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堂：一个台湾士绅的“二二八”

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无疑是近代以来对台湾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白先勇先生曾言：“不理解‘二二八’，就不会对台湾人的心理有深刻了解。”诚如斯言。而有“台湾第一士绅”之称的林献堂，他在“二二八”之中的经历和所想，也能恰当的体现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这一事件的真实态度。

林献堂，1881年生于台湾世家大族之台中雾峰林家。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林献堂随家族内渡福建泉州，不久之后又返台经营庞大家业。林献堂从小在家族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国学造诣深厚，这成为他后来长期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的源泉。当时日本在台湾施行严酷的殖民统治，血腥镇压抗日运动，抗日志士死伤惨重。而殖民地子民的台湾人被斥为“清国奴”，完全享受不到与日本人同等之“国民待遇”。1907年，林献堂在日本遇到梁启超，将台湾人民之苦闷倾情以告。梁启超告诉他：“中国今后三十年，断无能力帮助台人争取自由。故台胞切勿轻举妄动，而供无谓之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本国之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界之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人。”随后，林献堂逐步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方式，通过和平请愿和结社、办报等方式，为台湾同胞向殖民当局争取民主和自由之权利。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被日本殖民者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热情激发出来，许多割台时已经成年的老人更是热泪盈眶，盛装以迎前来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军队。许多长期致力于民权运动的台籍知识分子也欢欣鼓舞，对国民党政府满怀期待，林献堂也是如此。1945年，他受邀前往南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次年，在为汤子炳著作《台湾史纲》所做的序中，林献堂写道：“我国抗战胜利，日人无条件投降，本省重归祖国版图，予重睹汉官威仪，参加受降典礼后，归还台中故庐，优游林下，幸复为太平自由之民。”光复后，林献堂还担任了台湾省参议会议员等民意代表职。然而陈仪政府施政不当，国民党将其在大陆的“劫收”之习带到了台湾，引发了台湾民众之不满。经济管理的失败，政治理想上的失望，蔓延整个台湾，危机一触即发。

保护严家淦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缉私队员当街殴打小贩，引发群众愤怒。队员慌乱之中开枪，打死一名围观者。次日，家属聚众在警署门前，要求强力处置；得不到有效回答后，遂前往行政长官署门前请愿。光复以后的施政不当，致使台湾民众心中积压了诸多愤怒。沿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冲击官署，与卫兵发生冲突。卫兵开枪镇压，事件一发而不可收拾。民众起而暴动，攻打军火库夺取武器，占领广播台，消息很快传遍全台，全岛骚动。由于岛内兵力稀少，省政府难以及时弹压，只能固守港口、机场、官署等一些主要的据点。随后的几天里，台北街头陷入混乱，暴徒、流氓和原台籍日本兵等乘势而起，高呼“打阿山”的口号，公然殴杀外省人，许多店铺被焚毁。全台各地，不少外省籍军公教人员轻则遭到殴辱，重则丧命。

事件爆发当日，林献堂在台中陪同省财政处长严家淦，一起出席彰化商业银行的股东大会。不知何故，林献堂的日记正好缺失了从3月1日到3月5日的记载。也许是在混乱的局势之中，林献堂诸事繁多无暇写字，抑或事后为免招祸而删去其内容？笔者暂不得而知。从3月2日起，台中民众也起而效仿台北，此时各地已经陷入混乱，交通和通讯都成困难，外省人更是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严家淦无路可去，只好避入林家。此事被暴徒得知，纷纷聚集在林宅门前，要求林献堂交出严家淦等，并掀翻了严家淦的座车，甚至威胁要放火烧掉林宅。林献堂并不屈服，称“除非你们先把我打倒”。另一方面也好言相劝。慑于林家的威望，暴徒未敢动手。严家淦躲避在林家，一直等到3月12日国府援军将近台中时，方得北上返回台北。期间，仍有暴徒意图袭击林家，幸被巡警所击毙。而经此劫难的严家淦，也一路官运亨通，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以“中华民国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此为后话。

保境安民，资助亲友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惟恐豪绅大族对当局的专制统治构成威胁。在日据时期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对抗殖民当局的林献堂，在光复以后，即上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黑名单”。一来，林献堂有参与皇民奉公会的历史，而且被纳为日本贵族院议员，有“御用士绅”之头衔；二来，林献堂曾被辜振甫等人列为日本投降后台湾独立计划的重要人物，有参与“台独”之嫌疑。以上这些案底成为悬在林献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使得林献堂在面对光复以后的政治局势时，更为隐忍持重。

