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与政治：人性与自然

原创 象妹 小象君 Elefam

作者｜ Simon Dalby

编译｜ 小明

视觉｜ 乐乐

环境现在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鉴于气候变化尤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问题现在在外交界具有高度优先地位。冷战后，环境成为学术分析的优先议题，既因为学者们对环境污染、保护和资源问题投以关注，又因为在国际体系如何引入新的治理模式、机构、知识以解决环境议题等问题上，存在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批评者认为，技术至上的环境保护呼吁往往掩盖了环保问题上的不公正和全球边缘人口流离失所的复杂过程，他们对狭隘的环保分析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要在全球权力、公正和冲突等更广泛层面上讨论环境议题。

01 何为环境

许多现在经常被列入 "环境 "标题下的主题，对于那些受到大气变化、水的纯度问题、物种损失、工业污染、土地占有、森林砍伐和许多其他做法影响的人来说，并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

“环境”一词本身也包含了自然界在塑造人类命运中的作用、以及人类如何反过来改变自然条件等争论。将环境作为一个术语，往往与工业污染以及全球北方居民（大部分发达国家分布于此）对人口增长将压倒农业生产力、导致饥荒和社会灾难的担忧混在一起。

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南半球人怀疑，环境的提法是用来控制南方人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于此）的；显然，在许多情况下，环境措施被作为“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理由，但这些项目往往以普世事业的名义造成穷人的流离失所和痛苦。

传统的森林管理模式、限制狩猎和其他社区安排往往不适合以国家发展为基础的治理结构，但这恰恰通常是国际协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一词被编入2015年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总纲中，其实它的广泛使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妥协的说法，这表面上是处理环境保护问题，同时为南方国家提供援助和补偿，但有时也被理解为放弃发展机会。同样地，这种说法也包含了各种技术创新、生态现代化事项，据称这些事项可以使工业流程在没有污染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讨论是最近环境问题的主要关注点，以及如何解决现存的全球性问题的关键。

最近，随着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规模之庞大，以及各种地球系统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更加清晰，无论是新的历史研究还是全球变化的科学评估，环境讨论越来越集中于富裕且强大的那一部分人类将如何塑造地球的未来配置。

显然，在试图解决越来越多地被称为 "人类世 "时代的相互关联的问题时，存在许多治理失败的情况。迅速的气候变化是否会导致大气层改变和全球变暖，或者强大的国家和公司是否会迅速采取行动以排除这种激烈的、可能引起冲突的措施的必要性？虽然称目前的情况为 "生态学时代 "可能为时过早，但气候的多发性问题正日益影响着全球政治事务。

02 科学与政治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有一些关于监管理单一全球实体的想法的先驱；诸如美国（US）和英国（UK）在1918年代表加拿大签署的候鸟公约，确实试图解决国际层面上的自然保护问题。但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些问题才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广泛关注的焦点。

这是由以下因素共同推动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污染的担忧；国内关注环境的选民的政治压力；以70年代绿色和平组织的崛起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组织的壮大；以及科学上的关键创新。这些创新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国际合作解决的问题上，其中最尖锐的就是平流层臭氧被快速消耗的问题。

后来对全球环境的关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冷战时期对地球物理学关注的衍生品。1957/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实际上是18个月）部分是由跨越冷战鸿沟的努力和科学合作推动的，但也是由对支配和控制大气空间的军事关切推动的。核武器试验的落尘被风带到地球周围，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大气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些担忧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既是限制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尝试，也是第一个全球大气环境条约。

图为“基林曲线”，系于夏威夷一座山顶上测量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曲线，它起源于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图表

正如Edwards（2010）所表明的，这些科学进步，特别是气象学和天气预报的出现，以及随后天气卫星的发明，是全球意识崛起的关键部分。虽然全球贸易和卫星电视的普及可能使整个世界在冷战后被“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但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其实是环境科学的发展和天气预报的逐渐变得科学可靠。

