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何德章谈《魏书》的编纂、点校和修订

编者按：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修订本《魏书》将与读者见面。何德章教授出生于1965年，1982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田余庆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1992年博士毕业后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兼任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2010年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为《魏书》修订负责人，何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说明。

何德章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澎湃新闻：《魏书》的作者是南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魏收，对此人当时及后世褒贬不一，甚至于《魏书》也被称为“秽史”。请问您对魏收和《魏书》有何评价？

何德章：《魏书》记录北魏及东魏时期的历史，全书一百一十四卷，由于一些卷分为上下两卷，或三卷、四卷，实际是一百三十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魏书》作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是见证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史书。其之所以重要，与北魏一代历史的特殊性有重要关系。

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北魏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立并长期统治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与后来辽、金、元等政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有着与辽、金、元等政权不同的历史特点。创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不仅结束了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五胡”纷争、各族政权林立的状态，而且在经历一个世纪的曲折过程后，带领从草原进入中原的各族群，主动而决绝地融合进中原文明。北魏时期形成的许多有别于秦汉的制度，统一的隋唐仍加以改造利用；北魏时代形成的许多社会风尚，影响及于隋唐。深入地解剖以北魏为主体的北朝历史，对理解隋唐统一、理解华夏文明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各种层次的历史教材，都会讲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北魏历史是中华民族必须珍视的历史记忆。而了解北魏时代的历史，《魏书》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凭借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魏书》的形成过程与北魏历史相始终。带领拓跋部走进中原并创建立北魏政权的道武帝拓跋珪，命邓渊撰写了一部称为《代记》的编年体史书，记述拓跋部的成长过程，将拓跋部的历史与中原文明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勾连，今本《魏书》首卷《序纪》，尚存其梗概。

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服务于北魏王朝的一些中原士大夫，以崔浩为首，试图将拓跋焘打扮成复兴周孔儒教的“太平真君”，在文化上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就包括编写《国史》，又称《国记》。崔浩编成这部史书后，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都城西边树立石碑，加以刻写，示于众人。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记载，崔浩在书中称，拓跋皇帝是汉代降附匈奴的名将李陵的后人。崔浩本意是要颂扬北魏统治者，进一步强调拓跋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联系，但步子迈得太大，鲜卑族人并不买账，群起攻击史书失实，侮辱了他们的感情。可能还有其他内容引起鲜卑人的不满，崔浩被处死，大量中原士人被杀，这部《国史》自然也就在禁毁之列，以至于北魏前期的历史，史料极为贫乏。

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试图树立北魏在华夏历史中的地位，有意识地割裂北魏政权与草原传统之间的关系。北魏当代史的编撰也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李彪等被孝文帝任命为修史官员，撰写纪传体《国史》，从而确立起《魏书》的基本框架：北魏承续西晋，为华夏唯一的正统政权；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方的东晋、宋、齐（以及后来的梁朝），都属于僭伪，这些政权的历史梗概，被置于《魏书》列传之中。

北魏末年政治大乱，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各自以北魏继承者自居。魏收在北齐初年最终编撰完成《魏书》，承担的是否定西魏及南朝梁政权，为北齐“争正统”的政治任务，并不是出于秉笔直书、存续历史的个人旨趣。

魏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受当时推重、其本人引以自豪的，都是擅长写骈体文。他也因此具有文人“不护细行”的典型特征，恃才傲物，不拘行检，常常出口伤人，德行难以服众。所修《魏书》，记录的北魏后期史事，多与当时朝廷官员家族关涉，他们都希望在书中为自己家族的人物“作佳传”，当时之人记录当时之事，即使据实书写，也不可能人人欢颜。《魏书》修成后，许多人见其中有不利于自己家族的记述，群起攻击，称之为“秽史”。他们攻击的一个理由是：“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书中记录了大量与魏收沾亲带故者的事迹，不少就相当勉强。书中记别人家的臭事，于修史者家族人物则只录佳言美行，即便这些都是事实，引人攻击也在所难免。但攻击者要求改写自己家族的相关记录，也未必就正确。

由于《魏书》政治上正确，北齐皇帝对攻击《魏书》最突出的几个人物加以严惩，又责成魏收两次加以修改，才成定本。不少人怀恨在心，北齐灭亡后，甚至有人将他的坟墓挖开，将其遗骨抛掷于外。

由于《魏书》成书后就受人攻击，又以东魏为正统，而隋朝统治集团来自西魏，所以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认为《魏书》“褒贬失实”，令魏澹重新编写了一部九十二卷的《魏书》。唐代又有人编写了《魏纪》《后魏书》《魏典》《元魏书》《后魏纪》等书，篇幅多少不等，这些书出于种种原因重新编写的北魏史，史料基本上都出自魏收的《魏书》，当时就不受重视，结果仍只有魏收的《魏书》流传下来。《魏书》当时人称之为“秽史”，隋唐人认为其“失实”，有着上述背景与原因，并非本身有什么严重问题。

