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治理的价值坚持与方式创新

2021年12月，国家网信办牵头制定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称《规定》），正式在国家层面上对算法进行专门治理。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规定》的出台，表明了中国对“算法歧视”“算法控制”“算法合谋”等新问题的及时回应。从《规定》内容看，中国贯彻了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人身与财产保护等传统的治理追求和价值坚持，并从技术、管理与组织的三个维度进行了算法治理的创新，建立了立体的治理体系。

一、算法治理的价值坚持与方式出新

算法从数学维度上是解题方案的描述。在网络社会下，算法泛指通过计算机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算法引发的社会问题既有其新的一面，也有老的一面。新指的是引发问题的方式，即传统的意图—行为—后果的逻辑链条中的“行为”发生了算法转化或替代，进而使问题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老指的是引发问题的内容并未跳脱传统治理的涵射范围，即同样包括国家安全、市场竞争、人身与财产保护等问题等。

算法问题的“新”“老”特征就进一步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一算法治理单独规范的必要性问题？二是为什么可以通过行业具体规范的方式进行治理，而不需要针对算法治理另行制定诸如《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垄断法》《民法典》的基本法律制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传统的老问题是由新的算法方式诱发，而传统治理手段缺少相应的治理工具和手段如算法评估，算法备案等，为此需要进行单独规范。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算法治理也是为了防范传统风险包括国家安全、市场竞争、人身与财产保护风险等，为此必须在上述基本法律规范的指导下进行，只是在具体治理手段上进行适应性的细化和出新。这体现了算法治理对传统价值的坚持，同时在治理策略上进行适应性的革新。

二、算法治理的具体机制安排

从《规定》的体系看，实际上也是在坚持“传统”价值与“出新”具体治理策略两个维度上进行治理机制安排。

在坚持“传统”价值上，《规定》第一条即开宗名义的提出，算法治理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等。为此，《规定》尽管是针对算法引起的新问题，但却仍然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等传统治理目标和价值追求。

在“出新”治理策略上，由于算法介入社会生活带来的行为交互方式转变，《规定》适应性的提出了算法治理的新机制，分别从技术、管理与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

在技术方面上，《规定》从总体上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注意技术措施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用户注册、信息发布审核、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安全评估监测、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作用。并特别强调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建设，用户模型和用户标签管理，内容去重、打散干预策略，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操控舆论，不得滥用算法实施不正当竞争等等。

在管理上，针对算法运行过程中算法服务提供者的中心位置，《规定》要求其落实算法安全的主体责任，并在信息服务规范与保护用户权益等方面对提出了要求。在信息服务规范方面强调，不得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不得将违法和不良信息关键词记入用户兴趣点或者作为用户标签并据以推送信息，保持算法运行规则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不得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不得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等。在保护用户权益方面强调赋予用户算法推荐的自主决定权，算法透明度义务，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提供阶梯性保护措施。此外，《规定》还赋予了监管部门算法安全评估、算法备案的管理职权。

在组织保障上，《规定》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配备与算法推荐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支撑；要求网信部门会同电信、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履行安全评估、监督检查和处理投诉的主体责任。

三、算法治理的未来

《规定》仅仅是算法治理的开端，如何将算法治理纳入到技术—社会机构—法律治理的逻辑结构下，将是中国算法之治的新课题。从坚持与创新的角度出发，应对算法社会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一步完善。

首先，以基本法律规范确立的价值目标为指导。

算法治理并不是另起炉灶，依然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发展利益、人身和财产保护等的基本规范价值和目标。为此，算法治理一方面要坚持技术中立的基本判断，促进算法创新与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将算法发展纳入到基本规范价值和目标的涵范围，实现算法技术的有序安全发展。

其次，算法治理要结合算法运行的逻辑，通过适应性的具体制度安排来维护基本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

一是要继续完善算法治理的规则，在弄清算法应用场景和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并进一步完善算法评估、算法备案等新机制。

二是要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通过算法技术实现对算法应用场景的监管，提高治理的效能。三是要强化算法的协同治理，充分调动行业自治组织、专业机构、消费者等第三方主体参与算法治理，形成算法治理的合力。

（作者李晓楠为郑州大学法学院教师，对外经贸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