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的现代社会“女诫”：换不起鞋的，就主动裹上脚

以“顺其自然”为人生准则的金星又做了件顺其自然的事，成为爆款节目《中国式相亲》的主持人。此前，舞者金星已在电视行业深耕多年，在《金星秀》中大谈婆婆妈妈、大婆小三这些中国式婚姻状况，时不时地对热门公众人物的婚姻家庭观进行毒辣点评，俨然成为新时代的女性导师。但这位导师的“教育方针”却引起女性群体的两极分化：支持者誉她为“毒舌犀利真性情”、“比女人更了解女人，比男人更了解社会”，而反对者则视她为“大写的直男癌”，在给女性灌一些她自己根本不会喝的“毒舌鸡汤”。

自古以来，不乏有对其他女性进行启蒙或教育的女性，古有班昭写下《女诫》七章—— “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成为东汉到民国初期女性的启蒙读物。近代则有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诉尽天下不平事，愿女性“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这两位中国女性，与电视产业所推出的金星，都在试图定义“何为女性”与“女性何为”，也成为了千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注脚。

班昭与金星：卫道士与招魂幡

在班昭所代表的漫漫历史中，生理性别（sex）成为区分人类社群标准的最基本依据，在“男人”和“女人”的划分基础上“自然”确立了男性的优等与主导地位，衍生出了一整套社会规范，用于定义男女两性的特质差异，制定评价了男女两性的标准，并限定了男女两性的活动范围。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掌握着话语权，占据着所有公共领域，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家庭的主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女性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手工、家务等私人领域。

《女诫》短短数篇，就规定了女性的一生：她出生时，父母要用各种仪式告知她，她是地位低下的、卑弱的、恭敬的、不辞劳苦的；出嫁之后她要贤惠，对丈夫恭敬和顺，不能放纵恣肆，不能与丈夫争辩，将丈夫当做自己的天；她平日行事需守节规矩，言辞不能引起他人反感，衣着打扮要干净得体，认真干活操持好家务；她对待公婆要逆来顺受，不能争辩对错，用谦顺二法得到小叔子小姑子的欢心。

金星被广为诟病的“直男癌”言论中，也有《女诫》的影子——“我的价值观就包括女孩子不能多说话”、“我觉得做女人就得干净利索，别一副懒相，这是我跟我妈学的”、“上天公平地给了女人两次机会，一是影响你的丈夫，一是教育你的孩子”、“男尊女卑有它的道理，在这片土壤上它有它的道理”、“女人一定要有那种能够让人，看的人就觉得这个女人很有妇道，就好过一点，你不要跟男人争高低。争高低有什么用？那是带你玩一玩”、“所以女人还是要沉下来，千万别跟男人争。都知道这帮男人不如你，我比你们都强，但是我还是在推你，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你们定的。”

如果班昭在世大谈《女诫》，恐怕吸引不到太多女性粉丝，因为她开宗明义“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即为了家族的荣光，女性需如此行事。而一旦与男性有所冲突，就会被辱骂甚至被鞭打最后夫妻离心，为夫族父族所不容。她避而不谈女性本身的欲求、渴望，女性的一生只为他人而活，是一个家族繁盛背后浅淡的身影。

而自称“特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金星则换了一种表达方式，用她自己的讲座名称叫“如何与这个男权社会智慧相处”，“这是男权社会，女人有眼力见儿，通情达理，各个方面你日子才好过”。这种眼力见儿包括主动回归家庭私人领域，承担生儿育女的重任，隐藏自己的才华，服从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成为男性的襄助者而非竞争者，获得的回报是拥有一个更加美满的家庭。

班昭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规定了女性应该服膺于男权结构，而金星则用糖做诱饵劝说女性要开始自我驯化，不能以公共领域的平等作为性别的诉求。她们代表着对于男权屈从的两个方向，班昭从男性的立场出发训诫女性，裹起来的小脚难受但不许放开——这是一个严肃的卫道士，而金星则以为你好的名义劝说女性，现在鞋太小你的脚裹一下更舒服——这是一道甜蜜的招魂幡。

反对者们点出金星的自相矛盾之处——早年金星的存在和她的跨性别实践已经打破了以生理性别（sex）等于社会性别（gender）这一公式，鼓励“女孩子不能多说话”的金星自己却以说话毒舌而获得关注、名利，认为“丈夫孩子是人生两大机会”的金星并没有放弃事业的努力，在电视节目外的表达中说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事业以及对于事业的责任感，鼓吹“男尊女卑”但她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内女主外”，外籍丈夫选择了与她留在中国。

但结合金星本人的其他言论与实践，这又是自洽的。在早期的自传《半梦》和后来的访谈中，金星都提到她很难与中国男性成为恋人甚至成立家庭——所以她选择了她的外国丈夫。金星“想做个全职主妇”，但是家庭环境需要她“继续奋斗”，金星的丈夫欣赏的也是她的独立，“所以我为我的付出心甘情愿买单”。金星崇尚自由和自我选择，“自由第一位，然后家庭，然后是事业，爱情顺其自然了。”她对于家庭关系的表述也远非《女诫》那一套，如婆媳关系需平等，但其前提是“财政权独立，照顾权独立，生育权独立，教育权独立”。