《魏书》虽题名魏收撰，但实际上是北魏初到东魏末年约一百六十年间逐渐积累的文本，保存了基本的历史信息。

从史学史的角度上来说，《魏书》仿《后汉书》基本体例，又有所创新。其列传中的类传及十篇志的编排次序，颇有史识，并影响到后来的正史。魏收于十篇志，着力较多，也特别受到史学研究者的推重。其中《食货志》是魏晋南北朝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讲述经济状况与经济政策的专志，而且详录均田制令文；《官氏志》记录了草原部落、氏族名号及其进入中原后所改姓氏；《释老志》记录了当时佛、道二教兴盛情形，都可以称得上创见。北魏百多年中，政区变动不定，以任何具体时间作为记录点，都不免有疏略之讥，三卷《地形志》以东魏政区为纲目，又以小注的形式述汉代以来到北魏末的分合置废，兼述河流、神祀等情况，使后人得以考知相关史事，功不可没。《魏书》大量照录当时诏令、奏议及单篇著述，以致篇幅臃肿，从史学上说缺乏剪裁，但也因此存留了大量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俱是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史料。

周一良先生（图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官网）

关于《魏书》的史学成就，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一文，有详细、中肯的评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魏书》形成过程虽然曲折漫长，最后却匆匆成书，魏收除补充了北魏末至东魏时一些史实外，主要做的工作大概还是“辨定名称”，以迎合政治需要，似乎并没有做艰辛的裁剪、考订、编排、冶炼字句等工作。现存出自魏收之手的各卷，有的长篇累牍，有的短短数页，文字芜杂，史实矛盾甚至重复错误者不少。对研究者来说，尚不是问题，但对一般读者，不免有不忍卒读之病，这也应是《魏书》后来流传不广的一个原因。

澎湃新闻：据了解，《魏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残缺，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您能详细地讲一下具体情况吗？

何德章：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魏书》成书时便受到有理或无理的攻击，其政治史观又与隋及唐初统治者不合，隋唐时总有人试图重写《魏书》。后来李延寿编成《北史》，总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隋朝历史，于北魏部分，史实主要采自《魏书》，但篇幅有改易，文字有剪裁，史实有增加，所持历史观念也更符合当时人的口味，故颇受重视，人们了解北魏史，更喜欢读《北史》。虽也有人在研读《魏书》，但在书籍抄写流传时代，人们往往会只抄写书中自己喜欢、合用的篇卷，因此《魏书》慢慢不复完整，有的整卷丢失，有的部分内容残缺。

北宋嘉祐六年（1061），命史官全面检查前代史书。参与《魏书》检核的是刘攽、刘恕、安焘、范祖禹等熟悉北朝史事的著名史家。根据他们的结论，其时《魏书》一百三十卷，“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但 “亡逸”的各卷，其时业已由前人用其他史书中的相关篇目与内容加以补足，《魏书》当时在形式上仍是完整的，只不过不少篇目已不是魏收成书时的模样。也就是说，《魏书》在北宋雕板印行前的残缺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只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补，却不得而知。

刘攽等人经过比对文字，查出“亡逸”篇卷，有的补自《北史》，有的补自隋人魏澹所撰《魏书》，有的补自唐人所撰《后魏书》，有的补自唐人高峻所撰记录南北朝历史的《小史》。刘攽等人将其比对的结论，在目录上注明，并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些用来补足《魏书》的史书，除《北史》外，都已不存。这些史书中关于北魏的史实，其实也都是出自魏收《魏书》，用它们来补足《魏书》，保存了一代历史记录，虽非完璧，但不失旧规，这对史学研究来说，终究是一种遗憾，而对了解北魏历史却并无大碍。

除了宋初即已残缺、不全且已补足各卷外，流传至今的《魏书》古本中，正文文字中注“阙”、“阙字”者，还有二十九卷之多，有的甚至整板失刻，也有后人用他书补字而未明言者。

《魏书》点校以及此次修订，不可能恢复魏收写定时的原貌，主要还是清理北宋雕板印行后各种版本之间的歧异、通过本书内证、他书引文以及史实考订，确定最为准确可靠的文字，或指出文字存在的问题。

澎湃新闻：学术界认为唐长孺先生的点校本《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的，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唐先生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德章：对《魏书》传世文本的整理，始自宋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即用“考异”的方式，对《魏书》中文字歧异、矛盾之处有所指明。宋代雕版印行，元、明时又对宋代传下来的残缺版片加以补刻重印，形成所谓“三朝本”，这成为后来《魏书》各种版本的祖本，包括明代的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代的殿本、金陵书局本。

