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评论｜《三和人才市场》：底层青年的身份建构与反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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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人才市场》：

底层青年的身份建构与反抗实践

作者丨丁伟伟

指导老师丨张慧瑜

2018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讲述了几位二代农民工在深圳身无分文又无事可做的“挂逼”生活。这些被称为“三和大神”的青年人悬浮在社会的角落，干一天日结工玩三天，吃着4元一碗的“挂逼面”，喝着2元一大瓶的“挂逼水”，在1元一小时的网吧里通宵，或者睡大街。他们缺乏家庭责任感，对未来没有规划，以最低的生活标准换取“不被压榨”的自由，和父母那一代的传统农民工吃苦耐劳的形象相去甚远。作为社会底层青年在融入社会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影片中的“三和大神”们深陷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留守儿童等问题的困扰，和乡村生活、城市生活双重脱轨，在社会制约性和主体构建性中完成底层青年的自我身份建构，用一种更加“佛系”和“躺平”的态度抵抗主流社会对自己的社会期待。

一、世界工厂的螺丝钉：

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

影片中，NHK通过对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东东、宋春江、陈勇等三和大神们的采访和跟拍，展开了对这一群体形成原因的理解：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东东这样留守儿童的增加，这群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知识技能储备，来到城市后只能选择机械重复的低等工作，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充当一颗“螺丝钉”。工厂中的压榨和不公平待遇让这群青年失去了对长期工作的耐心，“与其每天痛苦不如打一天工玩上三天”的心态让他们转向不受限制的“挂逼”生活，选择日结工这种逍遥又自在的劳动状态。除此之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和大神们也面临许多为他们设置的危险陷阱，黑中介、买卖身份证、网络赌博等社会越轨行为让这些年轻人无法自拔。一系列原因环环相扣，建构了三和大神的自我认同以及在就业市场的底层身份。

从叙事层面来看，《三和人才市场》从微观视角讲述受访者个人经历的同时，不断地插入对中国制造业现状、深圳城市空间、留守儿童问题的描述和思考，交代了“三和大神”的身份是社会结构和微观主体在社会实践中互动的结果。个体的选择看似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但无论是东东还是宋春江，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小人物。这种“大国”与“小民”的交叉叙述，更加凸显了个人命运在时代浪潮下的颠簸迷离。

联系中国实际，三和大神形成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原因。从阶级的角度出发，三和大神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属于工人阶级。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被理解为贫穷的、非现代的空间，中国的城乡分化加剧。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凭借廉价工人劳动力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人阶级从中国社会的主人公、“领导阶级”，沦为落后的社会底层（戴锦华，1999）。在影片的叙事中，三和大神就被描述为一种落后的、贫穷的工人形象，忍受着主流价值观批判和凝视。

在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人数量的减少。随着20世纪80年中后期城市改革的启动，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国内以城市为现代化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农村沦为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供给地，沿海地区以出口为主的生产模式不断地吸纳农村廉价劳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地区再次被边缘化。为了满足生存需求，初代农民工源源不断地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留下家中的孩子与父母在外打拼，埋下了留守儿童的隐患。

三和大神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被留在家中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留守经历中已经蕴含着“成为农民工”的内在推力与外部强制力。东东的母亲当初就是为了改变家中困境，从农村跑到了珠三角地区打工，每个月稳定地给家里打钱维持生活。这让东东觉得到城市务工就能积累财富、改变命运，甚至“成为城里人”。但是这些主要由留守儿童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以80、90后为主）在来到城市之后，面临的是和老一辈截然不同的产业环境。伴随着后现代的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产业的转型和转移，我国正走向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中国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经济结构的主流，而工人们栖息的第二产业规模正在缩小，并往高新技术产业靠拢，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上升。缺乏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就业选择和机会都大幅缩水。与此同时，中国没有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为了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选择用压低工人成本来降低生成成本，进而增加竞争力，专制和充满霸权的工厂体制让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就业环境更为恶劣。厂内的正规就业渠道缺乏上升空间、任务繁重、自由受限，这些来自社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因素都推动着“螺丝钉们”离开工厂，另寻出路。

