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书店巡按：“六合观风”式的世界主义

去年正值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除了章念驰所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他编的《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均收入人民出版社“章学研究论丛”），尚有两种写章太炎的专书值得注意。其一即《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作者孙德鹏凭借其法学史专业的学识，尝试以法治与帝制翻覆无常的背景，衬托出章太炎在晚清民初该有的位置。为此，孙氏着重勾勒了“立宪”、“国家”、“议会”等西方舶来概念在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而章太炎无疑属于个中最出挑的怪咖，只有他针锋相对地竖起“革命”、“民族”、“学会”的异帜，用古奥晦涩的言辞让世人警醒，原来光复华夏的关键并非制度的问题，而是道德的困境。诚然，在这部被宣传文案定位为评传的作品中，充斥着宪政话语的时代进程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但孙氏灵动、智慧的安排，叫身为读者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章太炎那股“清醒、理智的固执劲”即便置于错综的权力网络，也能闪烁着令人不可逼视的锋芒。

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世界史情境下，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不过是站在汉人立场的权宜之计，而他借《齐物论释》提出的多元平等，才是更具普遍性的人文诉求，《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就立足于后者，展开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质询。作者石井刚（Ishii Tsuyoshi）认为，政治、社会的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经验，一旦跳脱出单一的民族国家语境，在更开放的公共知识话语空间中去考察章太炎的思想，就会发现“齐物的哲学”不仅是对清代朴学传统的批判继承，而且能与丸山真男、高山樗牛等日本思想家形成有意味的对照。这一别出心裁的尝试，揭示出了中日双方重建文明主体的共同焦虑，也让我意识到，只有始终敞开与他者邂逅的渠道，才能在宋明理学之外，发现伦理的另一种可能。

清末的废止科举，标志着读书人的仕宦前程不再有制度层面的保障。传统的“士”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知识分子”（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自序》），与这种身份的转变相应，文学实践也一改泛政治化的老套，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于是组织文学社团、出版文学杂志便成了民国时期文坛最显著的两种现象。在《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一书中，荷兰汉学家贺麦晓试图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探讨作为体制的文学社团如何以经营杂志为中心，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共同体。难能可贵的是，贺麦晓并没有局限在独尊五四的研究范式内，去构筑个人作品与社团纲领的孤立联系；反而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将文本与社会因素有机地结合。语言、形式和内容是文本的特征，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发表方式是社会观念的体现，这两部分都被收纳到“文体”的概念中，从而使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得以合理地沟通。得益于动态且相对完整的视野，贺麦晓的论证展现了不同文体之间互动和竞争的图景，一幅群雄逐鹿的格局，在1911-1937这段时间里，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新文学”同样没能一家独大，它占据的只是先锋而非主流的位置。虽然这一新颖观点的得出，所利用到的杂志样本数量终究有限，但我想，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是不会随着E考据的普及而过时的。

对郁达夫诗文中自我暴露的做派，向来是有人欢喜、有人厌恨的，我虽欣赏不来他的负心，但确乎青睐他的诚实，新近出的《全集补》（郁达夫著，陈子善编，海豚出版社，2017年1月），辑录了浙大版《郁达夫全集》未收的文字，包括杂文、书信、诗词、题词、附录五个部分，为全面了解郁达夫做了资料上的补充。与书脊的单薄成鲜明反差的，是其中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比如在1937年8月2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郁达夫答应会去游说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推动《鲁迅全集》的顺利出版；在1938年10月14日致王映霞的信中，他顾不得自己的妻子还想着奸夫许绍棣，心急火燎地追问款项的下落。可以看到，郁达夫对朋友是仗义的，对钱财是在乎的，他并没有背着文学偶像的包袱，去过烟火气十足的生活。若仅仅将他认作徒事风雅的轻薄才子，则多少显得片面而不负责任，故出于知人的目的，这本书值得一读。同《郁达夫诗词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郁达夫诗词笺注》（詹亚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这样的编年集搭配，效果更佳。

为了纪念章培恒先生逝世五周年，“章培恒讲座丛书”的第三辑《六合观风：从俗文学到域外文献》（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现已出版问世。与前两辑《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中国经典新诠论》相呼应，该书收录的内容，既涉及中国文学古今贯通的课题，也涵盖了对域外文献的调查与利用。其中，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由成化说唱词话创作时间的推断入手，还原了包公故事的原生态样貌，经过明代宫廷改编的杂剧与词话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法官权力与自主性的削弱；苏州大学教授范伯群反思了“小市民”概念所隐含的新文学精英立场，提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实质上是冯梦龙“情教”的延续，有着消遣娱乐、提升市民意识、引领舆论导向的正面作用；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井上泰山结合高清的书影，介绍了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的文献价值；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尝试确定海外汉籍的概念，并认为有选择性的复制才是影印出版海外汉籍的正道；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亚洲学会副主席皮埃尔-西尔万•菲利奥扎（Pierre Sylvain Filliozat）围绕国王图书馆、巴黎亚洲学会的创办，梳理了东方学在法国的兴起。上述五次演讲，“从俗文学到域外文献”，荟萃成知识界共同体（Republic of Letters）的一个缩影，呈现出区别于册封朝贡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良性互动，这样的“六合观风”式的世界主义，是对章先生最好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