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奖项那么多，为什么这个奖需要格外关注？

原创 益佰 新音乐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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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益佰

延迟一年，CMA终于回归，还开启了“双年展”。

因为疫情影响，2019年度和2020年度CMA奖项合并启动，在1月10日公布了各个奖项的入围名单。有网友看了这份名单，称“着实感受到了极度舒适”。无非因为这份名单够丰富、实在，描述出大家心中华语乐坛应有的模样。

每个年度结束，总会有各式各样的总结、评选。大家在不同维度进行着盘点，年度歌单、各类音乐奖项层出不穷。但一直以来，围绕奖项公信力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音乐内容更加垂直化和多元化，综艺和流量逻辑对音乐创作的影响也不断加剧，怎样保持奖项的专业度和权威性，对身在利益旋涡中心的评奖机构都是考验。

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唱工委）发起的CMA奖项（CMIC MUSIC AWARDS）成为一个特别的存在。虽然是个诞生于2017年的新生奖项，但由业内人士评选，以专业性、公信力为标准，让CMA更接近于音乐人自己的奖项。

在各类年度评选中，CMA的入围名单可能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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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帮我们遴选出哪些宝藏？

在CMA公布的两个年度入围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备受行业认可的名字。比如周杰伦，他在2019年只发行了单曲《说好不哭》，仍然获得了六项提名，而他在2020年也只发行了《Mojito》一首单曲，同样有包括“年度男歌手”在内的五项提名。

又比如，谭维维凭借2020年的概念专辑《3811》和话题单曲《小娟(化名)》，拿到十项提名，成为本年度CMA的大热门。她的这张专辑不仅在“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度女歌手”三个重要奖项都入围五强，而且在流行类、词曲、视觉类奖项上全面开花。

公众熟知的陈奕迅、莫文蔚、田馥甄、薛之谦、邓紫棋，乃至更年轻的周深、王嘉尔都在年度最佳男/女歌手的入围名单中。这显示出，无论行业内外对他们的专业水准都有共识。

第五届CMA年度歌手提名名单

还有虽然出身于独立音乐圈，但影响力已然突破圈层的音乐人。万能青年旅店凭借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获得十项提名，专辑的作品在编曲、制作、录音、混音等技术奖项中都得到票选的支持。九连真人的首张专辑《阿民》，将方言摇滚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举入围了“年度乐队”、“年度新人”等十项提名，在民族民间和摇滚两个类别中都获得了专辑和单曲提名。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入围名单中那些在主流奖项中不常见到的名字。

像在2019年度的入围名单中，就有一支获得了6项提名的乐队，没有上过《乐队的夏天》，没有参加过任何综艺，不靠网络人气、仅靠作品口碑和live现场实力圈粉——这就是青岛乐队橘子海。他们凭借首张专辑《浪潮上岸》和名字曲风同样醒神的单曲《夏日漱石》拿到包括“年度歌曲”、“年度乐队”、“年度新人”在内的六项提名。

又比如窦唯，大众对他的关注往往停留在过去的“神话”和八卦消息中，但他在2019年和不同音乐团体合作发表的专辑和EP多达九张，以不同作品获得了五项提名，其中包括年度专辑的重磅提名(《杨桃院儿》/窦唯与不一样乐队)。这重新唤起公众对他音乐水准的认知。

窦唯凭借《杨桃院儿》获得了第四届CMA年度专辑提名

CMA的奖项的入围名单，涵盖从流行到古典，从台前到幕后，从创作到制作等音乐产业的各个领域环节，包括综合类 7 项、单项类 19 项、技术类 9 项，评委会奖2项。除了大众化的专辑、歌手、词曲奖项之外，像最佳专辑/单曲制作、最佳录音工程、最佳混音工程、最佳视觉设计等，都代表了行业内的审美标准，也帮助大众了解这些行业的幕后英雄。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CMA试图以艺术价值、工业标准和技术水平为尺度，代替以流量和人气做判断，试图重建行业共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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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迷雾中如何坚守独立性和专业性？

在一个日渐喧哗、浮躁的环境中，保持客观冷静的判断，并不容易。从创立之初到现在，我们看不到在CMA中有最受欢迎奖，或是人气奖之类以流量为标准的奖项。相反，CMA依靠对专业性的坚守，才一步步获得行业和公众的尊重与认可。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CMA会员单位从33家增至174家，其中既有全球三大国际唱片公司，也有各地区华语音乐市场上的主流、独立厂牌以及个人会员。除了内地，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都有触达，涵盖唱片公司、经纪公司、音乐厂牌、艺人工作室等音乐产业上的各个环节。

今年的“双年展”，CMA评选也由过往三届的评委会主席制度改为年度评委会总召集人制度。由CMA主席徐毅邀请知名音乐制作人谭伊哲与资深音乐企划人、经理人詹华分别担任两个评选年度的评委会总召集人，再邀请音乐行业各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加盟评审委员会，组成由评审及其顾问组成的百人评审团，参与CMA的评选工作。

