1958年9·13会议落实毛泽东主席指示、部署“二十四史”点校起，到1978年初最后一种《宋史》出版，历时二十年，其间1963-1966年、1967-1968年、1971-1977年，参加点校的外地学者，先后三次进京集中校史，很多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促成进京集中校史的直接原因是进度的一再拖延。现在来看，当时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严重估计不足，或者说实际工作难度和所需时间与有关部门的要求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1958年9月确定的最早计划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结果只完成《史记》一种。1960年10月古籍小组制定《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在规划颁行前，齐燕铭致函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要求“高等学校协作整理古籍”。据古籍小组代教育部拟文底稿，教育部也曾发文要求凡承担的学校都应采取具体的有效措施，切实抓紧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争取在1961年底以前完成。

而实际情况是，到1961年12月初才落实辽金元三史“校点工作由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三位先生负全责”。其他已经开展但进行得不很顺利的，还有南北朝八书、南北史、两《唐书》和两《五代史》。赵守俨先生说：“除新旧《唐书》须另作研究外，其余各史的人选都基本上适当，主要是因为时间没有保证，迟迟未能完成。”武大方面，唐长孺先生新接手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编写任务，教学任务也比较重，《周书》《北齐书》不得不暂停。

在5月份赵守俨先生出差山大的时候，王仲荦先生就曾建议在《南齐书》《梁书》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王仲荦先生的这个建议，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起始点。12月，赵守俨先生起草了《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随后又代拟了金灿然致教育部刘皑风副部长的信，金灿然签发，并同时抄送了齐燕铭。

赵先生在《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武大担任的《周书》差一点就可以完成，《北齐书》也已做完对校和初点。“就进展来说，借调唐长孺先生也是可以考虑的。惟鉴于他正在编写教材，在系里担负的教学任务较重……拟作为第二步进行。”这一次的动议，只促成了启动山大方面的借调，1962年1月24日，教育部向山东大学发出题为“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王仲荦先生1962年11月借调进京。

到1963年，“二十四史”点校已经开展四年多，进度迟缓，只出了三种，金灿然说：“照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十年也不能毕功。”这年5月，金灿然向中宣部部长周扬做了汇报，请求解决各校担任校点的教师集中时间精力进行点校的问题。周扬作了四点指示：（1）必须抓紧进行，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2）为了保证校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以借调担任校点的有关教师来京，使他们集中时间精力，专心从事整理；（3）可以适当补充人手；（4）编写参考教材的工作如与“二十四史”的整理在时间、人力上发生矛盾，参考教材可以让路。因为有周扬1964年底完成的时限要求，所以借调工作迅速落实。

5月22日，曾任中宣部教育处处长，1961年后负责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的吴寄寒召集包之静（中宣部新闻出版处）、金灿然（中华书局）等专门商量借调之事，会上胡沙代表教育部党组表示将大力支持这一工作，尽可能协助调集有关校点人员来京。会议确定了各史的人员和进度安排，其中武汉大学承担《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借调人员：唐长孺；时间安排：1963年内完成《北齐书》《周书》，1964年内完成《魏书》《北史》。借调名单中还有：

山东大学王仲荦（总负责）、卢振华、张维华（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中山大学刘节、董家遵（暂不调京）；

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陈垣助手，请该校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

吉林大学罗继祖（新商定的校点者，尚未征得学校同意）；

南开大学郑天挺（现在北京主持历史教材的编写，请他多留半年完成《明史》）；

杭州大学任铭善（参加发稿前的复审工作，尚未征得学校同意）。

胡沙另外表示，担任项目较多的学校，可以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一方面可以加速工作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他们通过实际工作得到锻炼，具体人选可由有关学校指定。所以最终陈仲安先生作为助手与唐长孺先生一同进京。

随后的7月，教育部向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发出“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向吉林大学发出“借调历史系教师罗继祖来京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50号）。8月，中宣部又发文给湖北、山东、广东、吉林、河北、浙江省委宣传部（1963年发文第383号）：“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待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关于借调外地专家事，教育部已经通知有关学校或教育厅。有的学校曾来信提出困难，要求免调。但鉴于此项任务繁重，请你们同有关学校或教育厅会商，尽量克服困难，予以支持，务请于暑期内调来（专家名单略）。”

1963年秋冬间，名单中的大多数学者陆续来到北京，入住翠微路二号大院，加上来自民族所的傅乐焕先生、从山西教育学院借调的王永兴先生等，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工作暂停，这一时期就是被大家传为佳话的“翠微校史”。

