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学那些有趣（可怕？）的史实

曾经，人类经历过很多致命的疾病和瘟疫，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疾病已经不再夺人性命，更有一些完全退出了医学舞台，有时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就能拯救无数人的性命。威廉·奥斯勒是加拿大医学家、教育家,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他所著的《现代医学演进》中，为我们介绍了医生们战胜疾病的历程。

此书收录了“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耶鲁大学授课的讲稿。这位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医学家追溯了医学发展的历史，从最古老的埃及一直讲到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成就，详述了古代医学的有趣（可怕？）史实。语言平实生动，富于哲思。

最一开始，疾病被认为是妖魔作祟，人们用驱魔的方法进行治疗

中国的泛神论宗教中，‘巫’代表巫师和女巫，能在灵异世界挥使他人没有的魔法。许多巫术施法者都是医师，使用咒语魔法和具有回天之力的草药。巫术的发展年代久远，虽形式有变，但仍保留其基本特性。“巫”作为驱魔医师和从医者，出现在孔子时期的古典文学。除了咒语法术，还有反复吟诵的著名诗词，其中一首出自唐代韩愈，流传甚广。德·格鲁特认为，这首诗中的“灵”或魔力一定很强大，因为作者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也是中国德高望重的学者。德·格鲁特完整翻译了这首退烧诗歌（卷六，第1054-1055页），诗中讲述了，常在秋季出现的发烧恶魔被告诫后，逃至深河的清澈水域中。

唐代宫中太医署下设四科，由两名医监负责：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

占卜和驱邪或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和六世纪。

传染病肆虐时期，巫师成了预言家、占卜师和驱魔师，上身裸露、疯狂乱舞、用针球扎得满身是血、用针头戳穿舌头、端坐或平躺在钉板或刀刃上，以此震慑病魔。巫师几乎都是年轻人，被称为“占卜青年”，他们施用驱魔法术的依据是，大多数犯邪的灵魂都存在于世上的机体之中（德·格鲁特，卷六，第983-985页）。

中国人相信，“道”（即“宇宙秩序”）具有防御恶魔的力量，根据是否于福年出生，按四柱八字推定，生辰八字或“轻”或“重”。八字轻的人特别容易患不治之症，但如果周围摆放驱魔之物、佩戴护符或吞服药物，并择良辰吉日作法，就可以避免许多灾难。

还有两三点要提一提。脉冲学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致于整个学说的实践都围绕它的不同特征展开。该学说种类繁多，复杂细致，使一些古希腊-罗马作家论述的体系更加混淆不清。其基本观点是人体各部分和器官都有自己的脉象，正如弦乐器的每条弦都有自己的音调，所以如果人体脉象和谐，即为健康状态；如果失调，即为生病状态。这些中医说法在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欧洲，弗洛伊尔著作中对此有详细描述。脉象和谐的观点在十八世纪受到关注。

与埃及一样，器官疗法也在中国受到广泛运用。器官、分泌物和排泄物的使用都很常见。有种疗效甚佳的方法发展惊人，即针灸疗法——将针刺以不同深度刺入患处。人体有388个穴位可进行针灸，且人们通过长期经验积累，很好地总结出危险穴位，因此可以通过避开的神经束探清动脉路线。早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就已开始接种预防天花。

即便最简短的中国医学概述，也会让人感觉中国医学其发展停滞不前、成果稀少，几千年来，这让有才智之人深感苦恼。相比《亚伯斯莎草纸文献》时期的埃及，中国医学目前的发展或许并没有太多先进之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说明缺乏解剖学、生理学或病理学知识的民族还是可以存活下来。

