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的最后一课：在奥巴马时代讲授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

【编者按】在海内外影响深广的美国史专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于3月4日来华讲学，重庆大学高研院的于留振先生翻译了他的一篇文章，介绍他教授生涯的最后一课。本文（英文版）2017年1月2日发表于《民族》（The Nation）杂志。

去年春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完了最后一堂课，而现在我已开始享受退休之后的日暮时光。这门课名叫“美国的激进传统”，吸引了180名左右的学生。课程从美国革命开始讲起，主要考察激进主义运动的理念、策略、优势、弱点以及那些试图改变美国社会的激进运动——从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到劳工运动、共产主义、黑人激进主义、新左派、占领华尔街和尊重黑人生命等——之间的互相关联。尽管“激进主义”这个词通常既适用于右派也适用于左派，但我一开始就宣布，由于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我打算集中讲述左派激进主义。所以，那些想了解右派激进主义的学生，可以选修哥大商学院的任何一门课程。

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尾声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竞选总统之际讲授这门课点燃了学生极大的热情，这是一个有趣的经历。我在讲课之初就指出，激进主义一直是我们历史的一个持久性特征，虽然激进分子通常被指责为是被美国制度的外国敌人煽动起来的，但他们其实源于我们的文化，他们使用美国的语言，并信奉我们某些最深层的价值观——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面对顽固的反对，激进主义仍持续存在。美国的激进主义蕴含着一个梦想般的抱负，希望在更大的平等——包括经济、法律、社会、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平等——的基础上重铸世界。尽管这些运动偶尔诉诸暴力，但大部分运动都反映了美国生活中的民主精神：它们一直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行动的，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教育、榜样或政治行动，而不是强制性的。当然，它们也反映了这个更大的社会的某些缺陷；激进分子是社会的产物，无论他们如何彻底地反对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尽管我清楚表示我同情大多数激进分子，但我也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对于以下情况感到吃惊，即有些废奴主义者是反对女权主义的，有些女权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有些劳工组织敌视移民。历史和政治都不能仅仅通过为圣人立传的方式得到展现。

从托马斯·潘恩将美国视为从欧洲的世袭性不平等社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社会的理想，到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呼吁的从法律和习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愿景；从劳工骑士团的合作性共和国的概念，到社会主义者要求工人组建与他们自己的抱负相称的社会的呼吁；从新左派支持将个人解放视作与物质丰裕同样是完全值得追求的目标，到当前反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努力，每一代人都为持续进行的激进传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最令人赞叹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激进主义的产物，包括废除奴隶制，妇女权利的显著扩展，对公民自由和我们持异议的权利的尊重，以及今天为了驯服猖獗的资本主义和与经济不平等作斗争的努力等。我们当前关于自由、平等和公民权利的许多理念都是由美国的激进派首先提出来的。

我告诉学生，废奴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展现美国是如何做到激进变革的。废奴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打破缄默，而政党、教会等机构竭力阻止公众讨论奴隶制问题。尽管废奴主义者内部在策略和战术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激进变革需要社会运动参与者和开明政治领导之间的合作。内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组织的劳工、平民主义者、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以及许多其他的激进活动家，都把对奴隶制的讨伐作为一种鼓舞和榜样，而诸如“工资奴隶制”和“性别奴隶制”之类的口号，也都采用了奴隶制的语言。我还花大量时间讨论妇女平等的长期斗争，以及它是如何挑战美国社会的根基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独立领域”的思想；依从丈夫保护的妻子身份（coverture）的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已婚妇女的法律身份是依附于她的丈夫的；以及将家庭划分为一个与权力、权利和压制等问题隔绝开来的场所的问题。

