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解剖室里的“无语体师”：宁愿学生在我身上划20刀

她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遗体拿起手术刀。

苗妍小心翼翼用刀尖划开“病人”皮肤：血管、肌肉、肌腱……她回忆那一刻：强烈感受到自己是一名医生。

2016年，大连医科大学（下文简称“大医”）招收了1600名学生，其中约有1000名学生要和苗妍经历相似的第一次。

这一年，大连市有47名志愿者无偿捐献遗体，他们被学生们尊称为“无语体师”。

在大医解剖馆的“仰止厅”里，有一句遗体捐献者的留言——“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试划二十刀，也不愿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24小时电话

2017年2月13日中午，大医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徐飞的电话响了，这是一部遗体捐赠专用手机，24小时开机。

电话来自一名辽宁省阜新市的捐赠志愿者家属。捐献者前些日子病危，这一天突然感觉好很多，提出最后的愿望：想去看海。子女希望满足老人，却担心老人半路过世，咨询徐飞要做怎样的准备。

通常在接到捐赠者过世通知后，徐飞要第一时间安排车辆和人员去现场接收遗体。这一天直到晚上9点，家属也没给徐飞打电话。他琢磨着，老人应该是顺利看到海、平安回医院了。

对于来电，徐飞大概在不希望与希望之间徘徊。电话的情形有很多种：除了志愿者离世的通知，也有人咨询捐献事宜；有捐献志愿者深受病痛折磨，来电苦求徐飞提前把自己接走；有捐献者家属间出现分歧，打电话询问志愿书是否可以作废；有捐献者妻子来电询问老伴儿遗体的使用情况……

徐飞从2009年开始负责接手遗体接收工作，接触了许多捐赠者。

捐赠者中有一位孤寡老人。社区工作人员常去家里看望她，她生病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也很照顾她，老人觉得无以为报，委托了社区人员申请遗体捐赠。

徐飞和同事开车接老人遗体时，社区工作人员准备了鲜花。在老人家里，众人默哀，三鞠躬。车缓缓开走，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行注目礼，老人安静地躺在后座的担架上，前后各放一束鲜花。

还有一位大连理工大学教授，2002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症。2013年，老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决定将生前所有病历资料和全部组织器官去世后捐献给医学院校，专门用于帕金森症的相关研究。

两年后老人离世。女儿丛林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她太痛苦了，想知道治疗这个病到底困难在哪儿，不想让更多人承受一样的痛苦。”

来找徐飞的还有老红军，他们觉得自己的命是战友拿命换回来的，去世时要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徐飞也见过许多家属。

他记得有一位老人住五楼，担架搬运遗体不便，老人的儿子亲手把父亲的遗体抱了下来。

也有不配合的家属。一个老母亲生前立遗嘱要捐赠遗体，过世后，家属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反复跟徐飞约改取遗体的时间。

徐飞去到殡仪馆，发现老人亲属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为了争夺遗体厮打起来，最后老人的遗体被抢走火化了。一方拿着老人遗嘱问徐飞，可不可以去告他们。

对于捐献，捐献者子女往往比捐献者家属顾虑更多。

戴华（化名）当初听到父亲要捐赠遗体的“壮举”时，担心会让人觉得“连父母后事也不处理”，但她拧不过父亲戴秉忠“你们如果不让我捐，就是逆子”的决心。

戴秉忠年轻时留学苏联，退休前是化学领域的工程师。退休后，他把留学经历写成回忆文章发表，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生活用具捐给了博物馆，最后选择捐赠遗体。“捐献思想上的东西，捐献手头上的东西，最后捐献遗体，这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终究没白来一回。”

他和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负责人徐飞商量好，去世时要穿化学研究者的白大褂，拜托徐飞把他的心脏做成标本装到瓶子里，还起好了名字——“戴秉忠的爱心”。

无语体师

所有遗体被运回大医后，徐飞会从其股动脉向遗体注射福尔马林，随后将遗体完全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三个月以上。

苗妍大一上系统解剖学第一堂实验课时，班里每个人都叠了一只白色千纸鹤，把千纸鹤摆在装有遗体的冰柜上，进行宣誓。

大二上学期，临床及其相关学科学生上手解剖。苗妍记得遗体从地下遗体库运上来时，组里同学集体默哀，每人对着冰柜里的遗体都说了一句心里话。

这具遗体将伴随他们整个学期的学习，他们为遗体制作了标牌，上面写着序号、遗体的名字以及所有即将在他身上做手术的同学姓名。

手术时，每人会有不同分工，除了头部，从四肢到腹脏内腔，都要解剖一遍。苗妍所在的小组和另一组共用一具遗体，一组7-8人，每组解剖身体的一半。

两组共用一具遗体，因为遗体紧缺。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6年上半年，器官捐献案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目前，我国年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但人体器官供需比为1:30（美国为1:4、英国为1:3），仍存在巨大缺口。