五年来，CMA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一切还是坚持以作品为核心，以行业标准为尺度。为了不受到流量、商业等因素的干扰，可以看到CMA在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CMA努力完善流程和机制，确保坚守独立性和专业性。

CMA通过唱工委评选委员会提出提名名单，对整个年度行业各个公司的优秀音乐作品进行复盘。为了完整还原行业现状，从第二届开始，CMA还增加了推荐提名的环节，每个奖项由评委主席团遴选出20个推荐提名名单，给评委会做参考。评委会还会主动联系网络音乐人和偶像团体，以及各大组织机构等，确保提名的完整度和专业性。

评委委员会主席团由上百位最顶尖的华语音乐业内人士组成。为保持公正，投票过程中，大家不互相串票，直到音乐盛典才公布结果。而且从第一届开始，评委会主席徐毅就请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来做大奖的第三方监理，一直合作至今。

另一方面，CMA奖项也不断调整完善，确保与时俱进。

像电子类奖项调整成了“电子专辑”和“电子表演”两大类，鼓励不同风格和类型的音乐人在各自的轨道上深耕。年度新人奖的评选加入了“三年内不少于三个作品”的标准。

第二届新增了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儿童音乐是前两年音乐市场和儿童教育市场的双项大热，CMA的奖项调整，也起到行业风向标的作用。而在今年，CMA又新增最佳电子游戏配乐奖。当国产游戏经历了“快餐式”到“精品化”的发展，《王者荣耀》、《原神》等游戏制作公司开始重视高品质游戏音乐的重要性，这一奖项更显示出现实意义。

左：第四届CMA最佳电子游戏配乐提名名单

右：第五届CMA最佳电子游戏配乐提名名单

种种努力之下，可看出CMA不但努力为“何为专业”培养一个行业共识，同时希望依靠制度化运作把这种共识传承、保留下去。为什么一个作品可以获奖？华语音乐工业化的水准应该是什么样？行业的能力、技术、水平如何体现？希望有一天，这一切有个成熟、一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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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下乐坛依然需要“颁奖”？

说起CMA唱工委音乐奖，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张树荣先生，曾将其评价为“对音乐行业标准的检阅”。CMA唱工委音乐奖发起人宋柯，更将其描述为“自己这辈子干过最困难、最没功利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作为实体唱片时代的标志和产物，“颁奖”幸运地在流媒体时代还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尤其没到年度末，各颁奖礼“你方唱罢我登场”，看起来很是热闹，但在娱乐性之外，其对行业和公众的引导作用越来越弱。大家不再会根据奖项了解、洞悉行业，颁奖典礼“分猪肉”之说也由此而来。

在这样分众化的时代，一批行业前辈再组织CMA这样的“颁奖”到底有没有必要？可能答案还是肯定的。

从音乐的商业化来说，我们可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时代。音乐人可以直接与在线音乐平台缔结合作关系，音乐人通过平台进行数字专辑以及实体、周边产品售卖，经济条件的改善为行业留住了很多音乐人。社交网站、自媒体让音乐人更容易接触到垂直的受众群体，市场正为更多样的音乐内容创造机会，音乐人慢慢有了更为专业和极致的内容创作。而短视频、流媒体平台等渠道的爆发式增长，让音乐市场突然多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

但同时，当下也是音乐价值标准极度混乱的时代。关于“热歌”、“华语乐坛完蛋”的争论，正是眼下行业标准撕裂的结果。如今，流量成为仅有的可量化的尺度，无论何种类型、受众的音乐都要放在这个尺度下比较，难免造成彼此观念的冲突。

这与专业权威的缺位不无关系。一方面，互联网兴起，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式微有一定等关系。另一方面，奖项和商业化的运作关系密切，成为商业化的一个手段，难免让其降低了其行业的参考意义。尤其当流量、算法等成为主流，各大颁奖礼来来回回也就表彰着同样的一群人，变成了主办方和各家粉丝的“圈地自萌”。

大众当然需要日常娱乐，但并不意味着行业不需要长远、规范的标准。就像大家平时会看通俗小说消遣，但严肃文学作品才代表着时下的文化水准和语言文字的发展可能。专业维度的评判仍然需要有一席之地。

一个规范程序的专业奖项，可以帮助我们守护住好内容的本分。对行业人士可以提振士气，对普通乐迷也可以担当最本初的意义：看到自己心中已有成绩的音乐人能被专业评委认可加冕，同时能在奖项的推介之下发现更多平时未关注到的新生势力。

如今走到第五年的CMA，依旧秉持着最初的方向，希望它可以走得更远。至少，它遴选出的名单，肯定比以流量和人气论胜败的榜单要有趣的多。

-全文完-

原标题：《音乐奖项那么多，为什么这个奖需要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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