1963-1966年为期约三年的集中校史，对“二十四史”点校在学术质量上的作用和意义至关重大。此前《史记》《三国志》等各史由个人承担，分散点校，以标点为主，只做简单校勘。1963年后各史点校者集中工作，集体生活，相互讨论，很多共性的问题通过讨论形成了共识和处置办法。校勘方面则明确要求做好“本校”（本书有关部分互校）和“他校”（参校有关史籍），而且要求做得比较彻底，不能信手翻查，并强调尽可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正确意见。重新拟定的校勘细则包括：（1）凡改字的地方，都要写出校勘记，说明根据和理由；（2）采用成说，要说明出处，错误的意见不取；（3）别本、别书的错误，两通的异文，无关重要的虚字的出入，一律不入校勘记；（4）用本校、他校发现的问题，除极有把握的以外，一般只写校勘记，不改本文；（5）校勘记尽可能作出判断；（6）属于史实出入的，不写校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来看，这六条可以说已经成为现代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也直接影响和主导了后来的点校工作，即使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后又有一些新的要求，也基本没有偏离1963年确定的主旨。

（三）《魏书》点校的两个阶段

澎湃新闻：“北朝四史”的出版都在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工作之后，《魏书》1974年出版，主要点校工作是在1971年以后进行的，那“文革”前《魏书》点校是怎么样的情况？

徐俊：简单说《魏书》点校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朝四史”点校，从开始阶段在武汉到1963年后在北京，点校组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周书》《北齐书》，1966年“文革”开始前，由唐长孺先生亲自承担并基本完成。1971年后，唐长孺先生负责《魏书》，陈仲安先生负责《北史》，分别承担完成。虽然1963-1966年由其他人承担过《魏书》点校前期工作，但“北朝四史”自始至终都由唐长孺先生主持。

从现有档案资料看，1963-1966年这一阶段《魏书》点校并未搁置，而主要由王永兴、汪绍楹先生承担。

在2002年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王永兴先生写过一篇《我与中华书局》，他说：

1963年，我从山西太原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工作，这是我与中华书局缔交长期友好关系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太原有令来，命我立即回山西。在反右运动中，因株连，我被遣送到山西太原，控制使用，改造思想，我没有留在中华书局的自由。在中华书局短短的十个月中，实际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的是赵守俨先生，他待人真诚友好，在校点工作中帮助我。他知道我被遣送后的处境与生活，安慰我，因而我与他结下了一生相知相勉的友谊。

王先生在点校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他本人和各种回忆文章很少被提及。在档案所存1964年“二十四史”小组工作汇报中，有几次比较集中地谈到了王永兴先生所承担的工作。7月8日的汇报中说：

《魏书》——王永兴先生《册府元龟》对校工作本周内可以结束，关于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问题，王先生曾和唐长孺先生商量过，大致打算这样进行：石刻方面的校《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等三种。《太平御览》、《北史》、《通鉴》，唐先生意见，《通鉴》不作通校，有问题时查一查。其余就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吸取前人成果的工作。王永兴要求和守俨同志谈一谈具体作法（赵守俨眉批：已谈好，先校《御览》）。

9月5日的汇报中说：

王永兴先生的《魏书》工作，由于家属来京过暑假，时间上有些影响，校《御览》的工作预计再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御览》校完后，准备校石刻，先校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和《八琼室金石补正》，这两部书现在都在唐先生手头用着，恐怕抽不出来，是否需要再各买一部。其次想吸取日本人对《魏书》的研究成果，根据《敦煌资料》里有些目录，北图和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洋杂志》、《史学杂志》（日文），不知能不能联系借出来，如果不能借，还需要王先生自己去看。《魏延昌地形志》，已确知北大图书馆有，准备下星期去联系和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不能借、抄，还是照像或采用别的办法再作决定。王永兴先生打算校完了以上各书，再参考二张校勘记即开始写校记。

王永兴先生的交稿信

此后，按照赵守俨先生的布置，王永兴先生于11月底完成了三卷样稿，王先生在交稿信中说：“这三卷书，在《魏书》一百三十卷中，无论就篇页数，或校勘上来讲，都是中等。”“平均起来，每卷用时将近六天。版本校和标点用时二天，将近四天写校记。版本校和标点的时间，可能压缩在一天半之内，写校记的时间，只能稍加压缩。总之，校点一卷的时间，恐不能少于四天，可能要用五天。”还对干支校勘做了说明，最后附言：“日人内田智雄编写的《中国历代刑法志》，其中有《魏书》部分，在校勘上是有用的，最好能买一部。”编辑部的两位先生审查了样稿，其中吴翊如先生审读了卷七上《高祖纪上》，撰写了十九页审稿意见，指出标点校勘错误及不合规范之处，吴翊如先生说，“所贵乎专家者，希望能在骨节眼上解决问题”，而恰恰“不像是一位老师傅手里出的活”。吴先生的话比较苛刻，细究所提意见涉及到的问题，一方面是校勘记的判断是否允当与内容是否充实，一方面是对标点规则的理解与实践，脱开一点看，其实都是点校者刚着手时常见的现象。