同样，高空核试验对平流层臭氧层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50年代引起了人类对高层大气的进一步关注。这些臭氧消耗的问题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南极上空的平流层消耗引起了大量的科学调查，证实氯氟烃（CFC）正在清除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并由于太阳紫外线B（UVB）辐射的增加而威胁到陆地生命。由此产生的科学辩论直接促成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氟氯化碳生产的谈判和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以限制其他消耗臭氧的物质为目的的一系列举措。

科学也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在英国，伦敦因煤火产生的烟雾造成的巨大死亡人数推动英国通过《清洁空气法》。在美国，Rachel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分析了广泛的农药使用对生态系统和鸟类种群造成的间接损害，引起了人们对化学工业的意外影响的关注，并为制定化学污染法规带来了巨大压力。洛杉矶的汽车烟雾强调了工业生产和郊区化对环境的危害，并与城市改革和城市规划的长期问题联系起来。

对资源枯竭和关键商品短缺的担忧，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对资源枯竭的普遍担忧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在十八世纪末，人们担心的是木材短缺和林业管理不力。托马斯-马尔萨斯（1970年）担心人口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其养活自己的能力。Paul Ehrlich（1968年）通过他的畅销书《人口炸弹》将从野生动物生态学研究中得出的人口问题与美国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更大焦虑联系起来。早期对地球系统建模的尝试包括了这种资源枯竭模式，并产生了一份非常受欢迎的 "增长的极限 "报告（Meadows等人，1974）。Richard Falk（1971年）明确地将人口、粮食生产不足和对核灾难的恐惧明确地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改革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这些主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和英国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产生了现在的环境运动。绿色和平组织在公海上采取非暴力的行动，他们利用电视画面进行宣传并创造政治闹剧，这些行为都突出了环境的政治属性。同时，阿波罗登月计划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显示，在黑暗的太空背景下，一个脆弱的暗淡蓝点证实了“地球共同体”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通过了大量的环境立法。第一个 "地球日 "就此诞生于1970年。

03 “地球升起”

所有这些事件在美国之外也引起了相当大的政治关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的非官方背景报告是由Barbara Ward和Rene Dubos（1972年）撰写的，标题为 "只有一个地球"。

美国宇航局拍摄的名为“地球升起”（Earth rising）的经典封面照片概括了报告的关键信息。这次会议受到华约国家的抵制，只有少数国家元首出席，但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尤其是英迪拉·甘地坚持认为，贫穷是最糟糕的污染，发达国家不应该用环境的论点来阻碍贫穷和后殖民国家的发展愿望。也许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遗产是，这些环境问题被牢牢地套在了国际议程上，并推动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成立。该规划署致力于解决如何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推动关于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

随后，关于《国际海洋法》和“世界遗产”概念的讨论扩大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了海洋、陆地、外层空间和大气等。1983年，环境变化和地缘政治再次相互关联，当时对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后发生核冬天的可能性的研究表明，由于大气中的灰尘和烟雾，核爆炸将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并带来大量生物死亡。这种迅速发生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后果可能会终止一切文明。这些讨论再次将气候与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同时明确了人类活动能够改变行星大气的基本地球物理学。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熔毁和对臭氧消耗的日益担忧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核冬天的关注。同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也在进行中，这使得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该委员会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大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奠定了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也在会上启动。但批评者很快指出，尽管关于拯救世界和处理发展问题的话题持续被炒热，但发达地区的国家和公司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关注如何处理贫困或如何启动新的经济活动模式使边缘地区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对环境的关注不断上升，遵循了当时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许多主导性主题。对国际组织和自由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形成了对国际制度和认识群体在促进协议方面的重要性的讨论。国际关系的核心关注点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和冲突的危险，以及如何防止国际冲突。在冷战结束后，冲突理论家更多地关注环境冲突和资源冲突作为战争来源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生产和贸易在塑造全球污染、土地使用和资源开采方面的作用。

04 制度

Garrett Hardin (1968)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认为许多资源问题可以从 "公地悲剧 "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类比暗示了海洋和大气层没有中央权力来管理活动，这种方法侧重于国际协议的设计和支持这些协议的制度创新和规范，它借鉴了自由国际思想，并注重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可能性，如形成条约和议定书以管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此类公域事务。反对象牙贸易时所制定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就是一个典范案例。