传世的“三朝本”，虽是《魏书》的祖本，但不少版面邋遢一片，难以识读，一些版面几乎空白，文字错误也不少。近代张元济欲加重刊，发现这一版本“鲁鱼帝虎，不能尽刊，断篇脱字，所在而有”。明清时传下来的几种版本，对文本讹误、脱缺也进行过审订、修补，其中南监本改补较多，因其早出，对后来各本影响也大。这些修订，大都没有文字记录，也并非全都正确，同时新增版刻错误也有不少。只有殿本在各卷后附有“考证”，对所作改补做了说明，共三百余条，这是今天保存最早且完整的官方主持的关于《魏书》的考证，但从考证的内容来看，一些改订同样存在问题。因此，这些版本很难说哪一种版本最好、最善。

清代校勘学大兴，赵翼的《陔余丛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洪颐煊的《诸史考异》对《魏书》的考订着力尤多。卢文弨对《乐志》进行了考订，温曰鉴、张穆、杨守敬分别对三卷《地形志》作了考订，也都是相当重要的成果。

近代张元济搜求古本，重印古史，其中《魏书》以宋、元、明递修的“三朝本”为基础，广泛搜求传世善本加以补订其文字讹脱，吸收了王先谦利用宋本比勘汲古阁本所得八百多条成果，形成一种新的本子，号称“百衲本”，所做修订有校勘记传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重印时，又利用陈垣先生的重要发现，从《册府元龟》中补齐《乐志》所缺一版。百衲本《魏书》，文字最为完整，又经严肃修订，印行后流传广泛，成为学界研究北魏历史主要依凭的版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唐长孺先生主持《魏书》点校，基本上也是以百衲本作为首要的版本。

唐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名家，点校本《魏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后，受到学界推崇和广大读者好评，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是不是“二十四史”中点校水平最高的，不敢妄予评说，但唐先主持的包括《魏书》在内的“北朝四史”（其他三部是《周书》《北齐书》《北史》）的修订，前后历时十年，与其他各史相比，其成果的确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点校本《魏书》以百衲本为基础，比勘诸本，同时系统地比对《魏书》传世文本与《册府元龟》《通典》《通志》等相关文字，确定了大量文字，而且在文本不露痕迹的情形下，发现并利用《册府元龟》等书，补足了《礼志》《刑罚志》两卷中的脱页，共补六百四十二字，使文本更为完足。

其次，点校本《魏书》全面参考、引据前人研究成果，并将其反映在文本之中。其校勘成果前人研究之大成，引证丰富，考订广博，按断精审，发现并解决了大量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所做近两千条校勘记，不只是记录文字同异，而且说明取舍理由，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甚至多达一千数百字，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熔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开创了一种新的古籍校勘范式。

再次，点校本对《魏书》原文加以分段、标点，成就卓著，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其新编目录，既守传世文本旧貌，又根据史传内容，以字体显明层次，便于检阅。

可以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学者，除非特殊需要，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点校本《魏书》作为研究使用文本，收事半功倍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点校本《魏书》对保存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北朝历史研究，其功甚伟。

澎湃新闻：这次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您又做了哪些工作？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

何德章：此次修订，是按“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和工作程序进行的，基本原则与目的是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具体来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厘清文本情况，确定准确的文本，是修订主要目标。

由于点校本《魏书》是在特殊年代进行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比如点校本以百衲本为主，比对诸本，采取“择善而从”的原则。不少文字改动并没有校勘说明，这使点校本《魏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衲本”。这对一般性阅读影响不大，但从文本源流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不妥之处。此次修订，采用底本校的方式，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古阁本、局本为参校本，凡原点校本按“择善而从”原则改动过的文字，与底本不同而无校语者，都一一确定点校本改动的版本依据，判断其取舍理由，可从者补充校记，存疑者仍从底本。

比如，卷二八末史臣语中有一句话：百衲本是这样的：“（庾）岳见妃危难之中，受事草创之迹。”“见妃”二字，我们所见其他版本全都作“身犯”，点校本作“见纪”。“见妃”与传中所记庾岳事迹不合，显有讹误，包括三朝本在内的版本作“身犯”则可通。点校本此处作“见妃”而无校语，似乎是径据《北史》卷二〇《庾业延传》末史臣语。此次修订，重视版本依据，改从他本作“身犯”，而以校记说明。

修订本还对点校本正文文字依据传本注“阙”而未处理之处，尽可能查证他书，予以补足，或加以说明，做出判断。

《魏书》修订本编校工作现场（右二为何德章教授）

其二，对点校本所作近两千条校勘记，作了全面复核。

原校记虽称精审，为学界众口推重，但迄今无人加以全面检讨。修订者全面复查了原校记，无疑者加以保留，存疑者斟酌取舍，确有不当者加以改写，确实误失者加以删除。最终删除原校九十余条，改写四百五十余条，沿用一千四百五十条。

