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 |败走阿富汗（三）：笨蛋，问题是战略！

“笨蛋！问题是经济！”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用这句简单有力的政治口号将老布什这位成功且有功的战争总统拉下马。

公平地说，老布什任内的海湾战争恰恰有着美国、美军在阿富汗所缺少的东西——战略。对于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这四任六届政府而言，“笨蛋，问题是战略！”可作为一贯的注脚。此四人和他们官员、将军们自然不是笨蛋，但在贫瘠彪悍的阿富汗，这场本质上是政治、思想甚至文化的战争，战略的错位始终存在。

早在2009年，阿富汗局势滑向失序、美国的战略设计与贯彻都有问题，便已成为美国军、情部门的共识。这也直接促成了奥巴马对“麦克里斯特尔计划”的支持，也就是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调整“轻足印”政策。但为时已晚。2011年，美军重新降低驻军规模；2014年，北约部队正式结束在阿作战任务；2015年，美军再次转回“轻足印”。

这之后的“轻足印”与小布什政府时期有所不同。空中力量的使用被进一步限制，仅可用于消灭重点“基地”组织成员、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为北约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进攻性行动中，空中力量的使用被禁止。这一交战规则的改变，成为之后几年美军中高层不满的重点之一——“轻足印”的成功取决于快速、高效的攻势行动，而这又严重依赖空中力量的使用。被打了折扣的“轻足印”无疑是糟糕选择，而战场僵局也成为2015年之后美军能够确保的最好局面。

“反叛乱”的功与过

谈论美军在阿富汗的20年，所谓“反叛乱”（COIN）战略是绕不开的一个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军没有做到“反叛乱”作战所需要的调整——就像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是它在阿富汗战略层面行动低效、无效的原因。

在2013年《我们如何在伊拉克获得了胜利》中，彼得雷乌斯写道，“如果我们要显著减少暴力袭击，便必须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特别是在那些暴力最严重的地区”。美军在伊拉克的定位调整，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试图填补“政治工作队”的缺位，大兵走近当地人，而不是像在阿富汗那样始终待在坚固设防的营地里。

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彼得雷乌斯，或怎样看待他在2006年所主导编写“以人为中心”的陆军“反叛乱”野战手册FM 3-24，这种“嵌入”本地居民的路线对于美军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当然，“嵌入”也只是彼得雷乌斯多项策略中的一部分，他将其路线称为“全面政军作战计划”。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战略、政治和心理层面唯一可行的“反叛乱”路线，而批评者则认为它造成了太多的美军伤亡，混淆了战略与战术，浪费了美军的宝贵资源。

2009年随着美军的注意力转向阿富汗，特战老兵和反恐专家麦克里斯特尔受命在帝国坟场上续写“反叛乱”奇迹。那时，麦克里斯特尔刚刚打残伊拉克的“基地”组织，自信有能力制服塔利班，让阿富汗民众树立起对新政府的信心。在一份备忘录中，他鼓励联军将“反叛乱”行动视为“赢得人民支持”的方式和“一场竞赛”，而目标是“影响（当地）人民在选择支持哪方时真切和务实的考虑和计算”。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美国必须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政治方案，削弱所谓“叛乱”分子的（政治、宗教）论点。而美国（西方）需要通过言语和行动传达新的观点，让当地人知晓美国、美军有能力且承诺保护和支持他们。但是很显然，这一奇迹没有上演。美军在阿富汗的做法也远非麦克里斯特尔构想的那样——试图争取民心、民意的宏大叙事并未落实，美军动员国内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学者在中东地区所做的接触“实验”失败，饱受争议的“人文地形系统”也未获成功。

对于“反叛乱”的功过，专家们争论不休。即便是肯定彼得雷乌斯路线的，对于他在伊拉克的成功也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是战斗本身的消耗，而非增兵和策略调整结束了伊拉克内乱。而那些完全看不上彼得雷乌斯的，则将之后“伊斯兰国”的崛起、伊朗在伊拉克的渗透视为这一战略失败的力证。

但无论如何，美军在伊拉克还是做了不少改变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在阿富汗变得十分困难——阿富汗地处内陆、山地为主，所谓“叛乱”分子不像伊拉克那样聚集在城市地区。阿富汗大部分人口从事农牧业，生活在山区；塔利班兴起于山区，也活动于山区。首都喀布尔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可保长期无战事，并不是因为它无懈可击，而是因为这里本就不是交锋的焦点。

很快美军就放弃了走近阿富汗人的尝试，继续强调远程、精确、定点打击。这样一来，这场本质上是政治战的战争就很难取胜了，虽然“反叛乱”的路线本身也很可能是徒劳的，终究不会赢得阿富汗人的支持。