对许多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是技术知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测量和监测环境事项的技术标准。构建具有共同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社区，并商定具体问题的模式，制定程序和技术，是对复杂问题（如臭氧消耗）进行国际管理的必要先决条件。臭氧的案例强调了一点，环境问题往往是高度技术性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看到平流层臭氧的消耗；臭氧清除的复杂化学反应涉及氟氯化碳的分解和南极洲上空平流层云层中的冰粒催化的反应，而臭氧浓度的测量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复杂的测量装置。因此，在起草协议和确保履约方面，共同的科学理解非常重要。尽管处理臭氧消耗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种行业，甚至是加利福尼亚的草莓种植者，都要求从此类规范中获得贸易战略豁免（一种免除商业生产受到环境政策制约的手段）；在处理环境法规方面，工业界的逃避和拖延与政治上的模糊和否认运动联系在一起，非常明显地阻碍了气候变化方面治理工作。

05 环境安全

在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下，人们对臭氧、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巴西快速的森林砍伐和焚烧、博帕尔等化学灾难以及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天气破坏和水资源短缺的担忧不断增加；不难看出，环境问题在许多地方造成的不安全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提出，资源的不良使用和日益严重的匮乏很可能导致冲突，因此，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

但正如Thomas Homer-Dixon（1991）所指出的，不能简单地假设环境问题是冷战结束后的下一个主要安全威胁，这需要认真的学术分析，然后才能将其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提出。随后将安全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讨论表明，环境变化经常提供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机会，而在环境冲突发生时，无论可能涉及多少小规模的暴力，都不大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在这一讨论的早期，Daniel Deudney (1990)认为，军队可能是最不应该用来处理环境问题的机构，因为它完全没有能力完成手头的实际任务。

最近，在讨论气候和快速变化的世界可能产生的安全影响时，所有这些观点都被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冲突的批评工作也指出了理解全球政治经济如何推动环境变化的重要性。同样，越来越清楚的是，发展的过程经常对农村社区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在讨论环境安全问题时，需要仔细分析“谁”是不安全的，以及“哪里”是不安全的。

06 气候变化

尽管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讨论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成效有限——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为气候变化和可能依赖碳燃料系统的发展项目提供财政补偿的模式上。最近关于气候变化的许多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已经关注了谈判的细微之处，比如有些金融机制被用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如碳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

但这些安排的不足已成为气候政策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学者一直在研究更复杂的治理理念，这些理念远远超出了国家间关系的传统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思考什么样的政治激励措施可以更有效地推动气候政策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居民对需要做什么以及谁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的观点仍然存在差异。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必要的，因为现有的治理机制和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需要解决的任务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国际关系或全球政治的其他方面参与当前的全球局势。最近，Ken Conca（2015）指出，在联合国系统内，环境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联合国对和平和人权的关注。也许，Conca（2015）建议，从权利和缔造和平的角度来处理环境问题，可能会在政策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有益的进展。

08 人类世的未来

虽然国家主权是支撑当前体系的世界性原则，但长期以来，环境问题是不分国界的。这一见解的例证是使用 "人类世 "一词来强调人类的富裕和强大部分正在造成地球历史上的第六次大灭绝事件，同时改变了生物圈的许多方面。这种表述现在是创新思维的关键，它超越了国家系统的知识束缚。

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形成，与抗议矿山、森林清理和大坝建设以及其他采掘项目的掠夺联系在一起。这些抗议活动反过来又再次提出了关于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中心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特别是其他地球系统要素已经发生的更大的转变，很可能会导致通过平流层气溶胶注入等地球工程项目来人为改变地球系统温度的论点。虽然这让环境改造的批评者感到震惊，特别是由于这类项目有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除非应对全球变化的政策很快变得更加有效，否则未来可能会看到这类讨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

鉴于目前全球变革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未能将生态问题纳入对和平、人权和军国主义的更大关注，"谁为地球说话？"这个古老的环境主义问题对国际关系来说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原文标题为：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nking Humanity and Nature

于2016年5月21日载于E-International relation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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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际环境与政治：人性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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