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相亲的进化史

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中国式相亲》毁誉参半，一边是标榜独立自主的“千禧一代”，另一边是打着“有爸妈更放心”却形似包办婚姻的所谓“中国式”相亲。孰知“中国式”三字实则内含着数千年中华文明，我们难免要问，难道中国从古至今儿女婚姻就是由父母包办？若是要真诚追求自己幸福的年轻人，他们相亲、婚恋又有哪些方式和恰当的时机？

节日宴游：父母与媒妁之外的自由空间

“取妻之如何？必告父母……取妻之如何？匪媒不得。”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终占主导地位，繁琐的嫁娶流程中，子女如同傀儡，但于此之外，并非毫无恋爱自由，节日宴游成为了青年男女相亲的一个重要寄托。

《诗经》里处处可见“相会”、“约期”的字眼，东门城头、蒹葭丛边、江流河畔都留下青年男女的约许，尚未彻底被礼俗约束的先民们爱得大胆热烈。《周礼》中有言：“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男女私奔不但不会遭到禁止，官方还公开为之正名。

三月初三上巳节是古人结识伴侣的重要节日，在这一天出游相亲的习俗可上溯到先秦，鼎盛于隋唐，杜甫有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习俗伴随宋明理学的兴盛才逐渐衰落，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地方保留这一古老习俗。仲春之月，适龄男女相会春水之滨，仕女盛装出行，士子曲水流觞，嬉笑玩闹间情愫暗生，互赠礼物时暗许芳心。

与之相似的还有正月十五上元节，作为古代的大众假日，到明宣德朝，元宵节假期长达二十天。在这举家出游的夜晚，“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自然也会生出《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对昆仑奴面具下的薛绍暗许一生的桥段。

《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错认薛绍

同年大会：门当户对礼俗下“凤凰男”的逆袭

“门当户对”的提法鼎盛于魏晋六朝，至唐中后期才渐有松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郡望是名门望族联姻的唯一依据。隋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高，子女嫁娶亦首重门第。

《西厢记》里，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不被认可，崔父为丞相，张父为尚书，官职其实差距不大，郡望却相差甚远。崔父出身博陵崔氏，母亲出身荥阳郑氏，而张生的西洛张氏，并非“海内望族”。崔老夫人之所以说“门不当户不对”，看的便是郡望。莫说尚书的儿子，皇帝想把公主嫁到清河崔氏，也被无情拒绝。出身寒微的宰相李义府，为儿子向七大望族求婚，不但处处碰壁，还受到羞辱。

唐初数代对门阀制度连续打击，婚姻风气方有所改变。唐传奇名篇《游仙窟》，便反映唐代士人的爱情婚姻观念，向“门当户对”与“郎才女貌”并重转变。“郎才”的最高境界便是科举状元，这就不得不提到流行于唐宋的同年大会。唐宋科举盛行，科举还是士子与女性结合的重要媒介，得中进士、状元的士子，往往成为朝中大臣乃至皇帝择婿的重要对象。

唐朝时，科举放榜当日，凡中了进士的才子，便凑钱一起到当时长安城景致最好的曲江池畔举行“同年大会”。从数十万人中脱颖而出的几百位进士，成为城中权贵家的关注焦点，待字家中的闺秀倾城出动，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同年大会也就成为了高端相亲会。

唐代新进士的曲江宴

宋元南戏中有四部描写状元与女性的故事：《张协状元》、《荆钗记》、《幽闺记》、《琵琶记》，均有高中状元后被当朝权贵招为乘龙快婿的情节安排。“朱紫骈骈，不若荷衣一状元。若非高甲，怎生攀羡。”考中状元成为士子进入权贵之门的必要条件。唐代251名状元中，可知其家世者73名，只有6人出生于寒族或没落士族家庭；至宋朝时，《宋代登科总录》记载的118位文科状元中，近八成都来自于底层官员与平民家庭。这些寒门学子往往“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双喜临门，在门第森严的古代，借助同年大会，完成“凤凰男”的逆袭。

