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中国知识：转型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断裂

我的题目叫“社会学的‘中国知识’”，可能有人会反问：已经有中国问题、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经验这些概念，干嘛再弄个“中国知识”？

这段时间有三四年了，我基本上没有写多少东西，不过，每年要看很多的评审课题、很多的评审材料，看下来有一个感觉非常不好：所有的东西，99%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外国问题；而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关键也都不是用中国话语来研究，不是用中国人的思想在研究，也不是用中国的知识在研究。我们不缺中国问题，也不缺中国经验，这些东西我们和学生论文都在做，比如农民工城市化问题、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可是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像是中国人写的。

社会学的“中国化”到底缺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缺的是“中国知识”。

学者与普通人看待社会现实的差异在于，学者并不是简单地用眼睛来看世界的，他是通过自己头脑中大量的专业知识储存来处理外部信息，是经过专业存量知识对其进行有效性解释从而来把握认知对象。这种专业存量知识在我们头脑中就像一个储存系统，外部世界的每一现象都能在其中获得一个准确的对应位置，所以这个世界是因这个储存系统才可解释、可理解的。

然而，我们用来解释外部世界的专业存量知识，几乎都是外来自西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不仅教学内容，就连教学方式也都是西方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把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削足适履以便勉强对应这个外来储存系统。譬如，费老说的那个“差序格局”在这个储存系统中就找不到相应的位置，因为“差序格局”是缘于血亲关系，而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血亲关系这个因素早在古代社会时就已经逐渐淡化了。

如此看来，社会学的学术本土化问题，实际并不只是研究中国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而是如何建构“中国知识”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中国的知识储存系统，是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理论。问题在于，“中国知识”从何而来？

也许有人会说，“知识来源于实践”。这当然没错，但太宽泛，容易说，却无从做起。我们每天都在中国社会中生活，都是生活实践。但是，却只有在费老说出“差序格局”这四个字时我们才获得了这种“知识”，而且是我们那么熟悉的“知识”，几乎等于大白话。难道在费孝通、潘光旦等之前，这种“中国知识”就不存在吗？当然存在，它就活脱脱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但却不存在于我们那个知识储存系统中。

其实，这类知识现象问题即使在西方学术史上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在我们这里是空间上的“中外差异”，而在西方则表现为时间上的“古今差异”。

譬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已经发现，“知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层次的知识(connaissance)，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学家、精神病学家等提出来的理论思想。另一个是深层的知识(savoir)， 它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的知识，而且更像是一组假定的规则，是指一种“框架”，据此可以判定在某一领域中，哪些主张可以被视为“真理”，而哪一些主张 却被认为是“谬误”。即通常人们认为的“真伪系统”，并决定何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何为相关的论点和证据。浅层的假设正是从深层知识的“框架”中才获得了意义。这种深层的知识，似乎就对应于“市场”的“需求”，它决定了种种理论知识的“供给”。

这让人想起康德所谓决定逻辑思维之或然疆界的，是固定的、综合的“先验知识”。福柯也欣然接受了“先验的历史”这个说法。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些基本条件，决定着哪些现象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哪些知识通过哪些实践过程可以被视为“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竭力要从一些“不成熟的科学”中去发现这种“深层知识”，比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科学”中，这种“深层知识”已经隐藏得很深，不太容易再被发觉。

如果说对福柯而言，“深层知识”是在成熟科学中隐藏得太深了，因而必须到不成熟的科学中去“考古”；那么，对我们这种在“空间差异”下进行“深层知识”的探究者，也许更多地是外来知识的“屏蔽”所造成的困境。或者说，正是因为我们太迷信那种似乎确凿无疑的“科学”，从而忽略了一些看似不怎么科学的“深层知识”。

二

几个月前，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其中有一篇博士论文讨论的是“逻辑的文化背景”。随后我与这位学生的导师聊天，讨论的问题是在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之前，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讲“逻辑”的，当然，如果我们不用“逻辑”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是否可能找出古代中国人“讲理”的学问？这其实就是一个“深层知识”的问题。假设，如果一个人用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推论，另一个人用古代中国人的“讲理”方式对应，那么两人之间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让我想起一个案例。简单地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R村村民在政府号召下兴修水利建设了一个小水电站，村里有了电灯，村民用电按灯泡算，一个灯泡每月 0.45元。“文革”开始后用电就没人管了，很多人就不缴电费。80年代初，因改革开放了，村里有了一些加工厂，用电量大幅增加，要求用电管理正常化。于是，在乡政府主持下，R村与电站签订了一份协议，大致意思是，R村当年在水电站建设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村民用电可享受“优惠电价”，按当时的情况，每度电费0.09元。但是到了90年代，乡村工业经济发展迅速，用电量急剧上升，供电所对R村的“优惠电价”感到难以承受了，于是与R村协商希望调整电价， 但R村村民不同意，最后供电所把R村告上了法院，从中院一直闹到高院，法院说法也不一致，无果。直到本世纪初，大小电站统一并网，供电所业务也归并隶属省电力公司，要求各地实行全国统一电价0.53元/度。R村村民却仍然坚持要“优惠电价”。这时，当地区政府出面召开协调会议，决定一次性给R村30万，作为当年建设电站的补偿，并给每户村民补偿80元，此后R村必须按照全国统一电价缴费。然而R村村民不为所动，他们的回答是：“别说30万，300万、3000万都不够！”