徐飞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1000名学生学习局部解剖，按目前两组合用的方式，至少需要70具遗体，而2016年仅接收到47例捐赠。不足的部分学校只能向其他医学院校申请支援，而其他学校每年可接收到的遗体捐赠情况，也大致相同。

曾在日本留学的徐飞了解到，日本医学院实行精英教育，每年只招大概100人，约4人共用一具遗体。局部解剖学400多个学时，每学时90分钟，国内的局部解剖学50几个学时，每学时40分钟。中国的医学生在美国不被承认，去日本需要重新考试，因为学习量不够。

苗妍的课业非常繁忙。她大一从周一到周日，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7天满课。徐飞为澎湃新闻介绍了医学院的40多门课，除了解剖学，还有组织胚胎学、病理学、思政课……

整体学时超标，学校研究要缩减20%，有些课学时不可变。徐飞担心解剖学会被进一步砍掉学时，导致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我培养出来的大夫敢不敢让他们看病？”

清明节，实验室的冰柜上放着几支鲜花。不是学校组织的祭奠活动，是学生自发纪念“无语体师”。徐飞看了心头一暖，觉得这样的学生将来一定能成为好大夫，因为把患者挂在心上。

在局部解剖学结课的时候，学生们会组织对“无语体师”的告别活动。戴秉忠在2012年3月29日参加过一次。

那天他夹在同学中间，每人拿着一束康乃馨，白的、黄的。大家依次在盖着白布的“无语体师”前献花、鞠躬。

“一进去时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真正站在遗体前把花一放，我眼泪自然就流下来了。”他对澎湃新闻回忆，那天有人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不是见到遗体悲哀，我是感到同学们这样地尊重（无语体师），感动……看到大家能够一束一束鲜花放在那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荣幸，我（将来）也有这么个机会”。

同一天，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服务队的教师和同学来过戴秉忠家里两次，拎着水果。同学都是戴秉忠孙子辈的孩子，抢着问能不能在家里帮忙做点什么活。学生们感恩戴爷爷，老先生也感恩这些学生，惦记着孩子们买水果花钱，他考虑将来给服务队也捐点钱。

生命重托

苗妍参加了服务队，还被选为了副队长。2016年10月15日，她参加了为火化后的“无语体师”举行的海葬。一声长笛鸣响，船只行驶到海葬区域，志愿者们和遗体捐献者家属一起将装有“无语体师”骨灰的降解罐葬入大海。

那天回来后，服务队队员肖慧玉在朋友圈记录了捐赠者家属的话：“奶奶年轻一直想考医学院校，遗憾没能实现愿望。死后能为医学做点什么真是最大的荣幸”；“每次到大医啊，就觉得咱爸还在”……辅导员常海波在下面留言：“牢记使命，担当生命重托。”

大连医科大学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大连地区登记填表人数2075人，实现捐赠人数313人，其中2014年登记填表人数115人，实现捐赠人数31人；2015年登记填表人数208人，实现捐赠人数52人；2016年登记填表人数213人，实现捐赠人数47人。

2014年6月，大连医科大学解剖馆设立捐赠志愿者纪念厅“仰止厅”，厅内的“奉献榜”上挂满了遗体捐赠者的照片。捐赠者当中，有14对夫妻，1对母子，年龄最大的99岁，年龄最小的41天。其中包含普通的工人、农民、残障人士、孤寡老人，也有军人、律师、医生、老师……

在纪念馆另一个房间里，墙壁上陈列着全国捐献者的事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邓小平和妻子卓琳：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4天以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2009年7月29日，卓琳辞世，捐献了角膜和遗体。

徐飞说，他也在考虑捐献遗体，在此之前希望捐献者的遗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规范使用。在校刊《生命礼赞》中，他曾写道：“我今天力行所能做到的敬仰，就是我未来百年之后所能承受的庄严。”

庄严的获得离不开立法的保护，纪念馆记录了几百年来，国内外有关遗体捐献的法律沿革：

为了规范使用遗体，日本于1832年制定从事解剖的学校资格认定法规。之后，在欧美日器官捐献和移植开始普及。1968年英国制定了全国解剖遗体赠与法，1983年日本正式实施遗体捐献法。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器官移植法》，申请驾照的同时可签署遗体和器官捐献协议，要求随身携带捐献卡。

2001年3月1日，《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遗体捐献法规。

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发布，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登记流程等。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我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8866例，捐献大器官近2.5万个。

从事遗体捐献工作多年，徐飞希望推进遗体捐献规范化，也希望更多人了解遗体捐献。他组织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开展励志讲座、走访捐献志愿者及家属、祭扫捐献纪念碑、到各地开展遗体捐献宣传……

在他留学日本的记忆里，有一炷香。那是对遗体捐献者的敬畏，是日本医学院学生做解剖实验时总会点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