蚊子带来的灾难

黄热病的研究是科学医学最伟大的实践成就；事实上，从其深远的商业重要性来说，它可能是人类最初实现的成就之一。自从发现美洲大陆以来，黄热病曾是这片大陆的巨大灾害之一，长期肆虐西班牙的美洲大陆，还常常波及南部各州，偶尔也传播到北方地区，时而还跨到大西洋彼岸。西印度群岛英军的记录显示出现骇人听闻的死亡率，死因主要是黄热病。在牙买加，1836年后的二十年中，平均死亡率为101‰，有时竟高达178‰。作为所有疾病中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南部各州流行病肆虐期间，恐慌的人们四处流窜，商业完全瘫痪。要想了解死亡率到底多高，看看1793年，费城爆发黄热病，短短三个月就有一万人死亡。十九世纪早期，西班牙流行病蔓延形势严峻。浏览拉·罗什关于这个主题的名著就能发现，在南部各州历史中，黄热病具有重要地位。哈瓦那自成立以来，一直是黄热病的温床。医学界的顶尖专家都兴致勃勃地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但都徒劳无功。一个又一个委员会都被任命研究这一课题，可都颗粒无收；已有各类有机组织被声称是黄热病的病因，还出现过未经合规训练或缺乏适当技术而进行调查的相关悲惨事例。到1900年，不仅所有基本问题被解决了，而且梅森和罗斯对昆虫传播疾病的研究为观察者提供了重要线索。人们反复提出，蚊子叮咬和热带性热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尤其是优秀学者莫比尔的诺特和法国医师保佩苏埃。但是，第一个明确宣布黄热病与蚊虫理论的是哈瓦那的卡洛斯·芬莱。早在1900年春，在美国占领古巴期间，卫生署长斯滕伯格（他自己就是最活跃的黄热病研究者之一）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开展全新调查。陆军医学院细菌学教授瓦尔特·里德博士担任负责人：其他成员包括美国陆军的卡罗尔博士、哈瓦那的阿格拉蒙特博士和杰西·W·雷齐尔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我们对这项研究非常感兴趣，因为瓦尔特·里德博士是韦尔奇教授的爱徒，对所有人都热诚以待，经常到访我们实验室。杰西·雷齐尔博士曾是我的家庭医生，也曾与塞耶博士和我一同参与疟疾研究，他放弃了我的临床实验室工作，选择加入该委员会。

所幸，当时在古巴的总司令是军队外科医生伦纳德·伍德将军，他是第一个重视这一发现的人。哈瓦那的环境卫生由戈加斯博士负责，九个月内清除了该市的黄热病。除美国撤军后的一次轻微爆发外，此后的哈瓦那再未出现困扰了这里数世纪的黄热病。正如伍德将军所说，“里德的发现每年挽救的生命，比古巴战争中死亡人数更多；每年挽回世界商业利益的经济损失，比古巴战争的成本更大。里德到古巴的时候，我手下官兵有三分之一死于黄热病，想尽办法但仍不能控制病情，为此我们感到很沮丧”。在哈瓦那之后，韦拉克鲁斯和巴西的其他中心地区同样遭遇了黄热病害。可以肯定地说，多亏了里德及其同事的研究提供了适当措施，当下各国才无需担心会爆发这一曾经让国家陷入瘫痪、让人们闻风丧胆的传染病。

多亏了詹纳，在座没有一个人是麻子脸

十八世纪接近尾声时，医学实践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天花虽不像瘟疫或霍乱这样的灾祸，却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恶疾。在很多文明国家，基本每个人成年之前都会染上这种疾病。格洛斯特郡有名从业医师爱德华·詹纳，他的恩师约翰·亨特对他的叮嘱名言是：“不要左思右想，要动手尝试！”。他注意到，那些从母牛乳房感染上牛痘的挤奶女工不易感染天花。在这里给大家展示1796年牛痘感染者萨拉·奈尔梅斯的手。乳牛场自古以来就传闻牛痘可以预防天花。于是，詹纳用实验验证这一说法。以下是他的原话：“第一次实验对象是名叫菲普斯的男孩，在其手臂注射少许疫苗病毒，该病毒取自一名意外感染牛痘的年轻女子之手。尽管男孩手臂起的脓疱与天花接种存在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伴随轻微不适，这种相似几乎察觉不到，我几乎无法说服自己这个患有天花的小男孩已安然无恙。但接种几个月后，事实证明他已经脱离危险”。1798年，詹纳的实验结果发表在一本著名的四开本卷册上（*）。从那天起，天花就已得到控制。多亏了詹纳，在座没有一个人是麻子脸！一百二十五年前，半数以上的人都是满脸麻子。我们现在也明白了预防的原理所在：性质相似的疾病发作之后，可产生积极的获得性免疫力。天花和牛痘非常相似，其中一种在血液中形成的物质，对另一种的病毒具有抵抗力。我想任何理性之人都不会反对接种疫苗或谴责它带来的好处。我给大家展示普鲁士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病亡人数。这与其他未全面再预防接种的欧洲国家军队相比较，最有说服力。

