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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的江南丨《西厢记》:文武兼容的艺术,诗意俏皮的江南
影像中的江南丨《西厢记》:文戏与武场兼容的艺术,诗意与俏皮并存的江南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在不脱离戏曲的影响下,导演侯曜将其改编成古装无声电影。自此,这部将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真实再现的电影成为了中国影史上重要的默片名作。在长达40分钟的影视画面呈现中,观众不仅能看到文戏与武场的巧妙兼容,还能感受到独属于江南文化中诗意与俏皮并存的美感,这或许正是江南电影独一无二的“诗性”审美特征吧。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武场上的打斗给予观众的是视觉上的刺激,文戏中的表达是让观众足够动情。《西厢记》(1927年影版)中有非常多著名的古装片武打场面,每一个武打场面的出现不仅给予了观众刺激感,同时也烘托了当时环境的紧张氛围,推动了这一条故事线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孙飞虎首次出现的场景,一众小弟围在孙飞虎这位土匪头子的身边,面露羡慕的神色看着其中一人耍大刀,电影运用全景镜头来展现这名土匪的武功能力,并在段落中加入近景镜头来呈现孙飞虎的脸部表情和手部肢体行动。由于导演侯曜受戏剧戏曲的影响,孙飞虎的面部表情十分夸张,眼珠子随着刀挥舞的方向而转动,达到了强化情节的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滑稽搞笑的戏剧呈现。
另外,在电影中出现的两方打斗场面,一是贼人孙飞虎与张生的朋友马将军。马将军收到张生的信,随即带领着一万士兵营救寺庙众人。侯曜运用多机位拍摄角度和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从远景移到全景,再到近景,最后二人下马搏斗,将孙飞虎与马将军及两方的武力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武斗场面呈现出来,体现了此情境中正邪的对抗,从侧面反映出在红星照耀前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代表着官方的军阀武装和民间组织的相抗衡。
二是在电影中最著名的一个镜头——张生的梦境。侯曜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让张生骑着一支巨大的的毛笔,先是追上掳走崔莺莺的孙飞虎,然后又拿起笔用做刀枪,杀死了孙飞虎,救下了崔莺莺。这样一种特效的使用,无不体现着古代近代文人们的“一支笔两页纸,颠倒乾坤任我行”的情怀,以及对生活情节梦幻式的描述。
在电影化改编的过程中,历代导演们都喜欢承袭古典文化传统中,将情感表达融入进夸张的动作呈现中的手法,所以在《西厢记》中,观众能感受到的是戏剧式的肢体和脸部表情的呈现,所体现的是高度浓烈的心理情感。例如在电影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第二次遇见,张生爬上假山上以唱歌来吸引崔莺莺和红娘的注意力,他极其卖力的表演逗笑了崔莺莺,此为二人“生死之恋”的开端。
此外,电影《西厢记》还将灵动的人物表现和故事情节,与背后的江南景色、儒学传统和文人思想的互补相融,而成为江南电影中“诗意与俏皮并存”的典型化代表。
不难发现,在短短40分钟的影视画面呈现中,普济寺和寺庙中的园林景观,是所有情节的主要发生地点,据此突出江南秀丽、典雅及清幽的审美特征。不论是张生与崔莺莺初遇的园林、崔莺莺的闺房亦或是张生的住所,加上张生的书生打扮和崔莺莺用以抚面的扇子,都能体现出导演侯曜精通中国古典美学中“天、地、人”合一的美学特征。
他把崔莺莺的作娇羞状融于闺房的织绣中,借以体现崔莺莺形象的柔美,把崔张的邂逅以及美好、不受世俗束缚的爱情融于江南景色中。试想一下,如果导演安排崔张二人在黄土大漠上相遇,便无法演绎出此般细腻柔美的情思,所以侯曜将“情融于景,景体现情”的手法运用于《西厢记》中,让观众真正感受到“才子佳人”式的传统。
例如,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了描述江南景致的空镜画面,全部采用“实景拍摄”的手法——山村、曲槛回廊、拱桥、亭子、月洞门半掩的梨花庭院......因为导演侯曜想要真正展现的是一种江南山村的宁静致远,而那些人物形象则早已融入进这一方江南美景中。
张生的首次出场是在马上,他从远处骑着马向镜头这方缓缓而来。张生最后一次登场也是骑着马进京赶考的背影,这诠释着他作为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命运线索即书生求学为考取进士,在途中遇到了心仪的女子,最后背负着众人的期盼和崔莺莺的爱恋前往皇城参加科举考试,营造出一种空寂淡雅的氛围,强化了张生与崔莺莺惺惺相惜又一波三折的爱情之路。
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将人物放置于大远景镜头中“人景合一”的场景。例如崔莺莺和红娘在水榭凉亭边观鱼,占据近半幅画面的水面波光透露出空灵韵味,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崔莺莺为代表的江南女子就像这片水面一样,宁静柔和,更代表了崔张二人从相识、相爱到相念的这个过程就像水流一样,连绵不绝,是感性的,也是“诗意”的存在。
电影中不仅有张生和崔莺莺,还有红娘和小和尚两位重要的戏剧式的“喜剧角色”。例如,红娘本是崔莺莺的侍女,但却敢在张生专心看书时逗弄张生,这般行为举止不仅有违古代的尊卑传统,甚至打破了古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偏见,以往的女性是不能和男子逗笑的,但红娘却突破了这一层礼法上的束缚,不仅具有诙谐的喜剧效果,同样也能让观众看出,以导演侯曜为代表的近代文人们的思想成见正在一步步减少,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也在一步步变得宽容。
此外,小和尚的每一次出场无一例外都是俏皮的。侯曜多用面部特写的镜头和夸张的戏剧性表现来强化小和尚这个诙谐形象的喜剧效果。
令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和尚看到孙飞虎带领土匪打算强攻普济寺后,惊慌失措地与老和尚说明情况紧急。在紧张刺激的环境氛围中,侯曜将这一喜剧元素加入其中,用小和尚大惊失色的面部表情能够起到强化喜剧效果和戏剧冲突的作用,让观众觉得又滑稽搞笑又能被剧情紧张所吸引。
《西厢记》中文戏与武场的互补、诗意与俏皮的穿插,这部电影的成功无疑让欧美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巨大进步。可以说,电影《西厢记》改编的成功离不开本土传统的积淀,因为它是戏剧式的;也离不开社会思想的突破与发展,因为它融合了新思想,文人们试图以笔为武器,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无论是特效的使用、镜头画面的蒙太奇手法的交替,还是江南文化的展现,都让侯曜的《西厢记》在中国影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作者:谢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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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信息:
《西厢记》(1927年上映),侯曜执导,何敏庄、林楚楚主演。
参考文献:
[1] 袁庆丰.传统性资源的影像开发和知识分子对旧市民电影情趣的分享——以民新影片公司1927年出品的影片《西厢记》为例.[A].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16.
[2] 贺瑞晴,苏涛.《西厢记》与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古装剧.[A].当代电影.2011(09):76.
[3] 邱蕾.流观的视角及莺与柳氏的美学风格——论古装片《西厢记》拍摄实景的美学探索与莺、生之恋的主题强化.[J].美术大观.2020(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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