所以她的性别观中有相当大的弹性——女人要想不裹脚，需换得起鞋；如果换不起鞋，你主动裹脚会活得更舒服些——她本人就在“换鞋”和“裹脚”模式中自由切换游刃有余，这就是金星的“眼力见儿”和生命实践。

秋瑾与金星：栽树人与砍树人

金星的性别观和一些患了“男权癌”的“社会工程师”对女性的需求不拍而合——一方面中国女性需要作为劳动力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另一方面她们需成为人口社会再生产的主力军，她们不能不从事社会生产或人口再生产，也不能只从事社会生产或人口再生产，更不能消极地从事社会生产或人口再生产——要让社会中的一半人群心甘情愿地追随社会的指令舞蹈，需要一个领舞者去领会推广“社会工程师”的安排。

金星有意或者偶然地，成为了这一个领舞者，也只有跨性别的金星才能够一手大棒一手甜枣地持续蛊惑——她用自己曾为男性的生命经历，告诉女性你要与男性竞争势必引发整个男性群体对你的反扑，而这个社会是男权社会，你能招架得住么？她又用自己身为女性的生命经历，告诉女性你们还有家庭可去，拥有丈夫孩子也可以实现人生的圆满，甚至可以在道德上教化男性。

对于“裹脚”理论，一部分换得起鞋又不想裹脚的女性赞同金星的真诚，毕竟金星还没厚颜无耻到说女人天然应该裹脚并应该自愿裹脚，而指出这是性别不平等下的权宜之计。一部分换不起鞋也不想裹脚的女性将金星式鸡汤当作了安慰剂，似乎能平息一下将用布条紧裹错位脚骨的疼痛。而一部分自愿裹脚的女性，无论疼痛与否，则会更加认同裹脚这一人生安排，并认为脚本来就应该是三寸，约一包香烟的长度。

另一部分换不起鞋但坚决不裹脚的女性，与换得起鞋也不愿裹脚的女性，对金星持批评态度。这是因为金星的性别观不仅散发出了浓厚的陈腐、偏见与恶意，她的潜台词就是：首先，目前中国社会给予中国女性的鞋就是三寸，就是比给中国男性的鞋要小，男女生而不平等，女性根本无需置疑、无需协商、无需抗争；其次，如果进入社会生活，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必然是对抗式的存在，中国男性不允许中国女性在公共生活中与其竞争，会恶意地去扼杀中国女性的才华。最后，中国女性你也可以换个鞋，例如换一个外国老公，但你也需知道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并不现实。

说金星言论陈腐，是因为哪怕在男女实际非常不平等的18、19世纪， “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已经被女性提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的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运动，已经开始诉求是女性应与男性有同样的财产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选举权等其他政治权利。1920年美国妇女拥有了完全的选举权，1928年英国妇女拥有了完全的选举权，法国的女性于1944年获得选举权。同样的历史时段里，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女性觉醒伴随着历史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女性运动已经开始要求女子参政权、兴办女子实业、争取女子社会权利，如放足、剪发、入学与婚姻自由等。

百年前的中外女性前辈们告诉我们，鞋不必只能是三寸，脚也不必只能是裹着。

说金星言论充满偏见，是因为她对中国男性的认知以偏概全，将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视为相克的存在。诚然，“直男癌”不在少数，试图通过剥削女性获得收益的男性不在少数，但比百年前，也不可能更多。1904年，中国女权先驱秋瑾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尚且认为男性中有“好老子”和“好男人”，不应该“自己放弃责任”，而应该“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将男性鼓励、培养、改造为“好老子”和“好男人”。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最初与五四运动欲唤起的“人权”自觉一致，但很快被民族精神所替换，“女性”概念也逐渐被替换为从“社会解放”思路衍生的“妇女”概念。 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处于解放“对象”的女性同社会中的进步男性站在一起来反对旧的父权制度，并一起加入了民族解放、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

百年前的中国女性前辈们告诉我们，中国男性不必只能是中国女性的“对立面”，无论从家庭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律令也不是外国男性赋予的，而是中国女性用鲜血与牺牲，与中国男性一起抵御外敌、参加社会劳动、建设一个新中国挣来的。将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就无法理解近代已降的中国男性，你能明了清末的康有为为何在《大同书》中呼吁“男女皆平等独立”么？你能读懂建国后毛泽东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么？更加辜负了近代已降的中国女性先驱，她们的左右奔走、放声呼吁、浴血牺牲，并不是为了让女性追随“男权癌”取向的“社会工程师”的指挥棒，而是为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和自由。今天的中国女性，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占一席之地，能够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能够实现同工同酬，并不是因为自己卑弱恭顺而被中国男性所赏赐，而是因为自己强大自信而能够与中国男性一起建设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社会。

狂风始于青萍之末，金星式性别观的流行，是对近百年来中国女性先驱抗争牺牲的一场讽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变化的一种表征，更是对当下中国男性以及中国女性的一场考验。我们是要越活越过去？还是得一起并肩向前走？

谨以秋瑾一百年前的话，来警醒可能又要回到百年前的所有中国女性：

“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制约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子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甚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