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运动动员了数百万并不熟悉政治的人，这个事例表明了大众运动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共生关系。不幸的是，即使在奥巴马任职之前，他显然对构建帮助将他选为总统的大众激情缺乏兴趣。2008年11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彻底透露了这一点，其时有人问奥巴马，如何调和竞选口号“我们相信改变”与任命那些主要是由同一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组成的经济团队——这些思想家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之间的矛盾。奥巴马回答道：“改变的愿景首先来自于我。”正如我在课上所提到的那样，人们可以将奥巴马自上而下的评论比作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的评论：“即使我可以，我也不会把你们带入应许之地，因为如果我可以把你们带进去，其他人也可以把你们带出来。”

德布斯明白，是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政治领袖，才使得改变社会成为可能。奥巴马从未真正学到这一点。他大力支持民权运动，试图以此与历史建立某种认同，而这样做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争议，毕竟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已是全国性的节日，何况格伦·贝克（Glenn Beck）还声称这是他的遗产。即使那样，奥巴马仍然支持一种经过美化的民权运动，这种民权运动实现了美国基本理想的承诺，而不是金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未竟的“价值观革命”。奥巴马并没有调用那个说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发动了穷人运动、支持反战运动的激进的金。

奥巴马有意利用的另一个历史人物是亚伯拉罕·林肯。2007年，他在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宣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他在宣誓就职时使用的是林肯当年就职时使用的同一本圣经。然而，林肯尊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激进共和党领袖查尔斯·萨姆纳等左翼人物，并将他们的一些目标认真地采纳为自己的政策；奥巴马似乎认为，批评只不过是一种令人不悦之事。他曾指责自由派批评者是伪善的纯粹主义者，他更感兴趣的是打出一个原则性的立场标杆，而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林肯是欢迎批评的；奥巴马一直认为自己（而且通常总是这样）“是白宫里最聪明的人”，好像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向其他人多多学习。不同的意见似乎从未能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内室。

我所讲授的“美国的激进传统”从来都不是一门简单课程。它意味着并不是每个本科生都了解“主流”美国史的基本知识，而且这门课吸引了非常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既包括那些希望完成本系课程要求的史学专业学生，也包括那些试图从历史中寻求一种有用的过去的活跃分子。虽然如此，许多学生似乎都享受学习那种之前很少有人熟悉的历史。网上评教询问学生从这门课程中学到了什么时，一位学生说：“对我来说，这门课提供了关于美国史的全新视角。”另一位学生说：“这门课教会我如何用批判性的视角审视美国史。”还有一位学生，或许是有点过于热情地宣称：“我学会了如何发动一场革命。”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我每三四年都会教一次类似这门课的课程。由于我们的政治已被保守氛围笼罩，许多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学生感觉受到了排斥，我经常在最后告诉学生不要气馁，并提醒他们，每一代美国人都见证了某种激进浪潮。我指出，尽管面临极大的困难，道格拉斯、德布斯、金、伊丽莎白·斯坦顿、玛格丽特·桑格、马尔科姆·艾克斯，以及我们研究的许多其他人都没有放弃希望：他们愿意奋斗，甚至在获取部分成功之前，他们长期都在失败。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革命都是未完成的，所有胜利都不是完整的，而每一个成功或失败只是开启了后来的斗争。

去年春天，这些警告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我曾担心，对华盛顿僵局的失望和奥巴马当政时期较小的变化程度会让我的学生对政治感到幻灭。我本来不应该担心的：不管他们如何看待奥巴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桑德斯的叛乱点燃了，2016年被证明是讲授激进主义历史的幸运时刻。与以往许多激进主义的浪潮一样，伯尼的激进主义浪潮的到来完全是一个意外。不久前，历史学家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出版了《沉默的年代》（The Age of Acquiescence），该书拿第一次镀金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做了比较，并悲观地得出结论说，与19世纪末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国根本不存在大众反抗。弗雷泽最近承认，他必须重新思考这个结论了，因为桑德斯竞选的成就之一就是用力敲开了冷战意识形态的长期限制，而使经济不平等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一个多世纪之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曾提出著名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这些天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支持一位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当选总统？”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18至24岁的人之中，支持社会主义的人的比例要高于支持资本主义的人的比例——鉴于目前资本主义事实上存在严重的功能紊乱问题，这个结果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

