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教材会给出版业带来市场增量吗？

原创 黄璜 出版人杂志

客观地说，人教数字教材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冠疫情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各地出版集团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号召，把数字教材推到前台，并在地方教委、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中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不仅如此，数字教材也搭上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政策东风。

自2013年起，人教数字教材相关工作连续多年被列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近年来，人教社也参与了“数字教材”相关标准研制与应用工作。2021年的“双减”政策落地后，回归课堂必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主旋律，以纸质教材为蓝本研发的数字教材将会在信息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中更受重视。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逐步推进，各省教育厅也逐渐将数字教材的应用以项目形式落地。2016年，河南省印发《加强我省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的有关问题的通知》，2017年印发《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规范（试行）》并建立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2018年，广东省启动“义务教育阶段数字教材应用全覆盖”项目，2019年制定实施方案；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上线人教智慧教学平台，实现国家课程数字教材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全覆盖……

目前，“第三代人教数字教材”已在广东、广西、上海、天津、河南、宁夏等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地。而疫情平缓之后，尽管人教数字教材的用户量、使用频率相较峰值有所回落，但是越来越多的省市主管部门对数字教材价值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学校、师生也培养了数字教材的使用习惯。

种种迹象表明，一端连着出版、一端连着教育的数字教材正迎来一场爆发机遇，将有机会为教育出版提供增量空间，无论是身为“教材国家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是拥有统编教材区域发行权的地方出版集团，都有可能受益于此。

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核心资源

产业爆发的背后是人教数字教材近二十年潜在水面之下的研发。

自2002年发布“人教电书”起，人教数字教材便历经多次迭代升级，2018年第三代人教数字教材发布，并建立了数字教材专属服务平台，兼容全国各版本数字教材，对接各省各类教育平台，服务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水平、不同信息化条件下的师生。在内容层面，人教社组织了各学科教材编写专家、中小学教研员、一线教师等团队，以人教版纸质教材为蓝本研究开发数字教材，已经涵盖全学科、全学段，并与人教版纸质教材相辅相成、同步更新。

事实上，数字教材不同于数据库、电子书等其他同业数字出版产品，有其特殊性。近年来，党和国家愈发重视教材的建设与管理，中共中央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强调“教材是国家事权”，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首次出台了大中小学的教材建设整体规划。因此，内容依托于纸质教材的数字教材在开发和实际应用中如何站位显得至关重要。

对于此，人教社党委常务副书记、人教数字公司董事长王志刚提出，中小学数字教材作为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核心资源，将对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教学提供有力的支撑，其作用主要体现为四个基础：基础资源，基础应用，基础连接，基础服务。

实际上，在线教育飞速狂飙的二十余年里，与教育出版相关的数字资源和服务在各地进行着或激进或低调的探索。但是，在人教数字公司总经理龙正武看来，互联网公司所研发的各类教学资源、辅助工具与教材内容的结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甚至会导致一线的教学与教材内容脱轨，显然不利于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落实。

因此，数字教材既不能是纸质教材内容的简单数字化，又不能脱离课堂应用的场景，从人教数字教材内容研发上，也不难看出人教数字公司的审慎。据人教数字公司产品总监尉晓玺介绍，人教数字教材正是以校内数字教科书为定位，根据编制纸质教材的学科设计理念来做有限合理的数字化内容与功能配套，在这个过程中，配套的数字资源、功能工具要与学科特点密切相关。“我们研发数字教材的初衷就是要考虑如何为信息化环境下开展课堂教学的师生用户创造一些新的价值。”不仅如此，由于“人教数字教材目标是未来纳入国家教材管理的序列中”，人教数字教材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教材出版的标准流程和质量要求来执行。

也正是因为此，在疫情爆发时，无论是主课堂教学还是“停课不停学”时的线上教学，人教数字教材都给师生提供了很好的内容与工具支撑。

更为关键的是，在实际落地的项目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十分注重数字教材项目的意识形态安全、项目安全和技术安全，主体明确、定位清晰、内容开发审慎克制的人教数字教材相较互联网公司将拥有更多话语权和竞争力。“理想中，中小学数字教材要成为信息化教学环境中落实‘教材是国家事权’的基础工具、基本手段。”龙正武说。

数字教材共同体呼之欲出

与纸质教材不同的是，数字教材并不存在实体产品生产，这是否会意味着人教数字教材将会在各省教育信息化中一统天下，取代地方出版集团开发的数字教育产品？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人教数字教材主要以省级部门采购区域的教育信息化、数字化项目，多数以主管部门招投标的方式进行，在实际招标中主管部门会对具体承办的供应商资质提出相应的要求。