二、无以为家：

第二代农民工的双重脱轨困境

在社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外力推动下，三和大神离开了工厂，却没有离开城市，而是以“悬浮”的状态游走在城市边缘，不愿意回到农村，也无法在城市扎根，处于一种与城市和乡村双重脱轨的危险境地。宋春江和自己的朋友们宁愿睡在大马路上，也没有考虑过回老家娶妻生子。他们对未来的构想就是没有构想，在城市中能过一天就是一天。这种无以为家的不稳定状态与第一代农民工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将三和大神和其他打工群体区分开。《三和人才市场》将纵向发展的两代农民工拉到同一个平面内进行比较，从城乡文化空间分别讨论两个群体的处境和心态。为什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强烈的逃离乡村渴望？为什么他们在城市打工碰壁后不愿意回家？

“三和大神”的父母一辈，即第一代农民工在改善生活的期盼下来到城市寻找更多机会。城市只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他们流动的目的就是为家里挣更多的钱、实现阶级上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忍受长期高强度的劳苦工作，在家庭责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束缚下，对工作的容纳程度更高。资本的逻辑让初代打工者在剥削和劳动中勉强获得维生的资本，但无法实现阶级的跨越。三和市场附近的早餐店老板陈用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截止到《三和人才市场》拍摄时，陈用发已经在深圳打工18年，并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拥有了一个早餐店和稳定的家庭，虽然每天都要维持高强度的劳动，但他觉得长期稳定的劳动才是支撑生活的动力，对此习以为常。他们清楚自己的根在农村，不指望自己能在城市中拥有金钱之外的情感依托，称自己为“深圳的第六类人”，把生活了将近20年的城市称为“别人的城市”。对于初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乡土情结是浓厚的、清醒的，对农村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始终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

相比之下，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经历了从“天堂”到“牢房”的落差。片中的三和大神赵海形容深圳“远看像天堂，近看是牢房”，既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生命早期的留守经历中，这些后来的“三和大神”连续经历着失败的社会化，原生家庭无法给予其资本之外的社会支持。在村里，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外出打工常态化的文化氛围，成长过程中与农业和土地较为疏远。第一代农民工的外迁削减了农村的集体仪式，父母的缺席也让他们的子代从文化和心理层面都对乡村生活较为疏离，同时对城市充满向往。无论是宋春江还是东东，他们在外出打工时都没有受到父母的阻碍，这种农村人口的流动现象呈现出代际效应的深远影响。对城市的想象从父辈的“维持生活”变成了“追求自由”。在后者的影响下，二代农民工们缺乏进入城市的核心动力，在工作遇到困难时无法坚持下去，无法适应父辈们的农民工体制。

留守儿童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的缺失。在强调人才的当今社会中，教育是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方式。从1986年起，我国便制定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由于全国各地的教育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这一制度在各地的落实和完善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周期。一直到 2007 年春，我国所有农村地区才开始统一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以80后、90后为主的三和青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义务教育政策，文化教育只能依托家人、村里的支持。然而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老一辈人对教育较为漠视，加上农村教育体系的衰落，这群二代农民工拥有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处于弱势地位。《三和人才市场》中提到，深圳的打工者中有60%左右的人是初中学历，三和大神们既没技术又没学历，在城市的文化空间和物理空间中都只能处于边缘地位。