因为德高望重，林献堂是台湾士林之领袖，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后也被遥列为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常务委员。因为林献堂需要留在台中保护滞留在林家的严家淦，又要留在台中“时局处理委员会”参与主持局面，与左派斡旋，所以他无法脱身前往政治漩涡之台北，参与事件的处理。如此也是幸事，否则在3月9日国民党军队登陆基隆后，他难免会如他的朋友们一样，惨遭杀害——被台中士绅派往台北声援、联络的林连宗即被选入“处委会”，在3月份的大逮捕中下落不明，他虽有“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律师等身份和光环，却也没能保住性命。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中并未发生较大的变乱，本省人和外省人死者四、五名，伤者四十余名；局势也在林献堂等士绅的主持下，较快即恢复秩序。尽管前县长刘存忠等外省籍军公教人员被抓起来集中看管在民众旅社，不过伤亡也并不严重。而林献堂等当地士绅还舍力保护严家淦等外省官员不被伤害，加之台共领导人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武装抗争也让国民党军投鼠忌器，所以国民党军队进入台中后，并未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展开报复，这也算是林献堂等保守派士绅保境安民的一大功劳。

3月15日，局势已经基本处于国民党的军事控制之下。林献堂等士绅前往台北面见陈仪，得知他的旧识好友林茂生、陈炘、阮朝日、吴金炼、林连宗、施江南等悉数被执。林向陈仪说，二二八事件实属意外，请求他对台人宽大处理。大逮捕开始后，前来请求林献堂为之签押作保的家属不绝于道，言语凄凉，以至于林献堂处于“保不胜保”之状态。一位原台籍日军，清乡之中家中被搜出手枪和手榴弹等物而被捕，也来找林献堂为之作保。林苦笑“余有何能力敢负此责任也”。阮朝日之妻，林茂生之妻，吴金炼之妻、陈炘之妻、王添灯之兄等也都数次三番来，请林献堂救其家人，要林献堂作保、说情等。然纵使林献堂有通天之术，也难拯救这些在国民党看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首要之人”。不过，他深晓“外省人之作事皆用感情，而看轻法律与实际”，也尽力救助被捕同志和亲友，不少人就是经他作保才得释放或减刑的。林献堂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资助亲友。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仗义疏财的记载。被本省人殴打受伤的外省籍官员他资助，被国民党杀害的本省精英家属他也资助，去大陆找工作无川资的朋友，他也相助。

积极奔走，力图善后

二二八的血腥镇压，引发了有识之士的不满。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慰”善后。白崇禧奔走岛内，仔细倾听台人声音，挽救了不少无辜民众的性命。3月17日，白崇禧会见林献堂，林献堂陈述了自己认为的二二八爆发之原因：1、国内归来军属（即台籍日本兵）被虐待而出报复；2、青年失业、物价腾贵；3、“野心分子”从中煽动；4、学生纯真易于诱惑；5、贪污官吏被民众厌恶等，请求白崇禧宽大处理。这一定性，仍然指向施政不当的陈仪省府。次日，林献堂再次出席白崇禧的招待会，从台湾民众之社会性格方面，检讨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因素。他说，“台湾受日本之压迫、同化教育，青年多变成急性浅量，不能认识国家，故有此举。”他提出的对策是加强对台湾人的国民教育，“此后对于教育须当努力，以造成之真正国民，不可有互相仇视之心”。

此时林献堂心中依然牵挂着他那些被捕后生死不明的朋友们，想着看看什么时候合适，向白崇禧提出保释请求。“林茂生、林连宗、陈炘、阮朝日、吴金炼……未知他等之命运如何”，孰料他们中多数人已经命丧黄泉。尽管有不少已被枪毙的谣言传来，但是尚未确证。到四月底的时候，他向柯远芬询问林茂生等人情况，柯答“无此案也”。五月初，他再次向警备司令部求证，答“被拘留者中无此人”。林献堂终于明白，“噫！彼等确已死矣！”。悲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受难者家属仍倚门而望，仍不相信这就是事实。吴金炼和施江南的妻子继续奔走来找林献堂，求为其夫盖印作保。林献堂将此消息告知吴金炼的妻子，“汝可以绝望汝夫之生也”；施江南的妻子则仍然不愿相信，林献堂不得已，再次为其盖印作保。林茂生之妻则更为坚韧地表示：“若死亦要问因何而死！”林献堂积极奔走，向当局和大员输诚，力图减少善后之中的冤假错案和民众损失，做官府和台湾民众之间的沟通人。