以广东为例。广东省教育厅在“数字教材全覆盖大规模应用”项目的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拥有在广东省内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纸质教材的资质、必须提供义务教育阶段人教版和粤教版两个版本体系性配套数字教材，并确保拥有广东省内以上两个版本数字教材的版权（或授权）；必须具有长期在数字教材和数字教育领域持续投入，具有成熟的数字教材平台和资源开发经验”。这一项目招标方经过长期考察和充分论证，最后仅有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公司符合招标要求。

这就决定了人教数字教材在落地时会与地方出版机构更紧密地合作。人教数字教材目前与地方出版集团合作的模式延续纸质教材的合作模式，并不直接面对地方政府的招投标采购，而是由地方出版集团数字公司、教育社、教材公司等传统纸质教材的合作伙伴去实现。在合作中，部分省市的教育出版机构已有面向地方用户的教学平台、应用，人教数字公司则与其对接人教数字教材并共享用户数据，共同服务；而没有相应平台的省市，人教数字公司也有成熟的数字教材及教学应用服务平台给予支持。

目前数字教材并非政策性的产品，市场也没有完全成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实现销售、招标等商务动作。除此之外，对照已经成熟的纸质教材配套服务体系，数字教材在落地实施过程中，也需要地方出版集团参与到本地的服务当中。数字教材的销售完成之后，服务才刚刚开始，因此地方出版集团也承担了数字教材本地的落地服务、基本的培训支持、教研活动推广等一些支撑性业务。

更进一步去考虑，围绕着数字教材的开发、运营以及落地推进，人教社与地方出版机构乃至技术公司共同构成的数字教材共同体正在逐渐成型。无论是针对数字教材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对市场的共同开拓，对数字教材标准、边界以及内容的进一步明确，乃至通过数字教材用户使用数据反哺产品研发等一系列动作，都将由人教社和教育出版各方共同推进。

市场的想象与选择

如今，伴随着各省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数字教材显然迎来了市场增长的机遇，这也让人期待，数字教材能否成为增长乏力的出版业新的引擎？

首先来看数字教材的定价机制。

与纸质教材不同的是，数字教材并非国家定价的产品，主要还是由出版社内部定价。在人教数字公司内部，“我们做过测算，去除纸质教材的印刷成本，把后期服务费用等运营成本加上去，单本数字教材的成本与纸质教材的成本相差不大。”龙正武如是说。

这也基本决定了人教社对于数字教材的定价策略。但是，作为典型的政府采购为主的数字出版产品，人教数字教材实际推进的过程中，定价往往不取决于出版机构，而是取决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的经费预算。广东省“数字教材全覆盖大规模应用”项目整体预算1.7亿元；河南省的文件则规定了小学数字教材单科8元/本，中学数字教材单科12元/本……尽管各省的项目经费和预算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龙正武看来，这也是必经的过程，“这个逐渐尝试过程是必须的，教师的习惯需要培养，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如果能够认识到数字教材的作用，我们再去推动国家政策就会更高效”。

这也是数字教材发展路上必然要面对的，在业界看来，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统编的纸质教材都由政府采购，相配套的数字教材也应当由政府统一采购，后续国家政策的主导也必将推动数字教材市场空间的进一步发展。

再来看数字教材的市场容量。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6亿人，专任教师1029.49万人；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4127.80万人，专任教师193.32万人。庞大的学生基数代表了市场的想象空间，当学科数、学生数确定，定价模式就将决定数字教材的市场空间。

不仅如此，双减落地后，数字教材作为聚焦课堂的教育产品，必将承担更重要的使命。

“要减轻学生课外的负担，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让学生在课堂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龙正武如此判断，“最佳的途径之一应该充分去挖掘我们教材的价值，数字教材自然也是其中的抓手之一。”这也决定了数字教材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特殊意义。“在数字教材里，我们通过数字化手段，辅以教研培训的活动，对一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改变进行引导，并且通过立体化的内容资源去平衡不同地区资源和教学内容之间的鸿沟。”

不仅如此，龙正武强调，数字教材正是在信息化教学中落实“教材是国家事权”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教育是很难存在颠覆的，互联网公司一直试图从外部颠覆掉课堂，实践证明这行不通。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教育信息化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东西都围绕教材来开展，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目的。”他说。

无疑，国家政策、市场需求、社会责任乃至“教材国家队”的站位，都将促使人教数字教材往前推动“数字教育出版”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的是，随着条件的进一步成熟，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市场机会与增长空间。

END

原标题：《数字教材会给出版业带来市场增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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