三和大神们是挣扎的，这种挣扎构成了理解其生存处境的两个面向。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在低收入、强劳动、缺乏就业保障的劳动体制下，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生活，城市无法满足他们对自由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三和大神们并非不想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宋春江和他的两个伙伴都知道什么样的日子才是“正常人”要过的生活，但是在就业形势面前，不愿意进入工厂被持续压榨的他们只能承认自己“没资格”；另一方面，农村是他们心中“落后”的存在，从出生时起就被灌输“离开农村”的想法，让三和大神们对农村和原生家庭没有归属感，东东宁愿从一个城市飘向另一个城市，也不愿回到农村爷爷奶奶身边。这种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脱轨使得三和青年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无法体验都市的消费主义文化，并从中获得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填补了三和大神们精神世界的空缺。他们转而逃离实体空间，逃匿到网络虚拟空间中寻找自由与存在感。1元一小时的网吧里，充斥着大神们对自我实现的满足与成就感。

三、反抗实践：

阶层固化下“躺平”的青年一代

《三和人才市场》中展现出来的青年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他们在对社会和自身的认知中建构自我认同。在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青年有了更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希望跳出传统的社会期待，自由地选择人生道路，追求个人幸福、实现自我价值。从对大神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成长经历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自主选择”其实只有很少的几个选项。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三和青年能选择的路只有卷进去、接受工厂的压榨，或者躺平、过一天是一天，看似自由，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自由的一无所有”。这就是脱离系统的代价。

在既有的工厂文化面前，三和大神们选择了一种否定主流社会评价标准的反抗实践和集体退出的逃离与反抗，构建起外界看来十分消极、但是群体内部足以自洽的话语体系。在“挂逼”的象征符号下，他们抵抗劳动，专注自身享受。片中的个人中介邓大海评论三和大神时说：“这些人思想已经高度接近升天，吃喝都不用管。天为盖地为席，今天有十块钱就花掉，不管其他的。”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可以看出这些人的需求停留在生理层面，至于更高级的那些需求，并不在三和大神们对生活的衡量标准内。同时，主流社会中所痛斥的网络游戏、赌博文化能分别给他们带来在虚拟社会中的阶层跃升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提升，是他们在基本生存之外感兴趣的“机会”。三和大神们希望去除一切外在的、资本的声音，专注于满足自己能切实体会到的需求，在外界的那些评价标准面前“躺平”。这是一种低欲望状态下的自我安慰，也是一种面对外界期待的自我保护。

城市化的推进和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普及让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扁平化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和普通青年共享着同一套欲望体系和现实需求，但二者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割裂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和中等阶层之间，在更高的阶层之间也同样存在。由资本主义话语构建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被嵌套在一套社会制度下，有无数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否过得“成功”，而三和大神就是站出来反抗这种标准本身的一个群体。对于这群社会底层青年而言，能反抗的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能选择“如何”接受剥削而非“是否”接受剥削；对于一小部分白领青年而言，或许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但这种反抗往往是暂时，最终还是要回到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生活轨道中。

如今在新一代普通青年中出现的“反内卷”和“躺平”等呼声，在笔者看来，其实是三和大神的精神在其他阶层中的传递与延续。“躺平”不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排斥和抵触，而是对整个评价系统的反抗与反思。然而，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下，这种反抗终究是暂时的、有限的。纪录片的最后，三和大神东东选择回到母亲身边，在亲戚家的理发店里做学徒，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终究还是要回到主流社会的浪潮中，接受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接受自己从诞生之初就已经注定的命运。

参考文献

[1]戴锦华. 隐形书写[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2]张慧瑜. 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M]. 三联书店, 2012.

[3]张慧瑜. 在希望的田野上：危机时代的文化乡愁.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2019. https://mp.weixin.qq.com/s/--G-KTZdeZRxEKD3ZaaL9Q

[4]张锡明. “三和大神”的身份建构[D].上海社会科学院,2020.

[5]赵巍.从留守儿童到三和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化与自我认同[J].求索,2021(02):90-97.

[6]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J].社会学研究,2014,29(02):170-188+245.

[7]黄斌欢.无根社会：新工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干预[J].青年学报,2021(02):71-79.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2021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1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三和人才市场》：底层青年的身份建构与反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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