微生物的发现

上个世纪中叶，我们对人类灭顶病灾（霍乱、热病和瘟疫）真正诱因的了解，并不比希腊人多。这时，伟大的巴斯德出现了。在他之前，埃及黑暗笼罩；他带来了一道光，渐渐照亮我们的求知之路。当时热病肆虐、传染病蔓延，甚至接触衣物都能传染疾病，所有这些事实都支持病因起于某种接触传染活体这一观点。这种观点确实由来已久，先人研究者早已发现了病菌，但据我所知，首次明确提出的人是十六世纪的维罗纳医生弗拉卡斯托罗，他认为传染病菌会在不同人之间传播；他最先在疾病传播过程和葡萄酒发酵过程中找到了相似点。这比基尔舍和列文虎克等人开始使用显微镜观察水中的微生物等早了一百多年，从而为疾病细菌“无限小”的观点奠定了基础。正是这项关于发酵过程的研究，帮助巴斯德为我们现在的医学发展夯实了基础。

这些研究引发了一场著名战争，促使巴斯德埋头苦干四五年——一场与微生物“自然发生”搏斗的战争。这是一场为时已久的战争，但显微镜的出现打开了新局面，发酵实验为哈维学说“生命来自卵”增添了砝码。意大利著名学者雷迪和斯帕拉捷都是实验领军人物。斯帕拉捷下结论道：没有自身不带细菌的植物或动物。但异形生殖掀起了激烈讨论，法国的普歇和英国的巴斯蒂安带头反对巴斯德。许多著名实验都给科学研究者带来坚定信念，永远摧毁了对“自然发生”的旧解。巴斯德一直以来都把疾病和发酵进行类比；后来又提出，“最想要的是尽力推进这些研究发展，从而为各种疾病起源的重要研究铺路”。如果乳酸、酒精和丁酸发酵的变化是由微生物体引起，那么同样的微生物不就也会引起腐烂化脓性疾病患者的变化？作为受过严谨训练的化学家，巴斯德已从发酵研究转向生物学研究领域，逐渐坚信人体和发酵之间的腐败变化具有同一性。他已经做好进行调查研究的充分准备，而这一研究迄今也只限于医师行列。

巴斯德提出类比发酵和传染病，实在令人钦佩不已。1863年，他向法国皇帝保证，势必“找到腐烂和传染病的诱因”。他研究了葡萄病害，把握了最重要的实践方向，这时出现了改变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机会，并深刻影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多年来，一种蚕病摧毁了法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于是政府于1865年要求巴斯德放弃实验室研究和教学工作，全心投入调查研究这种病害。随后，他花费了数年时间成功攻克这一难题，每名科学学子都应好好了解这段故事。这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第一次将自己的实验方法成功应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成为实践专题研究最显赫的贡献者之一。

在对鹿的疾病和醋的生产模式进行系列研究后，巴斯德越发相信这些发酵研究是确定传染病性质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的杰出英国哲学家、比同一世纪任何人都更重视实验方法的罗伯特·波义耳曾经说过，能够发现发酵及其过程的人，最有能力解释某些疾病性质。

1876年，科恩的《对植物生物学的贡献》（卷二，第277-310页）中有篇论文名为《炭疽病的病原学》，出自德国沃尔什腾的医生罗伯特·科赫。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铭记，是因为它是传染病诱因研究方法的新起点。科赫证明了死于传染病的动物血液中不断出现病菌。多年以前，波伦德和达韦纳已经发现了这种有机体，但科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展是，在人体外无污染条件下培养出有机体，然后通过将其接种到动物体内，人工创造病菌。科赫不愧为医学界的伽利略，通过新技术——无菌培育和分离染色，引领我们进入了新世界。1878年，他继续发表了研究成果《伤口感染的病因学》，最终证明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以上出自这名乡村医生的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为现代病菌学奠定了基础。

以上段落选自《现代医学的演进》

现代医学的演进

威廉•奥斯勒|著

钟欣奕|译

原标题：《古代医学那些有趣（可怕？）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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