登报征友：民主自由思想里的婚恋新潮

“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三、高尚的人格；四、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五、对于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七、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八、有创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这是民国时期一位女子登报相亲征友的文字，寥寥数语，表达了对意中人的所有期待。清末民初，民智渐开，报纸成为重要的社会媒体，登报征友俨然成为一股新潮。早在1900年前后，蔡元培、章太炎等名流就举起了登报征婚的招牌。蔡元培要求：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章太炎还有些“封建”，要求女方应是大家闺秀，能写小文章，须有服从性质。

1931年上海益明书局想出版一本《求婚尺牍》，便以新式女子身份写了一则“征婚广告”登在报纸上，求婚信如同雪片飞来，半月就收到500多封，经挑选、分类，十多万字的文稿一蹴而就，共收录了101篇男士的求婚情书。“一不尚貌美，但需端正清白；二需先经几度口头谈话，半年或一年，以朋友资格相处，然后方可订婚；三有知识而无旧式闺秀恶习，且非自命不凡，专尚新时者；四态度温和，身体健康；五有牺牲及服务社会之精神。”此等择偶之胸襟，让今人看到也不禁汗颜。

《求婚尺牍》

在登报征婚的人中，有渴求“一个瘦弱身体、暴烈性的男性来破我的寂寞”的胖女孩儿，也有直言自己“身家清白、性情温和、家道丰富、月入颇丰”，请应征者将玉照赐下以便定夺的“高富帅”。围绕登报征婚，当时社会还掀起了一场关于择偶观的讨论，劝诫世人从自身实际出发，明辨真假，切莫被人以征婚之名行骗财骗色之实。可以说，在民主自由等舶来品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登报征友开时代之先河。

从组织决定到网恋：新时代的择偶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男婚女嫁的习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每个年代的相亲都各有侧重点，但无一例外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演变到今天，孰对孰错已难说清。

最初，社会地位和组织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组织”取代“父母”主宰青年人婚姻；待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渐渐放开对个人生活的管理，过上有“物质保证”的生活又成男女相亲之要，“三大件”惹人羡慕。迈入新世纪，像今天这般的“中国式”相亲有之，自由恋爱、游说甚至向父母顽抗者亦有之。

人人网上曾有人精辟地总结各个年代的相亲情景：

50年代，花布衬衫发辫，风霜雪雨侵颜。终身大事倍心牵，嫁个贫农意满。地主家庭圈外，工农阶级排前。相亲对坐两无言，全仗红娘搭线。

60年代，服饰军装为最，话题革命排前。女生花领外边翻，男士当兵是盼。若嫁军人政审，出身成分当先。结婚须过组织关，棒下鸳鸯两散。

70年代，条件首推三转（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男装注重中山。国营饭碗最排前，相约公园影院。的确凉衫惹眼，话题插队当先。自行车上喜开言，亲事稳操胜券。

80年代，版本遵《庐山恋》，红裙烫发蝙衫。话题高考自当先，婚嫁始行彩电。钢笔兜中耀眼，水平表里不然。暗中牵手顿羞颜，尚有嗔他（她）大胆。

90年代，猜想佳人心愿，《非常男女》开端。须将户口事先谈，携手公园影院。《泰坦尼克》大片，call机呼叫情牵。身娇体健舞翩翩，两眼多盯大款。

00年代，无卡少钱圈外，房车更让心牵。文凭次要款排前，网络QQ不倦。茶室裸妆面侃，荧屏话与键盘。几天闲叙定拿翻，婚约何须兑现。

如此说来，《中国式相亲》不过是将中国相亲史上的诸多“污点”再次放大到大众眼前。既为“相亲”，首重的便是男女之情的那一瞬间电光火石。带着父母来相亲的傀儡，有点连先秦的樵夫农妇也不如，需知先人曾在河洲里采着野菜，雎鸠和鸣，一抬头就遇见自己认定一生的良人。

参考文献

阳达《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北京晨报《“中国式”相亲进化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8/15/c_1218596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