经过复核，我们觉得一些校记的确存在误失。如卷五《高宗纪》有一条史文：“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点校本此句下出了一条校勘记，说《册府元龟》卷三二有如下纪录：“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应是此卷此处脱文。我们检核发现，《册府》此条及相关记录，见于《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不能认定卷五有脱文，因此删除原校记。

又如，卷九《肃宗纪》正光元年记：“冬十月乙卯，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汝南王悦为太尉公。”点校本于此句下出校记说，《册府》卷一六一有一条记载：“正光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应是《肃宗纪》此处遗文。经查，《册府》这一条记载，出自《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却将“正元”讹作“正光”，与魏收《魏书》无关，所以修订本也将此条校记删除。

对原校四百五十多条的改写，主要情形是，原校提出了问题，但处置有欠妥当，或者原校提出了某种判断，有更为直接的史证可以印证。如卷七八《张普惠传》有一句史文：“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点校本有校记说：“按语意晦涩，疑有讹脱。”我们修订时，检得《通典》卷五《食货典》引此句作“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市绵麻”，语极通晓，故据改正文并改写校记。

其三，对点校本标点确然误失处加以改正。

《魏书》语句有芜杂之弊，往往一句中提及多个人名，各人又身兼数职，此种情况采用顿号、逗号、分号分明层次，确实不易，且容易造成误解。点校本多采取句读之法，加以点断，虽不尽合语法，然便于阅读理解，此次修订仍其旧貌，未加改动。除了按修订总则补充了大量的专名线外，对五百余处确实有误失的标点，进行了改正。

如卷一六《元叉传》举元叉专权不法之事，其中一事点校本标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校记说：“《御览》卷七〇四引《北史》，此句‘宝’上有‘珍’字，疑当有此字。但《北史》传本亦无此字，今不补。”就此句来说，有“珍”字自然通顺，然汉代至于南北朝，“掌握”更多用作形容词，与“卷握”互训，意思是“一把抓得过来”。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并删除校语。

又如卷六二《李彪传》所记一则孝文帝诏书，点校本标作：“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一句有校记说：“按此句晦涩，当有讹脱。”我们认为将这一句改标作“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则诏书通达可读，故改标点并删校记。

又如《礼志四》中有一句述丧制，点校本标作：“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二十六月十五升”一句，其意不明。“某某升布”是指布的细密程度，数字小者粗疏，数字大者细密，故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更易阅读理解。

其四，按照修订总则，仿照点校本出校体例，新出校记一千四百余条。

点校本《魏书》印行后，不少学者专文提出修改意见，单则零札及研究论著中对史文所做随文校正也有不少，我们尽可能搜求撷取。修订过程中，修订者、编辑者，以及众多审稿专家，通力合作，发现大量新的问题。这些都体现在新出校记之中。这里就不一一举证了。

澎湃新闻：听说您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门下，毕业后又去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那里做助手，您能谈谈两位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魏书》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何德章：年过半百，学业无甚精进，言及师门，深感惭愧。我出生在川北嘉陵江边一个边远的山村，上大学前未曾见过县城，得以在二十岁时入田先生门下，受教六年。博士毕业后，又在唐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日日陪侍。这确实是学术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

唐长孺先生在珞珈山的书房（2007年摄）

如果说到两位先生对自己从事《魏书》修订工作的影响，首先是因此获得参与其事的机缘。如果不是师从田先生，大概唐先生最初不会以“放心”的态度让我进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工作，更不会让我在他晚年担任学术助手，协助他完成数篇论文。如此，便无机缘参加理当由武汉大学学人承担的《魏书》修订。其次，则是压力巨大。《魏书》点校是唐先生主持的，学界推为范本，唐先生的学术境界，我岂能望其项背？负责点校本《魏书》的修订，不免有佛头着粪之嫌。不得已接手修订工作后，田先生又反复叮嘱：唐先生做的工作不要轻易改动，最好别动！压力可想而知。

在历时八年的修订（前后共达十年）过程中，抱着虔敬的心情，秉持学习的态度，承唐长孺先生之业绩，小心翼翼，日复一日，勉力从事，深感艰辛而又快乐。

校书如扫落叶，难以尽除。修订本今已印行，不敢称有功，但自己觉得，朝着使点校本《魏书》更可信重这一修订目标，还是前进了一小步。于民族文化传承尽了绵薄之力，个人学识也有所增益，或可以此告慰两位先师在天之灵！

【上海书评︱北魏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