现在还很难说桑德斯竞选运动带来的热情能否在最近的大选中幸存下来。但这需要一种历史视角来理解它的根源与可能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桑德斯的竞选运动完全就是一种意外，但桑德斯的挑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兴起早有预言：1999年抗议世贸组织的西雅图示威游行，以及近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遍及全国的相似抗议运动；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运动；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惊人成功；以及反对驱逐移民、反对大规模监禁和反对警察虐待有色人种的运动等。随着它的展开，伯尼的竞选活动为我提供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大量机会。就在《纽约时报》以桑德斯不切实际为由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那天，我的学生们讨论了反奴隶制运动。“究竟什么才是政治可行性？”我问他们。在18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内战的头两年里，广泛被认为是实用主义政治家典范的林肯提出了一项废除奴隶制的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渐进解放奴隶，给奴隶主提供金钱补偿，并为获得解放的黑人在美国之外建立殖民地。这项草率的方案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正是那些仍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不负责任的狂热者的废奴主义者提出了最终获得通过（当然，它最后是在林肯的帮助下）的方案：立即、无偿地废除奴隶制，并把黑人转变成美国公民。

每次讲授“美国的激进传统”时，我最后都预言（有些时候会比其他时候具有更大的信心）美国会出现新一代的激进主义者。我提醒我的学生说，激进主义从来都是一桩艰苦的事业。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所观察到的那样，旧秩序正在消失，但新秩序尚未建立。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注定要生活在一个除了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之外只能生活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排外仇恨以及种族主义的世界里了。然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的心脏插入了一根木棍，而新自由主义是过去一代人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其幽灵仍然在地球上游荡，包括飘荡在奥巴马政府的走廊里）。桑德斯竞选活动的伟大成就就是填补了这个真空状态，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愿景。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是灾难性的，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对左派来说，这也是一个铸造新的政策来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机会。

任何一种新的激进主义都需要从过去学到经验，而不只是简单地重演过去。新的美国激进主义必须是开放和多元的，使用美国社会的语言，但善于接受日益来自互相连接的世界的见解。我认为我们已经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单个人的身上（包括奥巴马和桑德斯）是导致失望的原因。保持大众动员的活力必须要优先于依靠任何个人的力量。也不应该再恪守单一的“政党路线”的策略：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被分成了许多小群体。遵循不同的、甚至有时候是互相矛盾的道路很可能会带来更强大的力量，而不是分裂和衰弱。与此同时，在上一代人中大量涌现的只关注某个单一问题的组织，则需要建立这样的意识，即努力重新夺回使本组织成为某种要求社会变革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以解决不同群体和利益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党派至少部分地体现了这种走向。

在这门课大纲的首页上，我总是写上马克斯·韦伯的话，这句话驳斥了那些认为社会批评家应该把他们的目光只关注于“实际”政策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若非人们再接再厉地追求不可能的事，那些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

方纳教授简介：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1943年生于纽约，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2006）。

方纳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林肯研究等领域中勤奋耕耘半个世纪，出版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多部专著以史料扎实、观点独到、思想深刻、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包括：《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1970）、《汤姆·潘恩与美国革命》（1976）、《除了自由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1983）、《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获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等6项学术奖）、《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2002）、《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两卷本，2004）、《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2010，获7项学术奖，包括普利策奖、班克罗夫特史学奖、林肯奖等）和《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2015）。方纳著作中有多部被译成中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其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具有广泛的影响。

方纳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知识界和公众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长期担任著名思想性杂志《民族》（Nation）的专栏撰稿人，参与筹划了多起面对公众的大型历史展览，以新美国史观重新解释美国历史。他还应邀在数百所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和历史社团开设美国历史讲座。他写作的美国通史读本《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成为600多所美国大学的首选美国史教材。

方纳是美国历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方纳先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希伯来大学、莫斯科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克莱蒙特学院等担任美国史讲座教授，两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伟大教师”的荣誉称号，并被伦敦大学、普利斯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利哈伊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