显然，区政府的协调是基于一个“市场逻辑”，你建电站作出了贡献，我补偿你，你卖我买。村民却不睬这个“逻辑”，他们有自己的“理”，“我建水电站不是用来卖的”，或者说，“你要买，我还不卖呢，多少钱我都不卖”。在此，我们不能说他们“无理取闹”。

要理解R村村民讲的“理”，我们就必须回到R村村民建电站的那个“历史时期”，找到那时社会存在的特定条件，它决定了哪些现象可以成为知识对象，哪些知识在哪种实践中可以被视为“真理”。很明显，当时没有市场经济，经济原则是“再分配”和“互惠”，政府与村民之间是“保护人与被保护人或追随者”之间的互惠关系，相互之间交换的物品和服务是以不同需要为基础的。一般情况下，被保护人或追随者通常是以劳动和忠诚来换取安全和物质条件；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互惠关系总是被视为一种关于权利与义务的道德关系，并依赖于相应的道德观念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纽带。被保护人或追随者有强烈的意识，知道他们从这种关系中可以正当地期待得到什么，也知道可能要求他们做什么？

R村村民在谈及建设电站时的情景，强调的是“吃苦”，言语中可以感受到这里面包含的不只是劳作，更重要的是某种忠诚；但是在这种“付出”的前提下，他们“期待”的回报是什么？显然不是用货币能够计算的“等价”，而是一种包含着道德义务在内的“对等”，一种对他们付出的忠诚和劳作的“承认”。在他们看来，“优惠电价”就是这种“承认”的标志。“对等”而不是“等价”，意味着如果“承认”了我的付出，那么一块钱也可以抵偿一部电视剧版权（如金庸向中央电视台索要的《射雕英雄传》版权费）；但如果没有这种“承认”，那么就会出现“别说30万，300万、3000万都不够”的局面。

显然，这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与农民建立在“父爱主义”基础上的某种特殊的道德关系，这种道德关系的特殊性在改革中遭遇到市场经济“普遍主义”的挑战。这是两种“逻辑”或两种“知识”之间的冲突，是体现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典型“问题”。

三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学面临着如何在这个转型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自己应有贡献的问题。我以为，关键是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学专业任务，就是运用专业知识来解决社会发展和运行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社会学的“中国知识”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社会变革的认识来确定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二是在社会运作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社会自身逻辑。

目前这个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能脱口说出一大串，比如三农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确实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30多年的改革成果就有可能付诸东流。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出来，更谈不上解决了。

被改革开放释放了逐利活力的社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由“社会自身”逐个加以解决，那么就会形成问题的堆积和结构化，最终会堵死经济发展的道路。然而，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中国知识”，不清楚这些问题产生的基础原因，因而就只能按照西方知识体系所“预期”的指引，把社会矛盾和冲突视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却忽视了从转型基础上探讨原因之可能性。

由此，我想到了费孝通先生在探讨乡村工业化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离土不离乡”， 它与我们今天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分析的“外来农民工如何城市化”的问题形成对应。在费老看来，“外来农民工如何城市化”的问题与上世纪40年代史国衡先生在昆明研究农民进厂当工人类似，遇到的都是可想而知的问题和矛盾，解决方法也是“硬”办法：通过工厂体系的强制慢慢适应。但费老却从改革开放前夕的社办企业及后来的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打散他们的家庭，而是把工厂搬到他们身边，这个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作用……”

费老在这里强调的不只是乡村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农民如何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从精神文化层面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把这个“离土不离乡”看成是我们几千年来养成的乡土社会向工业化时代过渡的“比较妥当”的道路。相对于简单的农民进城务工来讲，费老更关注的是转型的两端之间那个顺利的“过渡”，它不仅关系到现代化的“引领”，更重要的是联系到这种“引领”所面对的具体的中国乡土基础，即关于这种特殊“共同体”条件下农民生存状态的那些“中国知识”，它为解决现实条件下的具体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实际上是指缺乏专业分工的同质社会，这种同质性社会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同体（community）”，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communism）”是向共同体的回归，但这需要一个社会财富巨大增长的前提，这也意味着“社会（society）”和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面对社会转型，我们对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知识知之甚少；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甚至还只是一个粗略的发展方向，或者说还只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概念。

所以费老说：“要了解农民不能单凭几个数字。要了解在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你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而生产力变化背后是人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冲击着人的社会关系。我们要抓住人的变化，抓住八亿农民的特点，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迈向现代化的一步步脚印通过研究描绘出来。”

［本文系作者依据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中国社会学学派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载《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tansuoyuzhengming）2017年第2期，原题为《“中国知识”：转型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断裂》，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