12月底，王永兴先生又提交了卷二《太祖纪》、卷一一一《刑罚志》共两卷，并对分段提了初步意见。赵守俨先生亲自审稿，对校勘记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这段时间一再撰写、审读、修改样稿的情况看，与编辑部的计划是一致的，即计划由王永兴先生承担《魏书》点校，但仍由唐长孺先生定稿。

王永兴先生中止《魏书》的工作，是“太原有令来”，根据1965年1月18-23日“古代史工作周报”所记下周工作重点，有“与王永兴办《魏书》校勘资料的交接”的工作预备，王永兴先生在1965年春节前后，应该就离开北京回山西了。据“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简报可知，王先生离开中华，相关资料移交给了借调在中华的另一位先生汪绍楹。

汪绍楹先生是一位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先生曾以《怀念古籍整理专业户汪绍楹先生》为题，对他整理的《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给予高度评价。汪先生除了曾经参与《魏书》的点校外，还是《隋书》的前期点校者。1965年初，汪先生接受继续点校《魏书》的任务后，起草了《魏书校点进行计划》五纸，对《魏书》版本校、本证与前人成果、北魏部族姓氏译音、西域地名人名、《魏书》地形志等方面谈了具体意见，最后表示校点时间估计约两年零四个月。

另外从汪先生的计划和赵守俨先生的批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王永兴先生所做的工作和程度：（1）以殿本为底本，通校百衲本和《北史》，但没有做其它版本校，所以没有完整版本校记录；（2）完成了《册府》《御览》等他书校，以卡片做了校勘记录，“基本上相当仔细”；（3）本校工作似未完整通校；（4）前人成果，拟随校随对。

汪先生这份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文末另列一项，从百衲本影宋本阙卷校语、殿本沿北监本多臆改、殿本讳字回改，以及增加南监本（多与宋本合且与王先谦校记所据本相近）等方面，根据校勘实际，提出将《魏书》底本改用百衲本。赵守俨先生4月5日批示：“改用百衲本作底本，须征求唐先生意见，北朝各史须保持一个体系。此书如决定汪校点，似应向他说明：多多依靠唐先生，仍请唐先生定稿。”

从1965年4月到1966年春，汪绍楹先生的《魏书》点校工作约一年时间，按他两年四个月的计划，全部工作约将过半。据赵守俨先生1971年2月19日起草的《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截至“文革”开始，“《魏书》，汪绍楹点校，基本完成，待加工。《北史》，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未完成，部分标点过。北朝史由唐长孺总负责”。并对工作安排的先后变动做了说明：《魏书》先交武汉大学点校，1963年以前始终没有动手。“后来由王永兴担任，因工作质量不高，又换汪绍楹。”

归纳而言，《魏书》第一阶段的工作，由王永兴先生基本完成他书校勘，并试做样稿；由汪绍楹先生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点校并撰写校勘记，“基本完成，待加工”。

另外在1967年春“二十四史”点校曾经短暂上马，分为七个组进行工作，第一组就是北朝各史，前后历时一年，基本上按原来办法进行工作，新的点校原则始终未确定，进展不大。这一时期武大历史系除了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外，增加了姚薇元先生。

《魏书》点校的后一阶段，也即最终成书阶段，在1971年之后，由唐先生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重新点校，撰写校勘记。通校了百衲本、南监本、殿本、金陵书局本，参校了北监本、汲古阁本。实际操作中，以百衲本为工作本，诸本相较，择善而从，形成了后来通行的《魏书》点校本。

这个阶段的工作地点在王府井大街36号，唐先生自己完成了《魏书》点校，负责陈仲安先生点校《北史》的定稿，参与了《晋书》载记部分的复审加工。唐先生跟中华员工一样，每天都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唐先生和陈仲安先生常在下班之后、上班之前，赶在清洁工之前，主动打扫楼道、擦拭楼梯扶手。唐先生每月交党费，与白寿彝先生都交一百二十元，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年轻人月工资的两倍多！书局当年参加点校责编的老编辑魏连科、张忱石先生等，都撰有专文深情回忆唐长孺先生校史生活，生动感人。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