消灭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在阿美军也曾被赋予新的任务，包括协助建立政府官僚机构、组建新的武装力量，甚至是指导当地人使用新的农业技术和设备。但新任务与美军的组织和能力并不匹配，与当时的作战目标更是南辕北辙——这一时期的作战依然需要美军以快节奏、高效率的行动抓捕和消灭敌方重点目标，而政权建设却要他们把重心转向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安全保障，不仅从军事上，还要在政治和经济上介入，这显然不是在阿执行小规模、特战、远程精确打击的美军所能办到的。

新任务稀释了各方面的资源，加上阿富汗也未在早期得到像在伊拉克那样的兵力保障，美军为了实现军事目标，有时不得不与阿富汗地方势力合作，而这些势力在政权建设方面又往往起到反作用。

总之，美军经过近二十年的试错与继续犯错，在驻阿后期把“反叛乱”战略彻底束之高阁，重新捡起最擅长的“轻足印”，炸、炸、炸！

大兵的无奈

战略层面的失调，在一线美军看来是再明显不过的——对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使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撤军是对前线牺牲的一种背叛。

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有一首著名的《轻骑兵的冲锋》，描写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一次经典的错误指挥，600多名英国轻骑兵冲向优势俄军炮兵阵地，“‘前进，轻骑兵！’有没有哪个惊慌失措？虽然无人退缩，但战士们知道有人犯了大错。他们的职责不是抗命，他们的职责不是辩驳，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牺牲。”

在某种程度上，驻阿美军无望的作战正与此相类似——虽然美军总体力量占优，但从未拥有足够的兵力去展开更适宜的战场行动。和峡谷中的英军轻骑一样，他们在战术上并没有完全失败，但在更高层面的指挥和目标上却一塌糊涂。在驻阿老兵们看来，战略层面的愚蠢终究使他们用血汗换来的作战成果付之东流了。

2001年底，在最初的军事任务完成后，美军的战术目标和节奏依然保持着连贯和清晰性，但战略目标却开始游移飘忽，最终也无法明确，就好像“球门”总在移动，结果20年也未踢入制胜一球。

在“轻足印”下，前线特战队员的战术任务简单明了，就是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清除”。但是，如果沿着指挥链条往上走，作战意图便开始模糊不清，往往在战斗的关键节点，会出现自上而下的新作战要求。

对于一线官兵来说，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地面部队出战任务增多、飞行部队任务架次增加，却没有统一连贯的统筹计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啥补啥、添油了事。所有人都被超过原定计划的任务和部署时间徒劳地透支。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这场战争对于许许多多的一线美军而言仅只是一份工作。对于很多特战队员来说，在原定半年左右的部署周期基础上，逾期2-3周的部署便会引发事后很大不满。结束部署之后，他们没有二战后在时代广场拥吻姑娘的胜利喜悦，也没有越战之后灵魂的解脱与无尽空虚，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像城市打工人一样的“终于，打卡下班”。

我的一位陆战队朋友，曾三次部署阿富汗，后两次仅仅是为了贴补家用。对于他们来说，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都没有什么大义来支撑，在前方是为了自己和袍泽，回头看后方是为了家人和朋友，仅此而已。民主、自由与他们无关，阿富汗百姓与他们无关，美国的全球地位也与他们无关。

被遗忘的战争

1991年2月28日，海湾战争结束。2021年8月30日，美国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如果从战略角度对比两场战争，一个结论或者说教训便是：明确的指挥和目标定位很重要，却太容易被遗忘。

海湾战争时期，美国拥有一位有自知之明的战时总统，他为美军划定的政治和战略使命是可实现的。那时的美军高级将领们，如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空军霍纳上将、海军陆战队布默上将、海军亚瑟上将、陆军约索克中将，都有过越战经验。越南让美国人学会了谦逊和慎重，经历了越战并在海湾战争中成为决策者的这一代人，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他们或许并不总是清楚在何时该做什么，但在更为审慎和务实的决策过程中，他们能够逐渐找到答案。

但这些政治和战略经验，很快淹没在战术和技术迭代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当中。在十余年后的阿富汗，美军的目标从未清晰，目标与战略从未匹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湾战争已经被遗忘。以广义的网络中心战、空中优势、远程精确打击、特种作战为代表的作战方式，的确换取了美军在战术层面迅速、低伤亡的成功，但阿富汗战场却一再证明：一支信息充沛却分散稀疏的部队，无法适应一场敌人混杂入平民、低技术低成本兵器却可不断造成杀伤的战争。

战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这不仅仅因为人是技术与兵器的使用者，其主观能动性和对战场的适应性左右着战争的进程；也意味着基本的人数保障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必要的，即便这些还不构成取得最终胜利的充分条件。

在阿富汗的20年，美军一直试图摧毁对面坚定和顽强的敌人。或许，他们能学到一点，就是——让对手在单纯武力下屈服，根本算不上什么战略。无论人们对彼得雷乌斯与麦克里斯特尔做何评价，他们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正确的，那便是无法通过暴力来实现和平。

在美国卷起袖子叫嚣所谓大国军事竞争的当下，阿富汗战争是否会成为又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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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