二二八事件之恶果累累，万众之的指向施政不当之陈仪，国民政府应各方之怒，遂将其调走。五月六日，林献堂在台北出席陈仪的送别宴时，作为代表致送别辞。他肯定了陈仪“不说谎、不睡午觉、不揩油”之三不主义，赞扬其在台之三件功劳：其一，维持台币制度；其二，遣送日俘；其三，设立民意机构。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使得大陆混乱之经济体制不至于侵扰台湾，遣送日俘也卓有成效；陈仪虽有过，但本人确属清廉勤政。然而话并未说透。回到家中，林献堂在日记中，写下了对陈仪最大的不满：“人民望治心急，二二八事件非反叛中央，因要求脱线而误解，请此后时为指示……。”在他看来，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错误并因此而引来对台人的血腥镇压，陈仪难辞其咎。

5月19日，林献堂受邀去台湾训练团为学生进行演讲。演讲中，他再次讲到二二八之发生原因。他说，本省同胞素来怀念祖国，欢迎光复。二二八发生之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1、政治与经济上之不满；2、青年失业，物价腾贵；3、本省人与外省人之互相轻视，加之语言不通等。他呼吁青年要养成爱国之心、责任之心和虚心，勿进行先入为主判断，以此修身、治平。

陈仪走后，魏道明接任台湾省府主席，恢复台人对中央之信心，实属首要之职。魏道明明确反对“台省同胞受日本奴化教育过深”之说，并倡言官民协力，颇得林献堂之好感。在讨论善后政策时，林献堂向魏道明提出了七条建议中，其中一条即为尽快释放二二八事件被拘留者。他建议政府，二二八事件中有罪、无罪当从速解决，即便是失踪人员如林茂生、陈炘等，也应当公布其结果。

避走日本，躲避是非

二二八事件中，林献堂眼见好友被杀的被杀，系狱的系狱，流亡的流亡，他的心中难免惶恐，对台湾政治的前途，更为黯淡。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在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主持下，台湾通过《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实施三七五减租，即地租以37.5%为上限，如遇歉收则应调降等，此外还有诸多保护佃农利益、限制地主的政策。雾峰林家是当地的豪门，控制着中台湾大量的田产，属于实实在在的大地主。这一政策的出台，对林家的打击最为直接。林献堂愈发感到政治环境之不利，终于在白色恐怖的大幕降临前夕，以治病为名离开台湾这个是非之地，避走日本，直至去世。

林献堂一生历经清政府、日本殖民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他的心路历程也是台湾精英知识分子的典型性写照。1936年，林献堂先生访问大陆，在演讲中称中国为“祖国”，引来日本浪人的殴辱。为了躲避台湾总督府的迫害，林献堂避走日本达三年之久。林献堂一生致力于为台湾汉族同胞追求平等地位，中华二字念念在兹，并为此而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嫌嫉，却在生命中最受危难的时候，总是避走日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从林献堂等台湾士绅的表现即可知，二二八事件主要是台湾民众对于优良政治追求的结果，呼吁的是内部改革，主要追求的也是“宪法”之下的自治，这同时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民族、民权运动在光复后的自然延续。尽管事件中有一些“台独”分子奔走其中，但是实属少数，也未能对台湾人民形成影响。即便是左翼的台共谢雪红等人之理想，也强调的更多是反蒋而非“反中”。

自1995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成立以来，至2015年8月为止，该会审核通过的受难者死亡类案件为684件，失踪类178件，其他如监禁、受伤等案为1426件。2016年2月，甚至还有一名日本籍失踪者的家属获得赔偿。这一数字也从侧面表明，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民众死难者，并无当代“台独”分子所夸张之多。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张毓芬老师的帮助）

参考文献：

①　《正气月刊》，1947年第2卷第2期。

②　何义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世变中林献堂先生之参政与隐退》，《台湾文献》第50卷第4期，1999年12月。

③　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19（194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1年版。

④　许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献堂》，载《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