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谈陈满疑遭诈骗：洗冤，比赔钱更重要的是给予帮助

最近，陈满疑似被网络金融公司诈骗一百多万元的新闻，把这个著名冤案的当事人再次拉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2016年2月，被媒体称为“国内已知被关押最久的冤狱犯”的陈满被宣告无罪，并获得了275万元的国家赔偿。作为一个司法错案，从当事人获得了国家赔偿那一刻起，案件就终结了，但对陈满个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如今看来，陈满这一年来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其实不只是陈满，其他一些冤案的当事人在洗冤后也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比如赵作海，出狱后也经历了家人反目，创业失败，投资受骗等种种的不顺利。在投资受骗这一点上他与陈满的经历很相似。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为什么不幸总是如影随形地追着某些人呢？排除偶然的因素外，也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一场冤狱会给人的心理造成怎样巨大的影响，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甚至是当事人不清楚或意识不到自己心理上的变化。有心理学者认为，冤狱既会让一个人感到盲目自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落到自己身上；同时也会让一个人感到盲目自信，觉得事实最终会证明自己才是对的。

在陈满和赵作海身上是否有这两种心理在作怪呢？不得而知。我们只看到两人都有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执拗。所幸的是陈满还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与帮助，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应该可以更快地从困境中走出，放弃一夜暴富的想法，走一条劳动致富的寻常之路。

当一个错案走到国家赔偿程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目光盯在赔偿数额上，认为赔得越多越能体现司法公正，越能显示国家对纠错的重视程度。这种想法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国家赔偿要赔多少？哪些该赔？哪些不该赔？都是有严格的法律标准的。有人总爱说，多少钱也无法补偿失去的自由。这种表达的情绪化毕竟代替不了法律的理性。况且从现实层面讲，怎样算多？怎样算少？即使是千万的天价赔偿在一线城市也只能换到一套普通住宅而已，离当事人所期待的可能会有巨大的差距，国家赔偿无法满足那些不实际的期待。

所以，还冤案受害人以公正，不能把目光只盯在国家赔偿上，赔钱只是公正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赔偿只代表了一种态度，而其后修复因冤案而受损的心理创伤、社会关系，进而帮助受害人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在新的社会中实现自力更生才是最重要的。

对冤案受害人来讲，比赔钱更重要的是获得帮助，家人的帮助、社会组织的帮助，当然还有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帮助。既然钱不能弥补所有，那么赔偿之后，政府和司法机关持续的关注和关心也是司法公正的一部分，同样不能小视。像陈满这样误入陷阱的情况，如果能得到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及时关注，可能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这么讲并不是说陈满洗冤后就没有人再关心他了，恰好相反，这一年来，陈满的家人、律师、朋友，还有一些社会组织都在关注着他。陈满受骗的这三个月，身边一直都有人在跟拍他，而且早已发现了他被骗，也曾提醒过他，但没有及时通知家人或者报警，这让家人很不理解。

这个行为让我们想到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在新闻界引发的巨大争议。一个以忠实记录新闻事实为己任的纪录片制作者，在面对被拍摄者遇到危险的时候是坚持冷静的记录，还是参与到事件当中去，干涉被拍摄者，从而改变事件的发展脉络。这种选择归根到底是人性与职业性的选择，而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选择也就不再困难了，毕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性可以超越人性。这在新闻界应该是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饥饿的苏丹》的拍摄者凯文卡特在面对内心拷问时，才会最终选择了自杀。

新闻职业伦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是作为新闻从业者却无法回避。

再回到冤案受害人这个问题上来，每一个冤案受害人在回归社会时都会遇到各种麻烦，陈满和赵作海遇到的麻烦更多，国家、社会，甚至是个人对他们多一份关心，也就是多一份公正。

（原题为《洗冤，别把目光只盯在赔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